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在他律性和內在自律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曆史邏輯沿革主要經曆了下述階段：古代形而上學的本體論（ONTOLOGY）思維、中世紀上帝一元論的神本思維、近代哲學的認識論（Epistemology）思維轉向、現代西方哲學思維的語言學和生存論轉向以及當代哲學的價值論思維諸階段。
一、古代哲學的本體論向近代哲學的認識論思維轉化
西方傳統哲學思維方式的沿革，主要經曆了下列階段：
其一是古代的本體論思維。古希臘前蘇格拉底時期的哲學家，基本上都是自然哲學家，他們一開始就把思維的興奮點集中在人以外的對象世界，並用宇宙構成論的分析思維方法，究根窮理的形而上學（METAPHYSICS）終極玄思的發問方式，探究宇宙萬物的“始基”是什麼，由此形成了自然理性的傳統，奠定了古代形而上學的本體論（ONTOLOGY）思維的基礎。
其二是中世紀上帝一元論的神本思維。是歐洲中世紀的長夜，宗教哲學君臨思想、科學和藝術的一切領域，由此形成了上帝一元論的神本思維。奧古斯丁堅定基督教哲學的立場主張，異教會不會有比追求和熱愛智慧的基督教提供更好的一種哲學呢？他堅定地認為，研究哲學就是為了獲得幸福，而上帝向人指向幸福之路，因而，隻有遵循基督救世主所指引和給出的道路，人才能獲得幸福。奧古斯丁認為至福（BEATITUDE）是一切哲學活動的目標，基督教的信仰和實踐中我們可以發現一條達到至福的唯一的、最好的道路。基督教的普愛（UNIVERSAL LOVE）精神甚至主愛仇敵。基督教哲學認為信仰先於理性，原因在於如果沒有信仰，理性就無力達到自己的目標——幸福。中世紀上帝一元論的神本思維，崇尚亞裏士多德的演繹邏輯的三段式（Syllogism）。
其三是近代哲學思維，實現了認識論（Epistemology）轉向。
自十六、十七世紀以降，歐洲人文主義、自然科學兩場運動，轟轟烈烈地拉開了西方近代思維文化史的序幕。由此決定了西方近代生活世界的世界觀和自然科學的世界觀的分化。
伽利略成為近代哲學的科學理性精神的創始者，他用數學化、理想化的科學方法研究自然，主張“在這個世界中的對象不是單個地、不完全地、仿佛偶然地被我們獲知的，而是通過一種理性的、連貫地統一的方法被我們認識的，隨著對這種方法的不斷運用，我們最終能徹底認識這裏的一切對象的自在的本身”。從而成為近代偉大發現家之巔的人物。胡塞爾稱伽利略“既是發現的（entdeckend）天才”，也是“掩蓋的（Verdeckend）天才”；“他發現了數學的自然、方法的理念，他是無數物理學的發現和發現者的先驅。伽利略發現一直被稱之為因果規律的東西，即‘真正的’（被理想化和數學化了的）世界的‘先天的形式’，‘精確的規律性的規律’，按照這種形式和規律，在‘自然’（被理想化了的自然）中所發現的一切事件都必定服從於精確的規律。所有這一切都既是發現又是掩蓋，以致我們現在把它們當做不言自喻的真理”。
意大利文藝複興以來，西洋人的思維擺脫了中世紀經院哲學的訓詁式的詮釋教義的羈絆。他們從羅馬的廢墟中拯救出了古希臘天才的思想遺產。希臘人天才的思辨能力、冒險精神以及創造才能，都被西洋人所重新發現。循之而來的是一種強烈的向外求知思維方式的形成。在哲學的根本問題上，西洋近代人直接把人與自然的關係作為最高層次的思維對象。而其思維的目標是了解自然、反映自然，獲得關於自然的知識，而不像中國人思維傳統那樣，把人與人的關係，人倫道德作為思維目標。弗蘭西斯·培根提出了代表西洋人近代以來思維傳統的著名命題：“知識就是力量。”
全部近現代西方文明的曆史，都貫穿著追求知識，在與自然抗爭中創造世界的曆程。這不僅是他們對於中世紀黑暗的教皇統治下神學思維的反叛，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在資產階級革命進程中反封建君主，追求自由和科學的偉大鬥爭經驗的結晶。文藝複興時期，開新思想之先河的著名人物們，都具有“明快的自由思想”和冒險精神。他們的英明大凡都因在科學的某一領域作出了偉大的貢獻，以及同時又在哲學思維方式上具有獨到的見解。他們不僅是偉大的科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列奧·達芬奇、普魯諾等都是如此。這個時代是“需要巨人而產生巨人的時代”，是知識的時代。近代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造就了一批傑出的人物。他們無論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麵，還是在任何其他方麵，都是多才多藝、學識淵博的巨人。特別是他們的學識和發明、發現，築起了近代經驗科學的大廈，因此而成為現代科學發展的基礎。
把求知作為思維之目標的西方思維模式，在哲學上是以經驗論的興起為標誌的。經驗論哲學又以對自然界的觀察證明為基礎。哥白尼、開普勒對天體現象的觀察說明，伽利略、牛頓對宏觀物體運動過程的觀察和說明，都為經驗論哲學的誕生和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當對於自然現象的觀察結果進行說明，古代亞裏士多德三段論的方法（工具）顯得蒼白無力時，弗蘭西斯·培根第一個明確提出了必須有一套新工具的思想。經過研究思考，培根於1620年出版了《新工具論》，試圖在獲得自然知識的方法上以此取代亞裏士多德的“工具論”。他的所謂“新工具”，隻是對於歸納方法的重新重視。他主張在獲得自然知識的過程中，要重視觀察、分類等方法。這對於過分熱衷於傳統的理性主義的人來說，是一服有益的清涼劑。這是經驗論哲學興起的一個重要開端。並且，培根還提出了人們在獲得自然知識，運用觀察、分類的歸納方法時應該力戒四種最容易犯的錯誤。他說，人們有屈從於“幽靈”的四種類型的心理弱點和傾向。第一種是“種族的幽靈”，因為我們是人，所以在認識過程中，難免想入非非或癡心妄想，特別是期望在自然現象中有比實際更好的秩序。第二種是“洞穴的幽靈”，這是每個人的個別怪癖，是無其數的。第三種是“市場幽靈”，起因於心靈為言詞所眩惑的傾向，是一種在哲學裏尤為猖獗的錯誤。第四種是“劇院的幽靈”，是由各種思想體係與學派所產生的錯誤。例如，亞裏士多德的演繹邏輯體係，對以後人們思想的無形影響，就屬於“劇場幽靈”的錯誤。
盡管培根的“新工具”並沒有被同時代的科學家所重視，甚或他本人實際上都不知道開普勒、哈維的工作，但是，無論如何，培根作為西方近代經驗主義的先導，他的經驗論方法為西方思維中以求知為目標的傳統奠定了基礎，代表了一個新時代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