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初性本善，經商全憑善為緣。心字頭上一把刀，滾滾利源滿三江。
博大精深的懷藥文化可以演變、折射出社會的變遷。明清時期，懷慶商人（懷藥商人）的大量湧現，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密不可分的，商品經濟的發展造就了大批的商人，並在他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時代烙印。縱觀明清時期的懷慶商人，就一般而言，在商人的經營規模不斷地擴大，商業資本的積累越來越多之後，具有以下顯著的特點：
懷藥商人廣泛捐資興辦社會公益事業。商人們通過自己的努力發家致富後，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熱衷於興辦社會公益事業，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商人與官府、儒與商、商與農的對立，對於緩和社會矛盾是有所裨益的。
如在《明故恩榮壽官西田劉公妣孺人金氏合葬墓誌銘》中記載了明代儒商劉冕輕財重義，廣做慈善事業的義舉。
“性好施予”，施棺、施粥、施茶、修橋、鋪路，萬曆六年（員緣苑願），“恩例，詔授壽官冠帶。”
道光版《河內縣誌》中記載了河內人李庚，經商有了積蓄後：“曾立鄉學，延請明師敬之，以故老生宿儒，均樂與之往來，其課子最嚴，子（李）澗源能承父誌，攻苦讀書，名譽斐然，道光元年歲貢生。”
乾隆版《孟縣誌》中載有孟縣喬必達：
嚐糾族人捐資並建先祠，家雖非素豐，而遇鄉人婚喪缺費，率以所入修金助之。
乾隆版《懷慶府誌》中記載清代孟縣人張炳熤早年喪父，與母親一起居省會祥符後賑濟災民的事跡。
習商賈業，每積居獲息，輒多所施予。乾隆四年（員苑猿怨），開封大水，熤挾金，約貧者於佛寺，賙之，患平乃止。
乾隆版《孟縣誌》中記載了張炳熤之子張繼行：
客祥符，賣絲歸，絲中藏有白金一百五十兩，繼行送還絲客。又省城遭大水，繼行持銀一百三十餘兩，散給貧民，活者甚眾。
嘉慶版《續濟源縣誌》中載有清代濟源宋家莊人李建元，亦農亦商，“後服賈鄧州，慷慨樂施，鄰裏婚葬，凡告貸，皆量資之。”
絕大部分的懷商都具有重義輕利的優秀品質。方誌中記載了不少商人重義輕利的事跡。
乾隆版《懷慶府誌》中記載清代陽武人程希聖，父母早亡，哥哥程希元又移居原武，他獨力營運，三十歲時，“積金千兩”。
道光版《武陟縣誌》中記載清武陟人李如芝：
敦厚好義，以貿易起家，積數千金，凡族黨有貧困者，輒周之。
道光版《河內縣誌》中記載河內人薛金章，早年家貧，朋友何寬，“餅師也，畜三十金，知薛誠樸，與作貿遷資，二人皆目不知書，薛善積，獲利日贏，何時瓜分焉。”後來，何寬病故，薛金章非常悲痛，回去把經商積累的金銀拿來，“置之幾案，拜且哭，眾起視，則白金千，積年出納清冊一，鹹大驚異。”
明清時期，懷慶商人通過懷藥貿易使自己發家致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與全國各地的商品流通，同時，也為全國各地的商賈在懷川從事商品貿易，提供了發展機遇。
但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商品經濟的發展並沒有改變當時的社會性質，商人致富後，熱衷於興辦義學、鄉學、家廟祠堂等公益設施，培養封建人才，成為封建秩序的自覺維護者。這說明在封建時代，商人的貿易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但是卻不能改變社會的性質。
中國的徽商文化、晉商文化，一南一北，在國內外享有極高的知名度。其實，誕生於洛陽、鄭州、安陽三大古都京畿之地上的豫商，也創造過令人稱奇的豫商文化，隻是豫商文化保留下來的東西不多，我們後人對豫商文化開發利用得也不夠。
康百萬是豫商的代表人物。我們就以康百萬為豫商的代表，探討豫商文化與晉商、徽商文化的不同之處。
北宋以後，隨著政治重心的轉移，商業文明雖然南移，但中原地區的開封、洛陽、商丘等地，仍是商業繁榮地區。康百萬家為河洛交彙之處，離古都洛陽較近，深受中原文化影響。他與當時較發達的山西晉商和兩淮徽商，在經營上互有不同之處，簡要比較如下：
從地域上，晉商的主要經營範圍是通過走西口，向晉北、內蒙古甚至白俄發展；徽商則主要在兩淮、江浙或長江中下遊地區，有時順運河甚至海路北上至京、津地區；而康百萬則以黃河中下遊為主線，通過涇河、渭河、洛河、運河、沂河等水路，向周圍發展，西部最遠至蘭州，東部最遠達日本，北至京、津，南達滬、杭等地。
從經營內容看：晉商以票號、典當為主，兼營北方所需的糧、棉、鹽、茶葉等；以關公（山西解州人）之“義”，在經商處建會館以結幫；徽商崇尚文化與政治，以絲綢、糧食謀取大利。徽商所至，多建園林別墅和戲樓，以文會友。康百萬為代表的豫商，則以河洛文化為核心，緊緊圍繞土地做文章，以經營糧、棉、鹽為主，處處設棧房，賺錢買地，哪裏有康家的生意，哪裏就有康家的土地。“土能生白玉，地可發黃金”，從土地的擁有量上，康百萬可以說是當時全國商人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