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下半葉以來，一些進步的哲學家、思想家，特別是曾留學西方或對西方哲學思想頗為熟悉的學者，如嚴複、胡適、馮友蘭、金嶽霖等，在西方文化、哲學思潮的影響下，思考創立中國實證主義哲學。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這種哲學思潮頗具聲勢，對於中國傳統大化流行的思辨思維的改造很有裨益。
一、西方近現代哲學的實證主義思維傳統
中國的實證主義思潮幾乎與西方實證主義同時形成，西方實證主義的第三代的重要流派——邏輯經驗主義的維也納小組的重要成員中，就有一位中國學者——洪謙。
西方的實證主義哲學可以追溯到孔德。實證主義哲學思潮的形成與發展，是經驗自然科學分門別類的成功研究對於形而上學思辨哲學的叛逆。事實上，西方實證主義哲學思潮一經產生，就十分重視與自然科學相聯係，注意科學事實的經驗歸納，重視用實驗、觀察、分析等方法確證科學真理。因此，實證主義哲學偏重於認識論和邏輯的研究。
中國近代實證主義者首先開始向國內思想中引進介紹和宣傳西方實證主義思潮，這對於創立中國的實證主義十分必要。但是，西方實證主義者認為，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具體真理以及人能否獲得自由的問題，都是形而上學問題，哲學認識論隻研究經驗能夠證實的知識。這是一種狹義的認識論。早期中國實證主義者在介紹西方實證主義時也陷入這種狹義認識論的局限。例如金嶽霖先生認為，知識論僅僅研究命題的真假問題，他否認邏輯思維可以把握具體真理。他把邏輯僅僅限於形式邏輯，而否認辯證邏輯。他所說的意念仍然是抽象的而不是具體的概念。
實證主義者都十分重視邏輯，但是，他們都往往將形式邏輯絕對化、形而上學化。但是無法解釋邏輯的客觀基礎，把它視為先天形式。中國的實證主義也是如此，這是他們缺乏強大生命力的重要根源之一。他們不講實踐在認識論和邏輯上的基礎和動力作用，一味追求知識命題的形式化符號化。但是，毋庸置疑，命題的形式化、符號化是科學認識發展的重要條件，由此決定了實證主義的科學性和存在市場。中國迄今為止仍然十分崇尚宏觀思辨的玄思，以致不利用科學認識和科學研究，所以，褒揚實證主義精神仍然十分必要。
我們應正確地把實證主義視作一個流派，與其他流派相互吸收互補，才能正確地理解和發揮其作用。
二、對於實證主義的介紹和移植
在中國近代的維新運動中，著名啟蒙思想家嚴複同時介紹西方的進化論和實證主義思想。這在反封建史上起到了重要的思想武裝作用。
當實證主義思想在英國廣泛流行時，嚴複正在英國留學。他廣泛涉獵了斯賓塞、赫胥黎、穆勒等人的著作，思想上受到這種思想的洗禮。於是，他激動之餘，大量翻譯介紹實證主義著作給中國讀者，當時在國內很快形成了一種思潮。這是西學東漸的又一次重大成就。嚴複認為用西方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哲學認識論，包括實證主義思想去改造中國的道德文化將是中國文化重建的重要基礎。他認為洋務派曲解了西學的含義，僅僅把西學理解為科學技術。他把科學的認識方法和資本主義民主製度同視為西方富強之本。西方實證主義方法是“實測內籀之學”。所謂實測，是以事實觀察和實驗作為一切知識的出發點和評價標準。“為學術也，一一皆本於即物實測”。“夫理之誠妄，不可以口舌爭也，其證存乎事實”。所謂內籀，就是歸納的方法。“內籀者，觀化察變，見其會通，立為公例者也”。嚴複認為，實證主義的基本思想是，一切知識來自對事實的歸納。“公例無往不由內籀，不必形數公例而獨不然也”。
為什麼說實證主義是一種實測內籀之學？其深刻的根源在於實證主義是一種感覺主義，他們認為一切知識都來源於感覺經驗。感覺經驗以外的先驗承諾都是形而上學的，不可信的。“所詮觀物之理，最為精微”，“希而談理見報時，乃必至‘不可思議’之一境。既不可謂謬，而理又難知，此則真佛書所謂‘不可思議’，而‘不可思議’一言，專為此設者也。”這是嚴複在《天演論》譯本中對赫胥黎實證主義思想的讚評。同時，他在介紹穆勒的邏輯學時，也反複強調外物乃“同時畢現之叢感”的觀點。並以此與中國的佛家思想作比較，“釋氏一切有為法皆幻非實真詮，亦淨名居士不二法門言說文字道斷的解”。
嚴複繼承了西方實證主義者特別是斯賓塞將世界劃分為現象界和不可知世界的思想，認為“本體”是不可知的。他說“竊嚐謂萬物本體雖不可知，而可知者止於感覺”。“是域而外固無從學，即學之亦於人事殆無涉也”。“不可思議”乃指現象界背後的“本體”，是經驗和人的認識無法達到的。“天地之始，造化真宰、萬物本體”等，都是“不可思議”的。
嚴複否認“本體”的可知性，與西方實證主義者在“尊重科學”的旗號下反對形而上學和宗教神學有聯係。但是，他更為重視的是反對封建舊學。他說，西方“二百年學運昌明，則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為稱首。學問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竊之為術，而大有功焉”。反觀中國，“中土之學，必求古訓。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證誦詞章既已誤，訓詁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致於今日之經義八股，則適足以破壞人材，複何民智之開之與有耶！”中國舊學皆“不實驗於事物”，“不察事實，執固求果，先以一說，以概餘論”，是“無用”“無實”之學。“基為禍也，始於學術，終於國家”。我們必須大力宣傳西方實證主義“即物實測”的思想，從而反對封建舊學，敢於向先哲聖賢以為的先驗知識信仰挑戰。這就是嚴複在中國的實證主義思潮史上的開先河作用。
胡適在“五四”期間對實證主義思潮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嚴複以來，西方實證主義思想在中國的追隨者越來越多。康梁自不用言，即使認為西方思想“可愛而不可信”的國學大師王國維，在其潛心中國古典的研究方法上，已經受到了實證主義經驗歸納方法和懷疑精神的影響。“其術皆由博以反約，由疑而得信，務在不悖不惑，當於理而止”。“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的“二重證據法”，務求事實可靠，然後得出結論。
到了“五四”時期，胡適先生把實證主義的方法論與乾嘉學派的考據方法相互溝通，使中國近代實證主義也十分重視認識論和方法論，成為當時與唯意誌論並足而立的一大哲學思潮。
胡適先生早年留學美國，跟隨實用主義的大師杜威學習，此時，實證主義已成為一種國際性的思潮擴展到歐美各國。胡適也深受其影響。他回國後寫了《實驗主義》等文章，並與丁文江、王星拱等一起大肆宣傳實用主義、實證主義思潮。這集中表現在實證主義的嫡係——馬赫主義被介紹入中國。隨後便請杜威、羅素等大思想家來華講學，給實用主義、實證主義在中國的流傳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實用主義特別是其代表人物之一的皮爾士的思想，被邏輯實證主義（實證主義第三代）尊為先驅。因為皮爾士強調對於概念的意義要從實用功效的觀點去理解，以便澄清概念的用法，這與實證主義的看法接近。胡適自稱是杜威的實用主義的傳教士，但是，他實際上從實證主義的立場上對西方的實用主義作了一定程度的匡正。他試圖把實用主義與實證主義相結合，這就是“存疑主義”與“拿證據來”的結合。同時，胡適用實證主義的原則對實用主義進行了改變，他強調實用主義是皮爾士所說的“科學試驗室的態度”的一種方法論。胡適的哲學方法論是實用主義方法經實證主義的改造與乾嘉樸學方法相結合的結果，他把嚴複以來視實證方法為“即物窮理”“實測內籀”的說法大大推進了一步，即提出“假設”的重要。他的名言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是中西學方法的綜合。他在“整理國故”中就貫穿著這種方法。他強調“科學態度在於拋開成見，擱起感情，隻認得事實，隻跟著事實走”。“沒有證實隻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隻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但乾嘉學者在整理“國故”上，“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
由此可見，胡適把中國的實證主義大大推進了一步。
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實證主義思潮在中國得到進一步發展，同時也形成了各派別的分化。這時，受實證主義思潮影響的中國哲學，表現出三種不同的傾向：其一是從傳統邏輯的研究轉向數理邏輯的研究，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金嶽霖、沈有鼎、王憲鈞、胡世華等。其二是對西方邏輯實證主義思想的介紹，主要代表人物有洪謙等。洪謙是實證主義的第三代——邏輯實證主義的維也納學派的成員、該學派創始人石裏克的學生，回國後以介紹宣傳石裏克的哲學為己任。維也納學派采用邏輯分析方法，通過語義分析確定有意義的命題和無意義的命題；玄學命題是無意義命題，因而不屬於知識的範圍。其三是從實證主義思想出發構造哲學體係，其最著名的代表就是馮友蘭和金嶽霖，而且兩者在體係上還發生了明顯的分化。
馮友蘭則把新實在論與中國程朱理學相結合，建立了以“理”為中心範疇的形而上學體係——“新理學”。馮友蘭早年留學美國，接受了新實在論的影響。新實在論與實證主義一脈相承，強調邏輯分析方法。但新實在論又承認共相的獨立存在。馮友蘭吸收肯定了這一思想方法。他說：“自實際之觀點說，各類事物所依照之理，是其類事物之完全典型，是我們用以批評屬於其類事物之標準”。“一切底理，本來即有，本來如此，因某種實際底事物之有，我們可知某理之有，但某種實際事物之無，我們不能因此即說某理之無。反過來說，如無某理，我們可以斷定必無某種實際底事物，但有某理，我們不能斷定即有某種實際底事物”。所以，馮友蘭的“理”即“共相”、普遍、一般。他主張有先於和可以離開具體事物而獨立存在的理，即客觀唯心主義。但馮友蘭新理學的建立卻運用了邏輯分析的方法。他強調“新理學的工作，是要經過維也納學派的經驗主義而重建形而上學”，但是，他又不同意維也納學派認為哲學的任務僅在於分析命題或概念的意義的看法，他說：“我們說哲學開始於追問此諸意義，則哲學即與邏輯無大差別……我們並不如此主張。”他一方麵提倡形而上學，另一方麵又吸收繼承邏輯實證主義的方法，公開倡言“新瓶裝舊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