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編：發現三星堆
人們會因對三星堆文化的了解，從而獲得了一個具有地方性和重要性兼具的古蜀文化和古蜀王國的重要年代坐標體係
——未來的中國曆史的坐標，將因此而改寫。
發現三星堆，猶如在曆史長河的清澈淺灣中發現到一顆晶燦的寶石。它發出眩目的光彩，讓人目恍迷離。
——題記
初識寶物
曆史，有時會以偶然的形式呈現。
1929年春天。
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
家住廣漢太平場（現名南興鎮）月亮灣的富裕農民燕道誠和兒子燕青保，來到距家不遠的田間開挖水溝，準備給自己的田裏灌水。他們在準備安水車的地方，挖淘一個較深的車水坑。挖下兩尺多深時，似乎下麵有些硬，年輕的燕青保掄起鋤頭使勁挖下去，卻不料“咣鐺”一聲，雙手震得發麻。二人吃了一驚，一看，原來是塊石板。忙著將石板撬開一看，燕氏父子發呆了——原來下麵藏有一坑經過磨製的玉石器。這些玉石器有圓有方，還有刀形，中間都有孔洞。總之，是他們從未見到過的東西。
他們瞧瞧四周，確信無人注意，忙著將坑裏的玉石器掩埋起來。
到了晚上，他們悄悄地將坑裏的東西搬回家裏。
他們絕沒有想到，就是自己這麼不經意的一個小小舉動，卻揭開了一幅千古曆史的帷幕——帷幕下，藏著的是名動20世紀的三星堆古遺址。
這一天，三星堆注定要與中國曆史結下不解之緣。
接下來的事，就順理成章了。
1931年春，在廣漢傳教的董篤宜（V.H.DONNITHORNE）牧師獲悉四川廣漢燕氏父子在淘挖水溝時發現了數件石器、玉環、方玉和玉刀。董篤宜是一位有見識的牧師，與那些隻知道背誦《聖經》的西方傳教士不同，他對此頗為重視，聽說當地農民將挖出來的玉器、石器到處分送親友，非常著急。雖然他並非考古學家，但他清楚，這批出土的東西應該很有科學價值，認為應及時保存下來，避免散失。
他作為外國人，自己不好出麵，於是，便想了個辦法，催促廣漢當地駐軍長官陶宗伯旅長出麵，做必要的宣傳，將已經散失的器物尋回。
同年6月。
董篤宜和華西協和大學的地質學家戴謙和（D.S.Dye）教授、攝影員晉先生，以及陶旅長和他的六名警衛，專程到了距廣漢縣九公裏的太平場遺址（屬三星堆遺址）去考察、攝影。
這一次，他們沒有抱多大的希望，因為他們都不是考古學家，對於考古發掘，他們都還是門外漢。
不過，他們的攝影考察，除了有助於後人對太平場出土玉器、石器的土坑周邊地理環境有一定的了解之外，還有著他們的另一目的。
他們來到太平場（現屬三星堆遺址），是想征集和收購人們挖出來的玉器、石器。
這一次，陶旅長從燕氏父子挖出的這些器物中購得五件，作為禮物送到了當時四川最具考古學權威的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隨後不久，燕道誠又把另外一件玉刀和大石圓盤送給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
那些戴著眼鏡，看上去十分儒雅沉穩的華西協和大學的教授，見了這批玉石器，初始時頗為吃驚，繼而觀察過後，個個都麵露喜色。在經過肉眼與儀器的仔細鑒別和反複討論後，他們初步確認這些玉石器為古代禮器，時代定在周朝。
在20世紀30年代，這個認識可不簡單——在當時，河南安陽殷墟王陵的發掘還未開始，人們對商周的了解還處於混沌時期。
走進三星堆
1933年秋。
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館長、美國學者葛維漢希望能獲得有關三星堆玉石器更多的信息，萌生一個念頭，他要親自到廣漢三星堆去看看，目的是想找到更多類似的器物，一來是彌補原資料確切年代的缺略，二來是借此探索這種文化的族屬。
這位高鼻深目，長著一雙藍眼睛的洋教授，剛有這個想法，便立即行動起來——他首先向董篤宜牧師寫信詢問太平場遺址的詳細情況，然後親赴出土玉石器的現場考察。
回到成都後，他一方麵準備考古所需的工具和各種物資，一方麵書麵行文於當地政府，因為要在中國從事田野調查和器物發掘的一些相關工作，需經當地縣政府的批準，還要取得四川省教育廳的發掘執照。
辦完了發掘手續後，三星堆的考古發掘時間定在1933年冬季。
然而，因為其他事情的耽擱，考古發掘的時間不得不延後。
這下可急壞了廣漢縣羅雨蒼縣長。此君雅讀詩書，是位好古之人，聽說本縣出了古代的遺物，便興致勃勃，也想探個究竟。便催促葛維漢教授盡快開始考古發掘。
豈料葛維漢心裏有些顧慮。他心想，自己是個西方人，來主持在蜀地的首次考古發掘，這事有些太招搖，難免不會引起當地不必要的誤會和糾紛。於是，他反複思考與斟酌，最後與羅縣長商議，改由縣政府出麵，由縣長主持發掘。他和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的林名均教授就做考古隊的領隊與監理。
1934年3月。
4日、5日兩天，葛維漢和林名均教授先後到了廣漢，籌備發掘工作。發掘所需物品如測量器、水準儀、繪圖板、卷尺、鏟、鋤，乃至毛刷、竹簽、木方等等，一應器物皆從成都帶來。
6日一早，葛維漢和董篤宜牧師與廣漢縣羅雨蒼縣長及另外兩名縣府官員鄒臣輔、蕭仲源一起前往太平場附近的遺址。隨同的有駐軍陶旅長派來的一小隊警衛人員，警衛熱情地把他們送到距太平場1公裏左右的地方，那是考古隊的駐地。
出於謹慎的考慮，思慮細密的羅縣長又派出了80名團丁，保護發掘隊員和發掘場地的安全。
在這些準備工作就緒後，發掘隊就開始選擇發掘的地方——在駐地附近。
他們相信駐地附近就處在文化層上，因為在此發現了一些陶片，根據地形判斷，有可能就是古遺址的範圍內。
勘探之後，劃定區域，設置了零與1.5米的基準線，並在兩者之間開挖一個長12.2米、寬1.5米的探溝。
在考古發掘中，這隻是一個不起眼的探溝，不過，別看它是比較簡單的考古形式，卻意義非凡——它是四川曆史上首次考古發掘，是中國考古史上最早的考古發掘之一。
這次發掘，悄然地拉開了探索古蜀文化的序幕。
曆史的車輪駛入20世紀50年代。
巴蜀大地，春潮湧動。年輕的共和國，正是百廢待興之際，北京傳來了中央人民政府決定修建寶成鐵路的好消息。與此同時，川陝公路的修擴建也隨之開始。
應該說，年輕的新中國考古事業，一開始就是與祖國的基本建設緊密相關的。
基於保護公路、鐵路沿線的文物的考慮，當時的四川省政府，決定本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配合這次基本建設，對川陝（四川—陝西）沿線的公路、鐵路進行了文物考古勘探調查。
在當時，對四川文物考古工作者而言，所能了解的古遺址是非常有限的，除了抗日戰爭期間進行的王建墓（現稱永陵）的考古發掘外，四川考古基本上處於空白期。
當時隻知道成都平原上有新繁的水觀音遺址和廣漢的三星堆遺址（1956年的春季和秋季，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涪江流域和溫江專區進行田野調查。結果在新繁和廣漢發現了文物的線索）。
由於寶成鐵路從成都出發沿途就是經過新繁的水觀音遺址和廣漢的三星堆遺址，所以四川文物考古工作者勘探調查的首要地點，毫無疑問，就確定在新繁水觀音遺址和廣漢三星堆遺址。
1956年秋天。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田野組的王家佑、江甸潮兩位考古隊員，分別對新繁水觀音遺址和三星堆遺址中的月亮灣、橫梁子等地進行了田野調查。
這兩位從大學畢業不久的年輕人，幹工作朝氣蓬勃，追求快速高效。
在調查完新繁的水觀音遺址後，他們便沿著鴨子河的南岸進行對三星堆遺址的調查。
20世紀50年代的四川成都平原上的普通鄉村，依然還保留了20世紀30年代剛發現三星堆遺址時的風貌：村裏房屋散居，有林盤和竹林。最好的房屋是瓦屋，有木頭搭的房梁和擱瓦的木椽，牆壁是用木板建成；次一等的房屋雖然也是瓦屋，但是用的竹子做成椽擱，牆壁則是木骨泥牆（用竹子編成的竹籬笆，上麵再敷上黃泥，刷上白色石灰）；再次的房屋就是土牆茅屋。
風貌雖然沒變，但社會已經充滿活力。
農民輕快地勞動，感染了兩位年輕考古學家。他們先是從三級台地的月亮灣到最高一級“台地”上，在有一道土崗的橫梁子的台地上來回查看，尋找線索；然後再從橫梁子的西側下到馬牧河灘一帶進行調查。他們來回奔走於田野，並訪問了許多當地的村民。
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新繁水觀音遺址和三星堆遺址中的月亮灣、橫梁子，這三個遺址（相當於殷周時期）與戰國以下的文化是不同的文化係統。
現在回過頭來看，他們的結論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可惜的是，當時他們也曾在三星堆堆子的地方逗留，也沿著堆子進行了調查。他們來到了藏有三星堆寶藏的地方，咫尺之遙，卻失之交臂。
這一陰差陽錯，竟然是耗時整整30年！
值得欣慰的是，這次調查，收獲還算不小：從村民手裏收集到許多曆年出土的玉石器，計有牙璋、石璧、石鏃、石斧、赭石、石圭的坯子和石斧的坯子。采集的陶片有小底杯、斂口盆形器、壺形器、敞口盞、口大底小的盆狀器等。
王家佑、江甸潮兩人的調查和文物征集，極大地鼓舞了四川省文博考古界。
仿佛有種趁熱打鐵的感覺，離前次調查時間不久，1958年，四川大學曆史係考古教研組的老師們又來到廣漢。這次他們著眼於學生的考古實習選址，所以拓寬視野，選擇在廣漢中（南）興公社古遺址進行調查。
他們調查的範圍主要是在鴨子河、馬牧河之間的台地上，西至東勝寺，東至廻龍寺及三星堆堆子附近。
此次調查，雖沒有從村民處征集到文物，也還是有所收獲：采集的文化遺物，有石器和陶片兩種。從陶器來看，以夾砂粗紅陶為主，此外尚有少量的細泥黑陶及細泥紅陶。器型主要是以小平底器為主，圈足、尖底器次之，也有少數三足器。石器共采集17件，計有斧、锛、矛、盤狀器、礪石、璧、珠飾等。
采集到的這些文化遺物，雖然看上去並不精美，也不完整，要將其稱之為文物，的確有些勉強。但四川大學曆史係考古教研組的老師們並不氣餒，相反，他們在分析這些文化遺物時得出的推論卻相當樂觀。
有了前兩次的田野調查，考古學家對三星堆遺址心裏已經有了底。
1963年9月，三星堆曆史上的第一次正規考古發掘開始了。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和四川大學曆史係考古教研組聯合組成發掘隊，再次對三星堆村的月亮灣進行了發掘。
參加這次發掘工作的有：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的張才俊、戴堂才，四川大學曆史係考古教研組的童恩正、宋治民、馬繼賢等教師，以及四川大學曆史係考古專門組的15個學生。參加這次發掘工作的還有廣漢縣文教局的同誌。
負責發掘工作的領隊是時任四川省博物館館長、四川大學曆史係教授兼考古教研室主任馮漢驥先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的李顯文負責測量。
馮漢驥先生是著名的考古學家和文化人類學家。這位曾就讀於美國哈佛大學、獲賓夕法尼亞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一流學者，有著豐富的考古發掘經驗。20世紀40年代的前蜀王建墓（永陵）的考古發掘，就是在他的親自主持下進行的。這次發掘三星堆，有他帶隊，考古隊眾人無不充滿了信心。
馮漢驥先生親自勘探地形後，決定在三個地點進行發掘。
第一地點選在距燕家院子東南30米左右的稻田裏，此地的北麵靠近當年出土玉石器的水溝（倒流堰），東距月亮灣土埂約200米。
第二個地點在水溝北岸真武宮後約40米的田裏。
第三個發掘地點選在月亮灣土埂上。之所以選在土埂上，目的是想了解其是否為人工夯築而形成的一道土牆。
今天，如果你能到發掘實地看看，就會對馮漢驥先生當年這樣選址的決定感到由衷的信服：在兼顧曆史出土玉石器坑的位置和地形地貌之上作出的選擇，正好處在三星堆遺址的文化地層範圍內。
在大家都對三星堆文化的認識還非常模糊的時候，馮漢驥先生展現了他的非凡學識和眼光。
發掘從1963年9月20日到1964年1月23日止，實際工作僅有40天，發掘麵積150平方米。
這次發掘，麵積雖然不夠大，但發現的遺跡和文物信息很豐富。
在發掘的遺跡中，發現了大量的房屋基址和紅燒土硬麵及大量的陶片，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礫石遺跡，這種礫石遺跡用約5厘米大小的礫石鋪成，鋪築規整，礫石層上各有一層厚約15厘米和10厘米的黃沙，礫石中夾有少量陶片；周圍是黃褐色的黏質土，邊緣清楚；遺跡呈長條形，長2.6米，寬0.48米，走向為北偏西80度。
發現墓葬六座，其中有三座墓葬沒有葬具，卻有隨葬品；另外三座雖然沒有發現葬具也沒有發現隨葬品，但是保留了部分骸骨，且能看出他們是未成年人，一個少年，兩個幼童。
此次發掘的意義非同一般：考古學家第一次從地層學和類型學上對月亮灣的發掘進行分析對比，指出該遺址是屬同一文化的不同時期的堆積；並且合理解釋了房屋基址和紅燒土硬麵以及礫石遺跡的發現，確定了這裏有可能是一處重要的建築遺跡。
黎明前的曙光
1964年。
與年輕的共和國一樣，三星堆村迎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好時光。
也許是應了中國那句老話，“天人感應”，“政通人和”。此時，在沉寂數千年之後，麵臨和煦的春光和舒展眉頭的民眾，20世紀30年代偶爾展露身影而平素深藏於地下的三星堆文明似乎終於忍耐不住，漸漸地、羞答答地又展露出一些蛛絲馬跡來。
同年春天的某日，月亮灣的幾位農民在距離燕家大院出土玉石器地點五六十米處挖糞池時，又發現一坑有成品、半成品的玉石器，其中還有石坯。
三星堆文明，似乎在向人們發出某種信息。或許，四川考古的春天已經來臨？
然而，又應了另一句老話，“好事多磨”。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1974年，當人們對十多年前三星堆出土文物的記憶已經逐漸淡忘，偶然間，當地農民又在附近梭子田發現一坑磨石。時任廣漢縣文化館文物幹部的敖天照回憶，該坑為石板封閉，坑口有1米長、50厘米寬，約50厘米深。坑內出土的磨石為大小卵石數十件，青黃如玉，堅硬細膩，均有打磨麵，當為作坊使用的加工工具。
1976年9月。廣漢縣高駢公社機製磚瓦廠挖排水溝，發現玉器三件。時任廣漢縣文管會幹部的敖天照，立即與省考古隊的王有鵬趕至現場清理，又先後發現刀形玉器和石矛，以及青銅牌飾。該地曆史上曾是“石鼓寺”建築遺址。敖天照認為應是三星堆遺址範圍內的一處古蜀國的小型祭祀坑。
此次是三星堆遺址首次發現青銅牌飾，它的出現，與後來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發掘出土的銅牌飾有類似之處。其所出土的刀形玉器、斧形玉器（玉戚）、石矛和青銅牌飾，均顯示出較早年代特征。
可惜的是，這些重要發現，在當時恰如“泥牛入海無消息”，連一點漣漪都未出現——長期的政治運動，四川考古文博學界的專家學者已經麻木了。三星堆的考古發掘進入了一個相對沉寂的時期。
不過，表麵平靜的河麵下暗流湧動。具有遠見卓識的馮漢驥教授，就是在最困難之時，也未放棄對學術真理的追求。
不久，馮漢驥教授與童恩正合著的學術論文《廣漢三星堆玉石器》在剛複刊的《考古學報》雜誌上發表了。而張勳燎，馮漢驥教授的另一個弟子，著名考古學家，也對三星堆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石器有了自己的一些獨特的看法。
馮漢驥和童恩正教授主要對1929年至1964年出土的玉石器進行研究，但重點討論的是1929年出土的玉斧、玉璋、玉琮、玉釧和石璧五類器形。並分別論述了這些器物的形狀及可能的用途。認定它們基本上都屬禮器類。
他們並對以前的相關考古發掘作出判斷：
在秦滅巴蜀以前，四川地區是被稱為“夷狄”之國的，所以《漢書·地理誌》說，“巴蜀廣漢本南夷，秦時通為郡縣”。廣漢玉器的出土，說明蜀國的統治者早在西周時代即已經有了與中原相似的禮器、衡量製度和裝飾品。
他們敏銳地察覺，三星堆古遺址對於研究蜀國的曆史具有重要價值，認為它再一次證明了四川地區和中原悠久而緊密的曆史聯係。
而張勳燎先生的文章，將廣漢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與曆史上的度量衡聯係起來，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參加1963年三星堆考古發掘的四川大學考古教研組（後改為教研室）的林向、宋治民、馬繼賢老師，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的沈仲常、王家佑、李複華等人也在此期間做好了學術準備。
四川考古學界，在默默地等待出現考古契機。
春暖三星堆
寒冬過去，陰霾消散。
1980年的春天，是一個“科學的春天”。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也開始活躍起來，他們承擔起了四川考古發掘的重任。
重新開始對三星堆遺址進行試掘的話題再次提起，這次發掘地點就選在三星堆遺址的第三個堆子的旁邊。試掘麵積約100平方米，時間是從春天到夏天。
這次發掘，發現了不少的陶片和部分石器，根據這些發現和初步調查，考古學家們有了共識，認為如此豐富的文化遺物，表明這兒是文化遺址的中心區域，有必要對三星堆遺址進一步深入發掘。
1980年冬天，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決定，專門組織一支發掘隊，對三星堆遺址再次進行發掘。
1980年11月26日。
由王有鵬、陳德安、陳顯丹、莫洪貴等人組成的發掘隊來到三星堆村。與前次考古發掘地點稍有不同，這次他們選定在當時的廣漢縣南興鎮九大隊第二生產隊的三星堆第二個堆子旁，東距磚廠的機房80米處進行發掘。
收獲是很大的，出土了大量的夾砂陶片和石製工具、獸牙，以及其他遺跡。
從出土的殘陶片來看，其主要的器形有：罐、缽、甕、高柄豆、器座、平底盤、曲腹杯、敞口盤等。在工具方麵，有用於砍樹劈柴的石斧、石锛，割獸皮的切割器、紡線的陶紡輪，狩獵工具有矛、石球等。這些都是古代蜀人先民的日常生活用具。
同時，還出土了許多動物的牙齒，其中有豬牙、鹿牙、羊牙等。另外還發現大量的石璧毛坯和殘石璧。
從遺跡方麵看，發現了大量的“紅燒土”以及房基的“土槽”。這些土槽和紅燒土實際上是古代蜀人用於建築房子時挖的基礎和燒烤的牆麵。
發掘可謂取得了圓滿成功。
理由一，考古學家對遺址的時代和出土的遺物遺跡有了較新的認識，他們已經在考慮將三星堆遺址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發表在《考古學報》1987年2期上的《廣漢三星堆遺址》，就是當時的考古成果。理由二，參加發掘的考古隊員，後來大都成為四川三星堆考古的骨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