（2）岑仲勉在《隋唐史》書中說：“想必緇徒輩一麵為其出宮為尼作掩飾，一麵又以張吾軍而引人入彀也。”又說：“陳寅恪即據此孤證而信則天少時曾為沙彌尼……僧人既可以《大雲經》傅會女後，安見其不替則天遮醜，此種過信，殊未能聯係實際。”
陳、岑二氏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可以通過《立武昭儀為皇後詔》來解決。詔書是高宗立武為皇後的聖旨，《大雲經疏》是宣傳“唐氏合微”，武是真命天子的佛教符讖，在當時，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詔書頒布在前，經疏頒行在後，經疏中所說武的曆史，絕不能與詔書相違背，這是很明顯的道理。詔書中既然隱瞞了武二十六歲做尼姑的一段曆史，如果經疏中直書其事，豈不是搞糟了麼？
經疏為了附會“黑河女主”之符，需要宣傳武做過尼姑，而又不能暴露出她二十六歲做尼姑的真情實況，隻有把時間挪前，捏造“幼小時已被緇服”的假話，不與《立武昭儀為皇後詔》的內容相衝突。
還有一個旁證。武三思《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後碑銘（並序）》中，有一段涉及武幼年生活的話：“特以聖上（武）年居膝下，愛切掌中，理借劬勞，方資顧複，宣和諭善，屢積葭灰，日就月將，頻移柘火……”隻字未提武幼年為尼，碑中盛稱楊氏（武之母）篤信佛教，如有此事，怎會避而不談？
高宗召武進宮非永徽五年
既然《立武昭儀為皇後詔》《大雲經疏》中都沒有暴露武第二次進宮的曆史，在武三思等主持下所編修的《實錄》中，自然也要為她隱瞞。五代時期所修的《舊唐書》以及宋代所重修的《新唐書》中，雖然記載了這段曆史，但沒有進一步考訂高宗將武從感業寺召進宮的具體年代。《資治通鑒》中也隻籠統地介紹了一下，該書卷一九九《唐紀十五》雲：
（永徽五年三月）庚申，加贈武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
初，王皇後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後疾之……太宗崩，武氏隨眾感業寺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後聞之，陰令武氏長發，勸上內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未幾大幸，拜為昭儀……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托以褒賞功臣，（遍贈屈突通等）而武士?預焉。
這段文字介紹了五件事：[1]高宗、武在感業寺會見。[2]王皇後叫武蓄發。[3]高宗召武進宮。[4]封武為昭儀。[5]追贈武士?等官職。永徽五年三月庚申，是最後一件事的時間，而不是五件事都是這個時間。可是，古今學者們往往把高宗召武進宮的時間，誤認為永徽五年。這樣，便與一係列的史實不符。
（1）武共生四男（李弘、李賢、中宗、睿宗）二女（長某、次太平公主）。李弘生於永徽三年（據《舊唐書》卷八十六《孝敬皇帝弘傳》所雲，弘卒於上元二年，年24歲推算），四年正月“立為代王”（據《唐會要》卷二《追諡皇帝》；《舊唐書?孝敬皇帝弘傳》。《全唐文》卷十五高宗《孝敬皇帝睿德記》雲：“年才一歲，立為代王。”這件第一手的資料，證實了李弘三年出生，四年封王）。如果武於五年進宮，怎樣解釋這件事呢？皇帝身份的高宗，和尼姑身份的武，搞出私生子，是可能的；但高宗下詔書封這個私生子為“代王”，是不可能的。如果這樣辦，詔書中如何措辭呢？母親進宮的年代，一定是在兒子封王之前――武進宮的年代，一定是在李弘封王之前，這是可以用情理來推斷的。
（2）再看看當時宮廷內部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情況。《新唐書?則天武皇後傳》雲：“一旦顧幸在蕭右，與後不協……故昭儀伺後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後及妃所為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後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帝不能察，怒曰：‘後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媚，今又爾邪！’由是昭儀得人其訾，後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後意，久之，欲進號宸妃……昭儀乃誣後與母厭勝，帝挾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武與王後、蕭妃進行鬥爭，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她費了許多心機，經過一段時間，才取得高宗信任，戰勝王、蕭的。
據《資治通鑒》，“（永徽五年六月）中書令柳以王皇後寵衰，內不自安，請解政事；癸亥，罷為吏部尚書”。又，是歲，“上因從容言皇後無子以諷無忌”，“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如果武是永徽五年進宮，短短的幾個月中，就能使王後“寵衰”，以至於高宗非廢她不可；使王後的舅父柳感到“不安”，非辭去宰相不可；使失意的官僚許敬宗感到有向上爬的機會，“數勸”長孫無忌，以討好於高宗、武嗎？這麼複雜的變化，絕非幾個月內所能辦到的事。
武第二次進宮，應是哪一年呢？根據史書記載及上述分析，高宗召她進宮應在永徽二至三年。
《通鑒》刪《立武昭儀為皇後詔》中十六個字
唐高宗《立武昭儀為皇後詔》的原文是：“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之內，恒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嚐迕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之錫，已經八載，必能訓範六宮，母儀萬姓，可立為皇後。”
《資治通鑒?唐紀十六》，引用這個詔書，將“之錫……萬姓”十六個字刪去（《全唐文》同）。我是根據程大昌《考古編》卷七《立武後》條校補的。
被司馬光刪去的十六個字，非常重要，特別“已經八載”四個字，乃是整個詔書的點睛之筆。其目的是隱瞞唐太宗卒後，武到感業寺（一作安業寺）做尼姑，高宗又把她召進宮的一段曆史，並偽裝成：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就把武“賜”給高宗，到永徽六年，“已經八載”了。這雖然是假話，但在當時的政治鬥爭中是起了作用的。據《冊府元龜?宰輔部?諫諍三》，褚遂良反對高宗立武為皇後的重要理由是：“且武昭儀經事先帝，眾所共知，陛下豈可蔽天下耳目？萬代之後，何以稱傳此事。陛下儻虧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則敗亂之端，自此始也！伏願再三思審。”高宗、武為了抵製反對派的言論，不得不捏造出“事同政君之錫，已經八載”雲雲。
武利用道經廢李忠立李弘
道經如《老君音誦誡經》雲：“老君當治，李弘應出”；《老君變化無極經》雲：“木子為姓，諱弓”；《三天內解經》雲：“（老子）變化無常，或姓李名弘字九陽”；《太上洞淵神咒經》雲：“真君者，木子弓，王治天下，天下大樂……”史籍如《晉書》《魏書》《宋書》《隋書》記載“以李弘名義起義的共有十例”。唐長孺《史籍與道經中所見的李弘》指出：“道書的讖言遠承秦漢讖緯，如劉秀以赤伏符受命之類，並非襲自佛經，但老君降世卻和佛經中彌勒降生非常相像……”又特別指出：敦煌所出《洞淵神咒經》卷一、卷七均有“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為皇太子於靈應觀寫”之題記，“可能正為了表示李弘是應讖當王，廢（李）忠立弘合乎天意”。讀後甚感興趣，今補撰三則。
（一）
李忠是李治（唐高宗）長子。李弘是李治第五子，武後所生長子。關於爭奪皇太子位之經過，兩《唐書》、《資治通鑒》均有記載，擇要錄如下：
[HTF]永徽三年（652）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為皇太子”。
（《舊唐書》卷4《高宗紀上》）
永徽六年（655）十月己酉“廢（王）皇後為庶人”。
永徽六年（655）十月乙卯“立宸妃武氏為皇後”。（以上《新唐書》卷3《高宗紀》）
永徽六年（655）十一月己巳“禮部尚書許敬宗希旨上疏曰：‘……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升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暉宜息’。安可以茲傍統，叨據溫文……”（《舊唐書》卷86《高宗中宗諸子傳?燕王忠》）“上召見，問之，對曰：‘皇太子，國之本也，本猶未正，萬國無所係心。且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上曰：‘忠已自讓。’對曰：‘能為太伯，願速從之。’”
（《資治通鑒》卷200）
永徽六年（655）冬“（武）皇後殺庶人。”
（《新唐書?高宗紀》）
顯慶元年（656）正月辛未“廢皇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為皇太子。”
（《舊唐書?高宗紀上》）
孝萱按，唐高宗八子：後宮劉氏生李忠，鄭氏生李孝，楊氏生李上金，蕭淑妃生李素節，餘為武後所生。比較李忠與李素節的出身，李忠低而李素節高，為什麼永徽三年立李忠為皇太子呢？《舊唐書?高宗中宗諸子傳?燕王忠》雲：“王皇後無子，其舅中書令柳說後謀立忠為皇太子，以忠母賤，冀其親己，後然之。與尚書右仆射褚遂良、侍中韓瑗諷太尉長孫無忌、左仆射於誌寧等，固請立忠為儲後，高宗許之。”在“王皇後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後陰不悅”的情況下，如果蕭妃之子李素節被立為皇太子，形勢對王後更為不利。可見李忠被立為皇太子，是王後與蕭妃鬥爭的結果。《全唐文》卷12唐高宗《降太子忠為梁王詔》強調“論嫡庶之分，辯貴賤之禮”，這是許敬宗主張廢李忠的理由，也是李忠“自讓”的理由（姑且不論李忠是否真有“自讓”之事）。值得注意的是，《舊唐書》在敘述許敬宗“上疏”（《請立皇太子疏》）時，有“希旨”二字。所謂“希旨”，即希武後之旨。不廢李忠，不能立李弘，這是宮內權力再分配的又一次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