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桑塔格逝世，中國的桑塔格研究一度升溫，不僅介紹、評論文字數量劇增，而且出現了第一部關於桑塔格的理論專著，即王予霞寫作的《蘇珊?桑塔格縱論》，對桑塔格的批評、理論、創作以及政治活動進行了一定的介紹和梳理，該書中大量引用了桑塔格自己的觀點和國外學者對桑塔格的研究成果，因此深入的分析和獨到的見解有所缺乏。並且，作者將桑塔格的思想發展納入從現代主義走向後現代主義轉型的理論框架中，缺乏充足的論據，也是桑塔格本人和國內外多數學者明確反對的。2004年，首都師範大學的王秋海完成博士論文《反對闡釋——桑塔格形式主義詩學研究》，把國內的桑塔格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他把桑塔格的思想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提出形式主義的詩學體係，較為詳細地闡釋了形式、新感悟力、沉寂美學、坎普、土星式憂鬱等概念和問題，對桑塔格的許多重要篇章有細致入微的分析和解讀。但他過分強調桑塔格“反對闡釋”的重要性，過多依賴於桑塔格早期的形式主義思想，於是采用“形式主義詩學”的理論框架來解析她的整個思想脈絡，忽略了桑塔格思想的發展變化和自我反思。所以，王秋海博士的研究有明顯的牽強之處，其整個思路也值得進一步商榷筆者認為主要問題有：一、可以說，在桑塔格的思想中並沒有文學理論（或者詩學）這樣的東西，她不是一個理論的建構者，她更不追求這樣的角色，加之，文學本身在她的批評中所占比重並不是最大的。所以，形式主義詩學在她那裏是牽強的；二、桑塔格對攝影、疾病以及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那些著名批判並不是一種形式主義思想，更不能通過形式主義詩學得以理解；三、桑塔格的思想還存在獨特的文化-政治學含義，一種形式主義詩學無法予以闡明，相反，它代表了一種新的人文主義批判。。2005年至今，桑塔格在國內的熱度並沒有退卻，新的譯著、新的研究論文和新的專著都不斷湧現。三、現存研究的不足
縱觀國內外的桑塔格研究，主要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傳記式研究，主要結合桑塔格的成長經曆和時代背景，展現她的寫作及思想發展脈絡，這類研究多為史料的梳理，較為全麵地展現桑塔格創作、批評的材料和情況，並不是對桑塔格思想的深入研究，缺乏對其思想的總體性問題的把握和全麵的分析。二是個案研究，即以桑塔格的某些作品、某些觀點為特例，進行深度的分析，屬於微觀研究的範疇。三是全麵的研究，即圍繞一個核心問題或總的理論框架進行研究。比如，利亞姆?肯尼迪圍繞“成為現代主義究竟意味著什麼”這樣一個問題來切接桑塔格的思想；王秋海采用“形式主義詩學”的理論框架來研究桑塔格。
我們知道，每種思想都是一個真實的整體，桑塔格的思想也不例外。但分析已有的研究，我們發現最缺乏的卻是對桑塔格思想的整體把握。當然，對思想的整體把握總是困難重重，最大的困難就是首先必須找到思想的“總問題”，然後再以“總問題”為理論前提進行研究。
麵對桑塔格，“總問題”顯得尤為困難。雖然也有人涉及這一思路，但並未觸及其思想的根本。原因在於桑塔格的思想極為龐雜和獨特。首先，她的思想產生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極為複雜。從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既是全球經濟政治的大變革時期，也是文化的大變遷時期，西方各種思潮（特別是後現代主義思潮）以及各種新的文化樣式風起雲湧。桑塔格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展開了自己的創作。其次，桑塔格興趣廣泛，研究領域也異常豐富，且思想成分複雜。她一生著述頗豐，並積極投身於各種文化、政治、慈善活動，文學創作、批評文字覆蓋了廣闊的領域，涉及哲學、文學理論、色情學、攝影、繪畫、舞蹈、電影、音樂、法西斯主義、阿爾托的“殘酷戲劇”、現代主義、馬克思主義、癌症、艾滋病等等。第三，桑塔格不是一位理論建構者，也不是專業的文學批評家，並沒有係統的理論著述。她的思想散落於不同的作品、發言、行動之中，有些因為時間、地點、語境和自身的變化甚至存在牽強和矛盾。
所以，本文試圖撥開這種由於複雜性、獨特性所造成的障礙，展開對桑塔格思想的整體研究。研究的起始即是對她思想“總問題”的把握和分析。第二節對桑塔格思想“總問題”的思考
一、借助阿爾都塞理解桑塔格思想的“總問題”在《保衛馬克思》中，阿爾都塞提出了把握思想“總問題”的原則。
阿爾都塞首先批判了那種把思想肢解成不同的成分，再進行拚湊、比較的方法，這“已經破壞了這種思想的真實整體性，它就沒有資格再對這個思想說三道四”（法）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44頁。。阿爾都塞稱這種方法為“折中主義”，它是帶有黑格爾色彩的老觀念，它以三個理論前提為基礎。對此，阿爾都塞有極為精彩的分析：“第一個前提是分析性前提：根據這個前提，任何理論體係，任何思想結構都能夠還原為各自的組成部分；在這個條件下，人們就可以對理論體係中的某一個成分單獨進行研究，也可以把它與屬於另一個體係的另一個類似成分相比較。第二個前提是目的論前提：這個前提建立了一個曆史的秘密法庭，對交給它審理的觀念作出判決，它甚至還可以把（其他）體係分解為組成部分，確認它們作為成分的資格，然後根據自己的真理性標準去衡量它們。最後，第三個前提是前兩個前提的基礎，它把觀念的曆史看作自己的組成部分；它認為，曆史上發生的一切歸根結底無不是觀念曆史的產物，觀念世界本身就是觀念自己的認識原則。”（法）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第41頁。在阿爾都塞看來，這三個前提表現了“分析的目的論”，分析者是依照自己的目的論需要而不是按照思想本身的內在整體去分析、研究。也就是說，他們不是讓思想自己說話，而是自己假借思想在說話。最終，言說的不過是他們自己的話。
緊接著，阿爾都塞提出了新的方法：每種思想都是一個真實的整體，並由其自己的總問題從內部將之統一起來，我們要真正把握思想，就務必深究思想的總問題。隻有以總問題為基點和出發點，具體的思想含義才能在特定的語境中被理解和闡釋。“如果用總問題的概念去思考某個特定思想整體（這個思想直接以一個整體而出現，它明確地或不明確地被人們作為一個整體或一個‘總體化’動機而‘體驗’），我們就能夠說出聯結思想各成分的典型的係統結構，並進一步發現該思想整體具有的特定內容，我們就能夠通過這特定內容去領會該思想各‘成分’的含義，並把該思想同當時曆史環境留給思想家或向思想家提出的問題聯係起來。”同上，第53-54頁。
阿爾都塞把這點視為具有根本性質的結論，他在注釋中解釋說：“總問題的概念與唯心主義地解釋思想發展的各種主觀主義概念的不同之處，正是總問題的概念在思想的內部揭示了由該思想的各個論題組成的一個客觀的內在聯係體係，也就是決定該思想對問題作何答複的問題體係。”同上，第54頁。可見，思想的“總問題”包括了兩方麵內容：一是思想本身的內在本質；二是時代（或外在世界）給思想家提出的問題。對此，阿爾都塞告訴我們：“總問題並不是作為總體的思想的抽象，而是一個思想以及這一思想所可能包括的各種思想的特定的具體結構。”（法）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第55頁。這既包括思想的內部結構，又包含思想與外在問題相聯係的具體結構。
這樣，思想的“總問題”就不是思想家所涉及的諸多領域中某一單個領域的問題，也不是思想家所涉及的全部領域的問題的簡單綜合。相反，正是由“總問題”決定並帶出了這些領域的問題，就像費爾巴哈以人本學作為總問題，“不僅能成為宗教的總問題（《基督教的本質》），而且能成為政治的總問題（《論猶太人的問題》），甚至能成為曆史和經濟的總問題（《1844年手稿》）……”同上。這裏至關重要的是，並不是思想家為我們有意設計出了“總問題”；相反，常常是思想家對此毫無知悉。正如阿爾都塞所說：“馬克思反複告訴我們，不要把思想的自我意識當作思想的本質，他這句話的意思是，在思想沒有意識到它所回答的（或避免回答的）現實問題以前，思想首先沒有意識到‘理論前提’，也就是說，沒有意識到業已存在但未被承認的總問題，而這個總問題卻在思想的內部確定著各具體問題的意義和形式，確定著這些問題的答案。因此，一般說來，總問題並不是一目了然的，它隱藏在思想的深處，在思想的深處起作用，往往需要不顧思想的否認和反抗，才能把總問題從思想深處挖掘出來。”同上，第56頁。
於是，要把握思想的“總問題”，我們必須拋棄那種自我意識的幻象，拒絕關於自我的假想性推導，徹底回到現實中來，完全依靠思想本身及其與外部的關聯來接近它。也就是說，我們要摒棄思想家的過於強大的自我意識，不再通過對思想家的自我假想式推導來理解現實，達到似乎思想中不再有思想家了的境界。二、把新感受力美學作為桑塔格思想的“總問題”
在《火山戀人》中，桑塔格說：“在許多集會上，我很容易就忘了我隻是一個女人。”（美）蘇珊?桑塔格《火山戀人》，李國林、伍一莎譯，譯林出版社，2002年，第393頁。這句話頗有意味，它引導著我們的分析。感受力一直極為強烈和敏銳的桑塔格怎麼會忘了這一點呢？“我很容易就忘了……”，說明她不是有意忘卻，更不是感覺麻木，這表明桑塔格的經驗沒有被性屬所局限，她的感受未被身份和身體所框定，也不被個人色彩所玷汙。那麼可以說，她的經驗就避免了個人化，沒有從生活實踐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封閉的東西。其實，這與桑塔格的願望是一致的，她不希望被人視為一名女性知識分子，不希望表現女性所特有的經驗。她也並非要和男性一比高低，而隻想成為一名具有普遍性的知識分子。
桑塔格對這一普遍性的認識是獨特的，這源於對當下現實的理解。她認為，每個時代都有它獨特的感受力。“新感受力”是桑塔格對新時代的總體感受和高度概括的結果，是基於對資本主義新文化的全麵理解和感受而提出來的。它並非局限於某個獨特的領域（比如自主的審美王國），不依賴於對某一存在的獨特感受和領悟；不是一種封閉的自我經驗，而是跨越存在的所有領域的經驗；是對新時代存在狀況的全麵體驗。它是開放的，既有對外在環境的身體體驗，又有對圖像的感知，實際上，還包括對日新月異的大眾文化和已有的高雅文化的感悟，甚至對道德和古老的人文價值的體味，以及對現實中責任和良心的召喚。諸多不同領域的體驗得以結合在一起而不衝突，原因在於它們“具有潛在的一致性”，都向感受力轉化、彙聚，從而構成一個新感受力的總體，這也是一種總體的把握能力，可以接受、欣賞和批評世間的一切。正如桑塔格所說，通過新感受力，我們就能同等接納和欣賞“一部機器的美、解決一個數學難題的美、雅斯貝?約翰斯的某幅畫作的美、讓-呂克?戈達爾的某部影片的美以及披頭士的個性和音樂的美。”（美）蘇珊?桑塔格《反對闡釋》，第352頁。完全不同的對象卻產生了同樣的效果，這樣，新感受力作為總體的把握能力，實際上也是一種可普遍化的經驗能力。
如果這一普遍化注重的還是經驗內容的普遍化，那麼桑塔格的新感受力就毫無新意了。西方思想一直走在思考經驗內容的普遍化問題之道路上，特別是康德開創的主體哲學，為之奠定了全新的基礎，把普遍性的根據置於主體自身內，讓普遍性內在化；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向我們揭示的不過就是經驗內容不斷擺脫感性獲得更高普遍性的過程；在馬克思“美的規律”中我們同樣可發現這樣的普遍化經驗；當T?S?艾略特采用“感受力的統一”考察英國詩史的時候，他雖然借用了布雷德利的“直接經驗”，提出了“客觀對應物”概念，但他強調的仍然是經驗內容的普遍化問題。參見（美）雷納?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楊自伍譯，第五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第292頁。
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變遷》中，從另一個角度分析了這一問題。他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那種“可普遍化的經驗”變得越來越危機四伏。他發現18世紀的書信體小說對新興資產階級主體經驗的廣泛傳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小說所宣揚的人文主義價值是新興資產階級的理想，是真正普遍的，它們雖存在於心靈世界的隱秘領域，卻能引起共鳴。這樣，資產階級的經驗世界就成為他們的精神世界。在歌德的教育小說《威廉?邁斯特》中，我們同樣可以發現精神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和諧統一。但隨著資本主義不斷商業化，通俗文化不斷商品化，娛樂媒介劇增，自主的藝術為了抵製通俗文化的吞噬，逐漸退縮，變得越來越艱深晦澀，那種基於普遍經驗的交流能力也隨之降低。普魯斯特、喬伊斯等人的現代意識流小說為了避免屈從庸俗、與精神相抵觸，從而拋棄了與經驗世界的聯係；小說家被迫返回到他們自己的主體世界，專注描寫自我的神秘領域，促使資產階級文學公共領域所宣稱的“可普遍化的經驗”麵臨極大危機。這種狀況在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產業”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文學越來越趨向於自我指涉，趨向於能指的自主性——寫作就是有關詞語而非現實事物的活動。結果，文學完全失掉了把握“可普遍化的經驗”的能力，作家麵對現實時表現出嚴重的無能為力參見周憲主編《文化現代性精粹讀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88-289頁。。
其實，哈貝馬斯所提出來的問題，正是桑塔格努力要解決的。對桑塔格來說，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我們該如何去追求那種“可普遍化的經驗”，而是我們該如何追求擁有經驗的能力。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前者注重的是對那種經驗的內容的把握，後者關注的是能夠經驗的能力。這其中存在的一個理論關鍵點是，我們不是“對……的感受”，而是“感受……的能力”，也就是說，感受到什麼（內容）並不是最重要的，關鍵是我們感受的能力。比如，對道德，不是要“對道德的感受”，而是要“感受道德的能力”。桑塔格認為，隻要我們具有那樣的感受力，我們就會真正擁有相應的經驗。她說：“現在重要的是恢複我們的感覺。我們必須學會去更多地看，更多地聽，更多地感覺。”（美）蘇珊?桑塔格《反對闡釋》，第17頁。新感受力作為這樣的能力，決定了藝術和批評的目的、起點和方向，也決定了桑塔格的所有思想。
我們提出“新感受力”是桑塔格對新時代的總體感受和高度概括，這也是新感受力美學得以成立的根本前提和基礎。桑塔格雖然並沒有明確提出“新感受力美學”這個詞，但是，按照傳統美學的含義來看，從早期到晚期，她對新感受力的理解都具有美學特征。基於此，我們可以說，從根本上來看新感受力美學並不是理論的需要，它完全是現實的迫切要求，是對資本主義現實的回應。桑塔格曾在接受采訪時談到：“我力圖理解我所生存的世界。我的思維很具體，也很實際。我用具體的曆史現實衡量我的一切思想行為。”貝嶺、楊小濱《重新思考新的世界製度——蘇珊?桑塔格訪談紀要》，載《天涯》1998年第5期。20世紀五六十年代，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發生急劇變化的時期，桑塔格全麵經曆了這種變化，她的思想也反映了這一變化。首先，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及其擴張帶來了物質的豐裕和生活的舒適，與此相伴隨的是新的侵略、暴行以及越來越多的受害者。但是，許多生活無憂的知識分子對這些現實情況卻變得越來越麻木，失掉了良知和責任，喪失了批判精神。正如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所說，因為大家都分享到了“製度的好處”，抗議也就不複存在了參見（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劉繼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他把當代工業社會視為新型的極權主義社會，認為它成功地實現了對人的壓製，使得人們失去了內心中那種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從而成為單向度的人。。這無非是因為太多知識分子丟失了批判和反抗的向度，安於經營自己那份舒適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