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運載工具上，山西商人以耐風沙幹旱的駱駝為主；徽商以船為主；而中原康百萬則兼而有之，既擁有敢於在險峰惡浪中行駛的船隊，又有適宜長途販運的騾馬“高腳隊”。
在經營思想上，晉商重錢不重官，“學而優則商”，從小就教育孩子怎樣掙錢；徽商重官不重錢，賺錢為做官，從小就教育孩子做官；豫商往往是深藏不露，“守中虛外”。可以這樣說，河南人的優點代表了中國人的優點，河南人的劣根性也代表了中國人的劣根性。中國傳統道德的“學而優則仕”，“尊儒黜商”，“重農輕商”，在河南人的思想中一直是根深蒂固，而康百萬的可貴之處，正在於他衝破了這種禁錮，大膽經商，且以經商賺錢，教育子孫從儒進仕，講君、臣、父、子，講忠、孝、節、義；以公益為手段，修黃河大堤、建學校、賑災民，贏得民心和朝廷的賞賜，達到做官的目的，回歸正統。
在經營辦法上，晉商以小勝大，往往從小商販開始，精打細算，各成體係，漸成氣候，發展穩定；徽商則從觀察入手，投機取巧，互相聯合，形成商幫，大的則走官府門子，盈大利，走紅運，窮奢極欲，誇富鬥靡，驟起驟落，曇花一現。盡管總體上徽商也活躍了三百年，但往往是你方唱罷我登台，難以像康百萬那樣，沉著老練，穩紮穩打，遇變不驚，處處為營，橫跨三朝、十三代而仍然富甲一方。
另外，晉商長期在外，婚姻不幸；徽商燈紅酒綠，多納妻妾；康百萬則要求婦女“三從四德”，家教極嚴。
豫商的代表懷商，能夠兼容優秀文化，使豫商享譽中外。懷商的大本營覃懷地區，位於山西、河南兩省的交界處，與晉商山水相連，也是晉商挺進中原的第一站。明朝時的山西洪洞縣向河南懷慶府一帶的移民，使許多優秀晉商和具有晉商文化傳統的人直接入住覃懷地區，為覃懷文化注入新的生機與活力。而懷商也能從晉商的經營之道中借鑒對自己有用的東西，這些成為懷商迅速崛起的基本元素，也使懷商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體係。人們說：“南京到北京，沒有懷川精。”就是中國人認可懷川商人的一種方式。這裏所說的精，一是精打細算，二是精明強幹，三是精誠團結。
總體上說，在我國曆史上，尤其是北宋以前，黃河中下遊的中原地區（包括陝西關中地區和山西南部）一向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但是長期以來，又是動亂頻率最高的地方。徽商（徽州六縣的商幫）的始祖，是西晉末年大動亂、唐末黃巢起義、北宋末期南遷時由中原逃去的名族。徽州緣遠姓，其中源怨姓是由中原遷去的。中原地區的物質文化、宗族文化、門閥文化、婚姻文化、喪祭文化、倫理文化以及建築文化等等，也傳到了那裏。地狹人稠、被逼從商的徽州商人，亦帶有濃重的中原文化氣息。
康百萬先祖，是明初由山西遷來的。因而不管晉商也好、豫商也好、徽商也好，在傳統文化和商業文化上又有許多共同之處。而在崇尚河洛文化上，徽商和豫商更為貼近些。
在曆史上，豫商雖不像晉商、徽商那樣雄霸當世，富甲天下，但曆代豫商對中國商貿經濟的貢獻，卻是彪炳史冊。
商代名臣伊尹是河南人，他很早就運用商品“重則至，輕則去”的流通規律，大力促進貿易，創造了商代的經濟繁榮，可說是中國最早的商業管理者；戰國時的商業巨子兼政治家呂不韋是河南濮陽人，他籌劃完成了“貨天下”的宏圖大業，堪稱一代人傑。北宋的都城汴京開封是當時世界第一大商業中心，在這裏誕生了中國最早的紙幣———交子，大大便利了市場流通；明代懷慶府藥材商組織了緊密型的民間組織“懷幫”，使懷慶會館遍布全國。清代河南鞏義的康氏家族，富過十三代，輝煌四百年，船行六河，土地員願萬畝，成為一代豫商的代表。
這種連綿不絕的懷商文化，影響了懷慶一帶乃至河南的民風。在河南現代經濟發展史上，懷慶一帶的八個縣市一直名列前茅。尤其被稱為“河南的溫州”的鞏義縣，作為中西部第一個百強縣，過去員猿 年一直穩居河南經濟第一線，連續七年在全國百強縣排名榜上名次攀升，被人們驚呼為“鞏義現象”。
總之，博大精深、淵遠流長的豫商文化，如一幅壯麗的《清明上河圖》，輝映著人類商業文化的長廊。中原深厚的文化底蘊所造就的勤儉、吃苦耐勞、踏實厚道、團結互助、白手起家的豫商精神，成為天下華商文化的血脈之一，使華商以鮮明的個性與猶太商人、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等世界著名商幫並肩而立，同台爭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