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血與山川共碧
七十年祭
作者：周曉丹
在風景佳絕、一川如畫的富春江畔的鸛山上，聳立著一座飛簷翹角、玲瓏古樸的五角亭，那就是紀念鬱華、鬱達夫兩烈士的“雙烈亭”。亭上方懸掛著茅盾1980年手書的匾額：“雙鬆挺秀”。亭柱上鐫刻著趙樸初、俞平伯題書的楹聯，前者蒼勁，後者雄渾；亭北兩側嵌有當年富陽縣人民政府所立的兩塊鐫有烈士肖像和小傳的石碑。兩幀白描肖像出自著名畫家葉淺予手筆，形神兼備；肖像上方有雙鬆對峙，象征英靈與青鬆常在。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批準鬱華、鬱達夫為革命烈士。“雙烈亭”俯臨大江，為美麗的富春江增輝添彩。
鬱華，字曼陀，生前是一位守正不阿、伸張正義的著名法官，其弟鬱達夫則以新文學大作家而飲譽中外。他們雖然職業不同，但都在烽火彌漫的時代，勇敢地投身抗日救國的行列，最後都死於日寇的屠刀之下，以身許國，名耀史冊。
鬱曼陀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一直在司法界任職。1932年鬱華到上海擔任江蘇高院二分院刑庭庭長，主管刑事訴訟案。當時上海白色恐怖籠罩，鬱華執法如山，正氣凜然。鬱華利用租界法權，堅持司法尊嚴，以維護民族利益，保護愛國人士，嚴懲民族敗類。1933年廖承誌被捕入獄，鬱華堅決拒絕南京政府軍法處的引渡要求。後經鬱華等多人營救，廖承誌終於被釋出獄。何香凝為此畫有一幅《春蘭秋菊》圖贈鬱華留念。對為非作歹的日寇漢奸，隻要落入法網，鬱華總是嚴加製裁。
鬱華曾拒絕無數次賄賂，多次拒絕過日本人、偽政權要他出任偽職的威逼利誘。為此收到過附有子彈的信：“如再不參加我們的組織，你的生命難保。”鬱華則斬釘截鐵地說：“頭可斷，血可流，誌不可屈，民族氣節決不能喪失。” 當時有人勸他暫返故裏避禍，他則說：“國家、民族正在危急之中，怎能拋棄職守？我當做我應做之事，生死就不去計較了。”
那些群狐狗黨早把鬱華當作眼中釘，欲置之死地而後快。1939年11月23日，風蕭蕭，雨霏霏，鬱華早餐後出家門正欲驅車去法院，突然遭日偽特務槍擊，胸部連中三彈，當即倒臥車中，以身殉職。一位正義的法官就這樣倒在日偽敵特的槍口下，成為我國司法界在抗日戰爭中為國犧牲的第一人。
1940年3月，上海各界人士為鬱華舉行盛大追悼會，遠在新加坡的鬱達夫寄來親筆書寫的一副挽聯：
天壤薄王郎，節見窮時，各有清名揚海內；
乾坤扶正氣，神傷雨夜，好憑血債索遼東。
可是沒過幾年，1945年秋，鬱達夫也在印尼的蘇門答臘被日本憲兵殺害，應到了“各有清名揚海內”之言。
鬱達夫這副挽聯，既悼念頌揚大哥鬱曼陀正氣凜然的一生，也是他自己投身抗日精神的寫照。1937年，他被推舉為“福建文化界救亡協會”常務理事長，主編《文教周刊》和《救亡文藝》，撰寫抗戰政論，揭露日寇侵略罪行，號召民眾“加深團結，加強抵抗”。1938年3月，他來到當時抗戰的中心—武漢，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留他在三廳擔任“設計委員”，同時他又被選為“中華全國文化界抗敵協會”理事。他精神振奮地投身於抗日救亡的洪流，到台兒莊等地勞軍，並冒著敵人炮火，到浙東、皖南前線察看，寫過許多激動人心的戰地報告和鼓勵抗日的文章。
不久鬱達夫前往海外宣傳抗日救亡。在新加坡，他曾三次發起稿酬捐助運動和文稿義賣周，為國內文藝界籌措抗戰宣傳經費。他前後主編過1l家報紙副刊和雜誌，最多同時編8種。他在兼任《星洲日報》代主編期間，平均隔日寫一篇社論。鬱達夫身負“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和“星洲華僑文化界戰時工作團”團長的重任，出入於槍林彈雨之間，動員與組織華僑抗擊入侵的日軍，戰鬥到新加坡即將淪陷的最後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