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以後我通過對周圍的觀察以及自己親身的感受，深感道德建設對我們國家和民族都是一個至關重要和迫切的問題，於是我在所在的學校開設了“人學”，顧名思義就是做人的學問，希望能幫助年輕學生走好人生之路，做一個對社會、對人民有用的人，有益的人。
2002年在翻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時，我知道原來亞當·斯密還是一個倫理學家，於是，我讓兒子從英國買來了亞當·斯密的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原著。買回之後我又打聽到這本書已有譯本，於是我又千方百計找到了譯本《道德情操論》。仔細閱讀後，我覺得譯文不大理想。一是有些文字生澀難懂，二是誤解誤譯之處不少。為了能給廣大的讀者奉獻一本較好的譯本，以配合我國正在進行的道德建設，我決心重譯；同時向正在有計劃地組織和從事重譯世界名著的陝西人民出版社寫信聯係。不久我的重譯計劃就得到了他們熱情的支持，在這裏我應該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我是一個斷斷續續從事翻譯五十多年的翻譯愛好者，我深知任何一本有價值的著作的翻譯出版，沒有出版社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出版於1759年，是亞當·斯密的兩大傑出巨著之一，是《國富論》的姊妹篇。它雖是亞當*斯密出版的第一本學術著作，但它卻是亞當·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長期講授和研究道德哲學的結晶。它雖然是亞當·斯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然而卻是他花費了畢生精力和心血所寫出來的一本書。亞當·斯密不但是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現代政治經濟學之父，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的倫理學家。他曾在格拉斯哥大學長期講授“道德哲學”。在當時不但倫理學是道德哲學的一個部分，就連經濟學也是道德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在亞當·斯密從事《國富論》的寫作期間，他還在不斷地修改和完善《道德情感論》，前後修改達五次之多，直至他生命的最後幾年都沒有中斷。1790年亞當·斯密逝世前幾個月，他才完成第五次的修訂工作，在這次修訂中他增添了不少新的內容。這次的修訂使它成為了最為完美的一個版本。可見亞當·斯密對此書的重視，以及此書的不朽的學術價值。亞當·斯密在1788年3月15日致托馬斯·卡德爾的信中曾寫道：“我是個遲鈍的人，非常遲鈍的人，每一篇作品在我能勉強滿意之前，至少要反複寫六七遍。”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是一本罕見的，也可以說是至今惟一的一本全麵、係統、深刻、細致分析了人類情感的書。而亞當·斯密在分析人類的這些情感時又是從道德的高度、從個人和社會的福祉出發。所以他把它們稱作道德（Moral）情感。亞當·斯密在書中鄭重地談論了“同情”以及隨之而來的報答與懲罰，談論了正義和仁慈等等。當然也談到了愛、自愛、自我克製、意誌、大度、慷慨、正直、勤儉、愛國等等高尚的情感。同時批判了自私、虛榮、嫉妒、仇恨、貪婪、非正義、背信棄義等邪惡的和不道德的情感，正是這兩類不同的情感構成了人類的美德與邪惡。在情感的基礎上亞當·斯密又進一步論述了人類的各種激情和情緒，而貫穿所有情感的激情的卻是表現的適度（Propriety）問題，他認為隻有情感表現或發泄適度時才是最完美的情感和美德。伴隨情感的適度而來的就是人的行為的適度。隻有當社會的成員都能具有令人愉快的高尚的情感和行為適度時，社會才會有和諧、安全和進步。如果說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追求的是“一個明白而簡單的天然的自由體係”，那麼他在《道德情感論》中所追求的則是一個從自愛、相互幫助、相互同情、自我克製和行為適度的社會。而這些不正是我們處在社會轉型期、經濟高度發展時期所需要的一切嗎？不正是今天我國社會所缺少的一切嗎？所以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感論》對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公民道德建設、以德治國都具有極其偉大的現實意義。
亞當·斯密是一個非常嚴謹的學者，觀察和分析問題細致入微，這一點在《道德情感論》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在談論同情時，強調要進入對方的心裏，調換位置。他對人性的分析更是入木三分，一針見血。在談到有些人專好奉承別人時，亞當·斯密就毫不留情地指出：他隨時奉承別人，為的是別人奉承他。所以，他說的雖是道德問題，卻絲毫沒有說教的味道，反而是相當風趣。正是這些對人類心理情感細致的觀察，入木三分的分析和深刻雋永的評論，構成了我理解和翻譯的困難。
有時為了一個句子是這樣譯，還是那樣譯要來回折騰幾次；一個詞（例如：propriery）應譯成什麼最合適，也要苦思冥想好久，而且我還不敢說，我現在的譯法就是最好的了，如果讀者讀到有些句子還是感到生硬難懂的話，也是我要請讀者體諒的。希望奉獻給人民、給讀者一本較好的譯本，畢竟還隻是我作為一個譯者的願望。
謝祖鈞
2004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