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共同的方法論主張，可以使諸多以不同領域為對象的學科成為一種統一的體係。結構主義就是如此，它是憑借引入一種強調整體性和共時性的優先性的方法論原則，試圖使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也能像自然科學一樣達到精確化、科學化的水平，從而形成把包括語言學、社會學、曆史學、文學以及哲學認識論聯係在一起的一種廣泛的思潮。結構主義把結構、係統、整體等概念和方法，引入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一反西方哲學分析理性從要素、細節上研究事物的方法論傳統。其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針對當時西方的許多學者熱衷於羅素和懷特海的分析思維所倡導的邏輯原子主義的細節把握方法，另一些思想家則渴望恢複自文藝複興以來中斷了的注重綜合研究的人文科學傳統，因此提出了“體係論”和“結構論”的思想，強調從大的係統方麵來研究的方法論方向。如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1922）中所表達的見解：世界是由許多“狀態”構成的總體，每一個“狀態”是一條眾多事物組成的鎖鏈，它們處於確定的關係之中，這種關係就是這個“狀態”的結構，也就是我們的研究對象。這是一種最初的結構主義思想，這種思想方法，後來首先被運用到了語言學的研究上，成為結構主義語言學。
一、凸顯共時性分析的方法論運動
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結構主義的方法論運動，肇始於瑞士語言學家F。de。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在對於人類語言符號係統的研究時發現的“整體具有邏輯上優先的重要性”和“共時性重要於曆時性”的方法。
索緒爾認為，語言既是一個係統，它的各項要素都有連帶關係，而且其中每項要素的價值都隻能是因為有其他各項要素同時存在的結果。因此，對語言學的研究就應當從整體性、係統性的觀點出發，而不應當離開特定的符號係統去研究孤立的詞。這就為後來結構主義人類學的大師列維·斯特勞斯從經濟、技術、政治、法律、倫理、宗教等各方麵因素構成的複雜整體結構中揭示社會生活的意義的方法奠定了基礎。事實上，滲透在各門學科中的結構主義方法論，共同堅持隻有通過對於存在於部分之間的關係的研究，才能解釋整體和部分的意義的方法論原則。
由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研究引入的強調共時性的重要性的方法論原則，成為結構主義運動的另一個顯著特征。索緒爾曾經指出，共時現象和曆時現象毫無共同之處：前者是同時要素之間的關係，後者則是一個要素在時間上代替另一個要素，是一種事件。在語言的符號係統中，既然各要素之間的關係是相互聯係、同時並存的，因此作為符號係統的語言就是共時性的。至於一種語言的曆史，也可以看做是在一個相互作用的係統內部諸成分的序列。我們隻要研究語言係統內同時存在的各成分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它們同整個係統的關係，就可以揭示語言的意義。
索緒爾通過區分語言和言語，引導了結構主義重視結構分析的方法論方向。他認為語言是第一性的，而言語是第二性的。語言是社會性的，是一種抽象記憶的產物，語言優於言語，言語的意義源於語言；語言不是如詞典式的集合，而是一個整體，一個係統，一種規則的軀幹，它是各種因素間關係的係統。而言語是個別性的，是創造的產物，是種受經驗控製的線性形式，是一個特定製造的事件。我們應該重點關注的語言的結構分析。因為語言符號係統是一種自主的、內在化的、自我滿足的體係，對於它的共時性的結構分析，不僅可以詮釋其當下的意義，而且還可以顯現其曆史的活動，因為過去已內化和積澱為現在的結構。
索緒爾通過進一步區分語言的能指和所指，使結構主義以獨特的方式參與現代西方哲學對“意義”的追求。不同於實證主義把理論語言的意義標準訴諸經驗事實的實證原則，結構主義者更感興趣的是事實背後的意義，而不是事實本身。索緒爾認為，聲音和書寫形式僅是傳遞意義的符號，而任何符號如果沒有意義，它就不是語言。人們應當重視符號及其構成關係。現實中任何東西如穿戴、人的行動等，都可視為符號，因而都可建立一個有關穿戴、人的行動等的符號係統。索緒爾認為，意義的構成隻取決語言的各種關係（句段關係和聯想關係）。因而，所謂語言，就是一個個相互依賴的要素（亦即能指/所指）所組成的符號係統。
這種由索緒爾的語言學研究開創的，重視共時性、係統性和整體性（三者本質上是相一致的，共時性的研究方法是整體性和係統性方法的必然延伸）。研究方法的思想，在人文、社會科學中成為一種廣泛的思潮，這就是著名的結構主義運動。
結構主義在流派的發展中逐漸分化為不同的類型和流派。
如果從研究對象分：
結構主義語言學：索緒爾·喬姆斯基
結構主義美學：R。雅柯布遜，托馬謝斯基
結構主義人類學
結構主義哲學 結構主義曆史學
如果從方法論的差別和發展階段分：
非發生學的結構主義。例如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以靜止的結構說明意識形態和社會的形式，隻重視同時性的說明，而不重視曆史性的說明，所以它說明結構變化的來源。
發生學的結構主義。他們強調動態研究，注意結構的發展過程，除承認探尋結構以外，並探尋結構的發生根源，試圖把同時性說明與曆史性說明結合起來，以說明結構變化的過程，J。皮亞傑，發生認識論哥爾德曼——發生學結構主義。
後期結構主義。主張沒有固定的結構，結構是不斷變化、發展的，例如R。巴爾特在對文學作品作符號學的解釋時認為有多種意義係統的存在；J。德裏達發現的語言係統的變化規則等。
哲學上所謂結構，是指事物係統諸要素所固有的相對穩定的組織方式或結構方式。拉郎德1921年給結構的定義為“指緊密有關的種種現象所形成的整體或係統，其中‘每個現象都依靠其他現象，而且隻能在與這些現象發生關係和依靠同它們的關係而存在”。在語言學中指“組成一個語言體係的種種單位之間的內部裝配關係”，即把言語作為主要是一個內部有相互依屬關係的自主性實體來描寫，即作為一個“結構”來描寫的理論。
發生學結構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皮亞傑認為，人們可以在一些實體的排列組合中觀察到結構具有穩定性、有序性、形式特征。並且這種“結構”還具有整體性，即內在連貫性。結構的組成部分受一整套內在規律的支配，這套規律決定著結構的性質和結構的各部分的性質。
同時，結構在其內在支配規律的作用下，通過轉化程序，實現有序性解構、重構過程。這一轉化是結構通過自我調節實現的，無需外援。
《來克西斯詞典》給出的結構主義（Structurism）的釋義是：
一是（生物學）指主張器官一點也不能分開存在，要用它們功能的整體來確定的理論。
二是（語言學）用語言的成分在各種不同水平之間的關係來為它們定義的理論。
三是指多種人文科學中，它們的目標是用有組織的整體來為人類事實下定義，並借助於種種模型來說明這種整體的共同傾向。
由此可見，結構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其核心是主要把科學現象和一切文化和社會現象均視作“結構”來研究。雖然自然科學中早已應用結構一詞，但在分析思維君臨科學領域19世紀末以前，把事物作為整體來把握的結構性綜合思維還沒有真正形成時尚。隻有20世紀初葉係統科學等的產生，才使人們真正重視了結構分析即係統分析的方法。
雖然一切結構主義者都強調結構方法和整體性原則，但是，在結構主義思潮內部，則在結構的穩定性、有序性、形式特征等與結構的整體性、轉化生成性、協調性等關係的理解上，有很大的分歧。早期結構主義，特別是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方法，反對薩特存在主義的曆史主義觀點，強調結構的共時性，主張共時性比曆時性更為重要。但是，到了以皮亞傑為代表的發生學結構主義時代，則非常重視結構整體性的形成、轉換過程，把共時性研究與曆時性研究結合起來。
索緒爾晚年在日內瓦大學的教學中，提出了語言的結構主義模式，強調研究語言的同時性結構比研究語言的曆時性結構更為重要；他提出將語言與言語加以區別，認為語言是相互差異符號係統，而言語則是語言的個人聲音表達。他認為語言的意義依賴於一個符號與其他符號的關係，如有上才有下，而不依賴於它和外界事物的關係。索緒爾的語言結構觀點，通過布拉格學派語言學家雅可布遜而為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所支撐發展，提出了結構主義人類學理論並正式運用了結構主義這個哲學名詞。索緒爾語言學理論中的結構主義思想方法為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結構主義語言研究各派別所繼承發展，R。雅可布遜把它運用於語音學研究，C。列維·斯特勞斯則通過雅可布遜而繼承了這種觀點，並把它視作一般的哲學觀點和方法，運用於人類學研究，他以結構主義的模式研究了巴西內地印第安人的生活習慣與文化，用結構主義方法解釋了親屬製度、圖騰和神話等方麵的問題，從而創立了結構主義哲學，繼他之後，J。拉康、M。福柯、L。阿爾杜塞等人發展了結構主義哲學，並使之成為一種廣泛的哲學運動。
特別是拉康把結構主義方法用於研究人的無意識的結構，他認為無意識的結構和語言規則相類似，並強調無意識就是主體與他者包括人與環境的交往。他在“鏡像階段”和個性形成的想象、象征、現實三個層次的學說中，說明了人的認識與個性是在社會關係中逐漸形成的。
福柯用結構主義方法研究思想史，提出所謂“認識型”的理論。他認為歐洲思想的發展經曆了三個認識型（結構），文藝複興時期的認識，古典時期的認識結構，19世紀的以後認識結構。當代結構主義門類較為繁多。
二、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人類學方法
結構主義作為一種方法論，20世紀60年代風靡世界，在法國取代了存在主義，成為一種廣泛的哲學思潮。這是從斯特勞斯批評薩特的存在主義有關辯證理性和曆史發展的觀點開始的。所以斯特勞斯被稱為哲學上結構主義思潮、結構主義運動之父。
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levi Strauss），法國結構主義運動的領袖。1908年生於比利時，1914年隨同藝術家父親遷居法國。少年時代常常一個人散步，收集石頭、小鵝卵石和木頭等，對自然界進行了沉思默想。很晚的時候才成為一個學科學的學生。曾在巴黎大學研讀法律等，1934年被聘任為聖保羅大學人類學教授，從而使其有機會到巴西內地去作短期的旅行考察。他研究了巴西內地許多原始部落，使他有可能提出他後來發展了的思想。1939年他回到法國服兵役。巴黎淪陷之後他到了紐約，在社會研究新學院任教。這時結識了布拉格學派的語言學家雅可布遜，從而對語言學產生了興趣，接受了雅可布遜研究語言的結構主義方法，並把其應用於社會研究。1945年寫出了《語言學與人類學的結構分析》。戰爭結束後他回到巴黎，直至1955年才在結構主義思想的理智重新加工下，寫出了當時在巴西內地考察時的遊記——《熱帶閑愁》，一經出版就成為暢銷書。後來相繼出版的《神話的結構研究》《野性的思維》《神話學》等，得益於他早年對南北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話研究。斯特勞斯的學術思想的發展以1960年為界大致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即結構主義人類學時期和結構主義神話學時期。他還用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模式研究了原始社會婚姻家庭製度，認為親屬關係是一個秩序的整體，不同文化現象之間都有實質上類似的關係係統，這種文化現象中的秩序性是人類無意識活動的產物。他把神話係統化，認為不同地方的神話傳說在形式上都具類似性。在人類學和神話兩大方麵的考察、分析和研究，使斯特勞斯認為，結構關係是一切文化現象的實質，這種關係隻能根據某種理智模式（語言學模式）啟示出來，而非經驗歸納的產物。
在結構主義人類學的研究方麵，1958年出版了其代表著作《結構人類學》。斯特勞斯試圖創立“關於人的普遍科學”，他的基本信念是“人創造了他們自己”，就像他們創造了家畜的種類一樣，唯一的區別在於前一過程不那麼自覺或主動。同樣的關注使他和馬克思的思想也有聯係，列維·斯特勞斯用這樣一句話承認了這種聯係，他說，“馬克思的那句名言：‘人們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正在創造曆史’，首先證明了曆史的合理性，其次，證明了人類學的合理性”。斯特勞斯把地質學、精神分析和馬克思主義稱為他的“三個情侶”。他把人的經驗與理智的解釋結合起來研究，認為社會生活的不同方麵（甚至包括藝術和宗教）不僅能夠應用語言學的方法或類似的概念研究，而且社會生活的不同方麵構成其在本質上與語言的內在本質相同的現象。因此，他就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方法研究人類學，特別是原始、早期人類學問題。他認為：“語言學無可置疑地屬於社會科學，但地位十分特殊，因為跟其他社會科學不同，它所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語言學大概是唯一的一門能夠以科學自稱的社會科學；隻有語言學做到了兩者兼備：既有一套實證的方法，又了解交給它分析的那些現象的性質。”。他認為：“和音位一樣，親屬關係也是意義的要素；像音位一樣，它們隻有溶合在係統中，才能獲得意義。”而且“如語言一樣……一個社會的烹飪法經過分析，可以分為各組成要素，這裏我們把這些要素稱為‘味素’，我們還可以根據對立和相關的某些結構把這些要素組織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