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陶淵明《飲酒》）、“覺來眄庭前，一鳥花間鳴”（李白《春日醉起言誌》）、“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窗紗”（劉方平《月夜》）、“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韓愈《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蘇軾《題惠崇春江曉景》）、“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蘇軾《題西林壁》）、“竹深樹密蟲鳴處，時有微涼不是風”（楊萬裏《夏夜追涼》）、“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同前《小池》），等等。無一不是見道語，無一不是美的發現、真的發明。所謂“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華嚴經要義》）——佛無處不在。泰戈爾說，大自然是他親密的同伴，她手裏藏了許多東西，要他去猜。而他沒有不一猜就中的。所謂“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張孝祥）。也便是止於智慧。
詩心所以深契佛心，還有第三個關鍵詞，曰“慈悲”。“慈悲”本為佛語：願給一切眾生安樂叫做慈，願拔一切眾生痛苦叫做悲。也就是普世價值中的博愛和人文關懷。“詩者，持也，持人情性。”（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真的詩人，無不具有悲憫之心。陶淵明為彭澤令，雇人回家幹活，在給兒子的信中說：“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可見詩人的慈悲。
王國維說：“尼采謂：‘一切文學，餘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作為一介亡國之君，李後主怎能擔荷人類罪惡呢？按，王國維這裏不是說後主其人，而是說“後主之詞”。西方詩人奧登說：“詩的功用無非是幫我們更能欣賞人生，反過來說，幫助我們承擔人生的痛苦。”普陀山的普濟寺有一塊匾額曰“與樂拔苦”，就像是這話的縮本。後主之詞超越詞人一己之利害，將亡國的深哀巨痛和宇宙人生的感慨結合起來，把一切眾生傷逝的悲哀都寫出來，也就幫助眾生承擔了人生的痛苦。這是一種很大的慈悲。
宋人稱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因為他的詩心是廣大的。佛心也是廣大的。我有個主張——就是寫個人經曆，從自己跳出來；寫社會題材，把自己放進去。否則比較狹隘。政治無情。政治家卻有情。他隻要是詩人，必有慈悲的一麵。王安石《別鄞女》是為一個夭折的稚女寫的詩：“行年三十已衰翁，滿眼憂傷隻自攻。今夜扁舟來訣汝，死生從此各西東。”表現出王安石的慈悲。曹操《蒿裏行》是傷時念亂的詩：“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表現出曹操的慈悲。明人譚元春說：“此老詩中有霸氣，而不必王；有菩薩氣，而不必佛。”鍾惺又說：“一味慘毒人，不能道此，聲響中亦有熱腸，吟者察之。”（《古詩歸》）
“有菩薩氣，而不必佛。”也便是詩心深契佛心的一轉語。
孔子說：“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什麼是興？興就是興會，就是喜悅。什麼是觀？觀就是正見，就是般若。什麼是群？群就是博愛，就是慈悲。唯有這個怨字，需要再說幾句話。在孔子看來，怨隻是詩的四個作用中的一個，而且是排在最後的一個。司馬遷受宮刑，著《報任安書》，提出“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的偏激命題，後來被發展為“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韓愈《荊潭唱和詩序》）的創作論。
對這個問題怎麼看？苦樂是人生的兩麵。“塵世難逢開口笑”（杜牧《九日齊山登高》），人生之苦總和，較人生之樂為多，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錢鍾書說：“雖然在質量上‘窮苦之言’的詩未必就比‘歡愉之辭’的詩來的好，但是在數量上‘窮苦之言’的好詩的確比‘歡愉之辭’的好詩來的多。”（《詩可以怨》）
依奧登之說，“歡愉之辭”可以幫助我們更能欣賞人生，“窮苦之言”則幫助我們承擔人生的痛苦，這是一塊金幣的兩麵，缺一而不可。所以陶淵明說“欣慨交心”，弘一法師說“悲欣交集”，王蒙說“淚盡則喜”。因而錢鍾書又說：“因為‘窮苦之言’的好詩比較多，從而斷言隻有‘窮苦之言’才構成好詩，這在推理上有問題，韓愈犯了一點兒邏輯錯誤。”（同上）
朱光潛說“和平靜穆”是詩的極境。魯迅抬杠說，舉凡詩人，都不免有“金剛怒目”的時候。西方也有“憤怒出詩人”之說。什麼是金剛怒目？“盡道豐年瑞，豐年事若何？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羅隱《雪》）是金剛怒目。“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梅堯臣《陶者》）也是金剛怒目。
“金剛怒目”，亦涉佛語。原作“金剛努（怒）目，所以降伏四魔（指惱害眾生的四種魔——煩惱魔、蘊魔、死魔、天子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太平廣記》卷一七四引《談藪》）可見“金剛怒目”與“菩薩低眉”，也是一塊金幣的兩麵。所以，“詩可以怨”，其於佛心，雖不中亦不遠矣。
故曰：詩心深處，往往契合佛心。
2009年11月1日於欣托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