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篇1

孫中山與四川辛亥革命

隗瀛濤

在辛亥革命時期,四川許多熱血青年、愛國誌士是在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

想和革命事業影響感召下,走上革命征途的。1894年,孫中山組織愛國華僑誌

士在檀香山創立了中國資產階級的第一個革命小團體——興中會。在興中會會

員中,就有名叫張碩臣的四川學生,於1900年加入興中會。這是目前見於史籍

記載的最早追隨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四川人。到了20世紀初年,已經有不少青年

仰慕這位著名的革命家,他們紛紛東渡日本,以會見孫中山為榮幸,以追隨孫

中山的道路為歸宿。如:井研縣愛國青年曾貫、抱著實業救國宏願的稅鍾麟,

巴縣誌士張樹三、川籍同盟會員童憲章,敘永縣青年楊維,榮縣丁厚扶等。熊

克武更是詳細回憶了他和其他四川青年在孫中山啟導之下,走上革命道路的過

程。1903年冬,熊克武赴日留學,在東京接觸到更多的愛國誌士,讀到一些進

步書報,開始傾向革命,但是怎麼進行革命,依舊茫然。他說:“我早就聽說

過孫逸仙的名字,知道他是革命家,很希望有機會見到他。”1905年7月,當

熊克武、但懋辛等四川留日學生聽到孫中山到達東京的消息之後,激動萬分,

奔走相告,終於如願以償見到孫中山。熊克武還生動地記下了他們會見孫中山

先生的情形:“孫先生問及我們來日本想學什麼,我們說:‘打算投考陸軍學

校,畢業後回國帶兵,革命救國。’孫先生即指示我們:‘青年人立誌革命救

國,很好,很好!不過列強急謀瓜分中國,清廷腐敗無能,亡國滅種禍在旦

夕,愛國誌士應積極準備革命,以救危亡;要是都等到學成歸國再來革命,

時間恐怕來不及了。’”[1]

在孫中山的啟發感召下,熊克武等人立即加入同盟

會,投身於革命事業。許多四川留日學生也都陸續加入了同盟會組織。在同盟

會總部任職的川籍革命黨人有評議部議員董修武、熊克武、但懋辛、吳永珊

(玉章)、吳鼎昌等人,執行部書記李肇甫。黃複生任四川分會長。據《同盟

會成立初期(1905—1906年)之會員名冊》記載各省同盟會員共九百六十人,

以四川留日學生身份參加的就有一百二十七人,其中由孫中山親自主盟加入者

則有九人。人數之多僅次於廣東、湖南。

同盟會集合了全國各省的優秀革命誌士,承擔了作為全國革命中心的曆史

使命。而四川籍的革命黨人亦成為同盟會中一支引人注目的生力軍。

四川的同盟會組織也是在孫中山先生直接指導和關懷下發展起來的。同

盟會在東京成立之後,川籍同盟會會員童憲章、陳崇功二人奉中山先生命,

於1906年,攜帶同盟會的規章、公約、誓詞和計劃方略等回重慶征集革命黨

員。重慶的革命小團體“公強會”(1903年成立)“推楊庶堪與朱之洪首應盟

約”,於是“乃設同盟會重慶支部”。同年孫中山又派熊克武、黃複生等人回

川“攬結同誌”,在成都發展會員,建立支部,並在各州縣發展組織。1906—

1911年間,四川多數地區都有了同盟會的活動。成渝兩地的同盟會機關不僅是

四川革命黨人行動的中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西南革命黨人的活動。四

川同盟會在教育界、工商界、軍界以及會黨群眾中都發展了不少黨人,成為四

川社會中一個很有影響的政治集團。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在這個時候傳播於四川,成為四川革命運動的指導思

想。1903年,楊庶堪等人在重慶創辦《廣益叢報》傳播西方的民主主義及文化

思想,以樹風聲、作民氣。同盟會成立之後,該報公開宣傳同盟會的主張,介

紹革命黨人的鬥爭事跡。1906年10月《廣益叢報》總118、119號轉載了馮自由

《民生主義與中國革政之前途》一文,[2]

詳細介紹了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對民

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亦作了扼要介紹,這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第一次在四川地區

公諸報端。

四川同盟會會員在群眾中廣泛宣傳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同盟會的革命主

004

張。1906年大竹縣同盟會會員組織“大竹書報社”,陳列《民報》等革命刊

物,供人瀏覽。川西同盟會會員在會黨首領中傳閱《民報》、《複報》、《黃

帝魂》等革命書刊,使他們“了解中山先生在海外的工作”。孫中山的革命主

張深入革命誌士心中,成為他們行動的指南。向楚回憶說,他目睹清廷政治腐

敗、喪權辱國,感到中國應當實行政治改革,因而讚成孫中山提出的政治綱領

“自思非入盟不足以言革命”,而且“相信主盟人孫中山先生”,於是勇敢向

前,加入革命。[3]1908年11月2日,江油革命誌士淩闐,以“大漢革命排滿光複

軍總司令官”的名義,發布反清檄文,言辭慷慨地陳述了孫中山創立興中會,

發動廣州鎮南關、河口等武裝起義的革命業績。[4]

這些史實充分證明,孫中山

不僅在組織上直接領導著四川的革命運動,而且在政治思想上對四川革命的興

起和發展起著巨大的影響。

同盟會成立之後,在孫中山的領導下,明確舉起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旗

幟,把開展武裝鬥爭作為同盟會的基本任務。在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以“殺

身求共和,流血購自由”的獻身精神,舉行了一次又一次武裝起義。四川革命

黨人舉行的武裝起義次數之頻繁、鬥爭之激烈在全國也是十分顯著的,而四川

武裝鬥爭的興起和發展也直接受到了孫中山先生的指導。

早在1897—1898年,孫中山在與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筆談討論武裝起義的組

織和策略時,宮崎寅藏向孫中山介紹過四川的情況,認為四川不僅有“才略兼

備任大事者”,而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建議孫中山“以四川為負隅之地,在

張羽翼於湘、楚、汴梁之郊”。[5]

盡管當時孫中山考慮沿海革命勢力較眾,且

便於從海外運濟軍火,把策劃武裝起義地區側重於兩廣、雲南,但他畢竟從宮

崎寅藏那裏對四川的情況有所了解。此後,孫中山對在四川發動武裝起義也予

以足夠的重視。同盟會總部便根據孫中山的意見派熊克武等人回川,任務是:

“先把散處各地的同誌聯絡好,並設立機關,吸收黨員,擴充力量,作為起義

的領導和骨幹。然後再組織學生,聯合會黨,運動軍隊,發動起義”。[6]1906

年,熊克武在成都召集部分同盟會會員商議於草堂寺,決定遵照同盟會總部

的指示,分工負責,積極準備在四川舉行武裝起義。於是繼1906年同盟會會員

綜合篇

005

—紀念辛亥革命暨四川保路運動一百周年文集

李實在江油起義之後,同盟會在四川先後策劃和發動了1907年的江安、瀘州、

成都、敘州府起義,1909年的廣安起義,1910年的嘉定起義和1911年的黔陽起

義。

孫中山組織武裝鬥爭是從聯絡會黨入手的。四川會黨有廣泛的群眾基礎,

其自發的反清鬥爭亦持久而激烈。孫中山十分重視四川會黨在武裝起義中的作

用,希望把會黨自發的鬥爭引入自覺的民主革命的軌道。川南著名會黨首領,

瀘州人佘英就是在孫中山具體指引下成為一個民主革命戰士的。佘英最初讀到

《革命軍》、《警世鍾》後,萌發了反清意識,並“日持兩書在市井講演,聽

者如堵,皆大感動”。1906年,四川同盟會會員黃複生、楊兆蓉等邀佘英東遊

日本,孫中山親自接見,曉以革命道理,使佘英“對革命主義極至傾折”。[7]

孫中山對佘英“大為器重,付以打通川滇黔會黨之責,狀委為西南大都督,派

同井研熊克武、自貢謝奉琦回川,共策進行”。此後,佘英不負孫中山之重

望,奔走四川各地,組織和領導了多次武裝起義,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赴湯蹈

火,直到1910年英勇犧牲。

江安、瀘州、成都起義相繼失敗後,四川同盟會派楊兆蓉經上海去新加

坡,向孫中山報告情況。孫中山“囑告川中同誌,努力勿懈”。楊兆蓉回憶了

這次會見的情形。他是由胡漢民、汪精衛陪同在郊外一座別墅裏見到中山先生

的,孫中山詳細詢問了四川的革命情形,楊兆蓉一一回答之後,孫先生勉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