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
“懷川”這個稱呼來自於懷慶府“頭枕太行山，腳踏黃河灘，中間夾著個牛角川”的地理位置。
關於懷川人，有三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一是韓愈。《唐史演義》第七十六回《諫佛骨韓愈遭貶搖 縛逆首劉悟倒戈》中說：
唐“憲宗自淮西平後，侈心漸起，修麟德殿，浚龍首池，築承暉殿，大興土木。……群臣知無可挽回，樂得閉口不宣，虛糜祿位至元和十四年正月。鳳翔法門寺塔，謠傳有佛指骨留存，憲宗遣僧徒往迎佛骨，奉入禁中，供養三日，乃送入佛寺。王公大臣，瞻仰布施，唯恐不及。韓愈已遷任刑部侍郎，獨慨切上諫道：‘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嚐有也。……佛本夷狄，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使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固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悉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憲宗覽到此奏，不禁大怒，持示宰相，欲加愈死罪。”
韓愈明知諫佛骨之事是死罪，卻偏偏自己去找死。這是因為他認定一代帝王崇信佛法，會壞了大唐的江山社稷，而故以死相諫。這就是懷川人！
二是李商隱。李商隱生於公元願員圓年，卒於願緣願年，享年僅源遠歲。詩人一生是不幸的：三代孤寡的家世底色與背景，震耳欲聾地向他暗示著人的命若琴弦；裴、徐兩位姐姐的悲劇命運，為他稚嫩單純的童年留下了抹也抹不去的人生陰影；早年喪父的滅頂之災，使他感到“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倚之親”的惶恐；中年喪妻的斷弦悲曲，讓他椎心泣血於生命的如幻似夢；家庭與國家的責任，使他必須去挑為之建功立業的大山一樣的重量；類如轉蓬的幕僚生活，寄人籬下，使他咀嚼了人格與才能困獸猶鬥中的宿命。
但是，李商隱是懷川人，是懷川人在血脈中就必然淌流著懷川人永不言敗的人生悲情。李商隱是懷川人，是懷川人就必定在愛情、家庭與社會責任上用心、用力、用情。
詩人一生始終在生命極限上表達著自己，在他終生不醒的人生之夢裏，矢誌不渝變可能為不可能，變不可能為可能。詩人一生是夢中人，無論是纏綿悱惻的“玉陽夢”、“柳枝夢”、“蝴蝶夢”，還是為國建功立業的夢。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這是李商隱以詩人的眼睛，對自己悲劇人生的詩意寫照。“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這是李商隱對待生命態度的宣言。這還是懷川人！
三是朱載堉。朱載堉是朱元璋九世孫，是遷藩在懷川的鄭恭王朱厚烷的嫡子。朱載堉員緣猿遠年生於懷川，員園歲時被冊封為世子，苑遠年的漫漫人生在懷川這方土地上度過。他名垂世界文明史冊的科學、藝術成就，都是在太行與黃河懷抱中的這道川地裏產生的。員遠員員年“布衣王子”謝幕人生，安葬丹河西岸，他以自身生前逝後聾啞般的人生寂寞與孤獨，對人類科學與藝術做出了裏程碑式的建樹。
朱載堉一生棄絕世俗榮華，七次上書朝廷，辭爵讓國，甘為布衣，尋經問道於農舍寒寺，著書立說於風雨飄搖中的茅廬。他是扯斷自己的肋骨當火把的人，窮盡畢生的心血，在科學的崇山峻嶺中艱難的跋涉，在藝術的茫茫大海裏苦苦求索，最終成為一生忘掉自己而飲譽世界的曆史文化巨人。
著作等身的朱載堉作為王子，有足夠的物質基礎與精神地位成為陽春白雪的“勞心”者，但他鄙薄傳統的痼疾，索性脫去頌歌盈耳的黃袍馬褂，操起下裏巴人的木工器具與樂工的活計，用鋸、刨、鑿、斧實踐他在理論上求證的“十二平均律”。智慧與汗水使他把偉大的學說物化在“弦準”上，使之至今仍福惠著人類。西方藝術史把朱載堉稱做“東方文藝複興的巨匠”、“百科全書式的人物”，然而他在中國科學史、藝術史上本應占據的顯赫地位，竟然缺席長達三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