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視角
修辭學是西方人文學科當中最為古老的學科之一。早在2000多
年前，亞裏士多德（Aristotle）在西方文明史上首次對人類知識進
行了全麵、係統的分類，並創立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古典學科知識體
係。其中，他將修辭學與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並列，歸
入以規範人類行止為目的的“實踐科學”類。除了在認知體係上
的分類，古希臘人還確立了教育上的課程體係，修辭學是柏拉圖
（Plato）在自己的學園實行的針對自由民的“自由七科”之一。
這一課程體係到12、13世紀仍被當時新興的大學所使用。在整個希
臘-羅馬時期，修辭學都作為“三藝”或“七藝”之一成為人們學習
的主要課程。
修辭學在公元前4世紀已經有了相當係統化的發展，其標誌為亞
裏士多德《修辭學》的產生，奠定了西方古典修辭學的基礎。“亞
裏士多德從他那個時代開始就對修辭學理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西
塞羅、昆提利安、坎貝爾和大多數現代修辭學家所講授的修辭學理
論從根本上而論都是亞裏士多德的東西。”1修辭學在羅馬時期經由
西塞羅（Cicero）和昆提利安（Quintilian）等學者的進一步闡發，
其理論框架更趨嚴密。但這一狀況隨著古典修辭學在19世紀的式微
1
胡曙中. 美國新修辭學研究[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p455.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而發生變化，20世紀興起的新修辭學重新拓展了這一學科的研究範
疇。總之，在西方，修辭學一直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和專業被傳
授的。
在整個20世紀，學術研究的總體趨勢是體製化、專業化與學
科化，不過“這種情形埋伏著一個危機。它將產生出限於一隅的
思想，每一個專業都將進步，但它卻隻能在自己那一個角落裏進
步”1。針對專業化的這種局限，有的學者認為，“這種專業化的趨
勢所產生的危險是很大的，……社會的專化職能可以完成得更好、
進步得更快，但總的方向卻發生了迷亂。細節上的進步隻能增加由
於調度不當而產生的危險”2。如何解決專業化的這一弊端，一些學
者提出學術領域中的跨學科趨勢有可能糾正這一時代的偏向，“專
業化不是優點而是一個無法避免的弊端，意識到了所有專業研究隻
有放在完整的知識體係當中才有價值。這些都是正在取得的進展。
一個敢於用超出自己本專業的知識來思考、講述甚至撰寫新課題的
人，曾被說成是‘半瓶子醋’，現在這種譴責聲已顯得越來越微弱
了”3。克萊恩指出，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期，學術研究的顯結構為
學科所主宰，而跨學科研究則一直處於“隱結構”狀態。而到了20
世紀後半葉，“隨著異質性、雜糅性、複合性、學科互涉等成為知
識的顯著特征，顯結構與隱結構之間的平衡正在發生變化”4。
“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ity）”一詞，最早在20世紀20年
代的美國紐約出現，其最初的含義大致相當於“合作研究”，
1
[英]A. N. 懷特海. 科學與近代世界[M]. 何欽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p188.
2
同上，p189.
3
[奧]E. 薛定諤. 自然與古希臘[M]. 顏鋒譯. 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
p99.
4
[美]克萊恩. 跨越邊界——知識、學科、學科互涉[M]. 薑智芹譯. 南京：南京大
學出版社，2005. p4.
第一章 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視角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被習慣譯作“跨學科研究”。從構詞法
看，“interdisciplinary”是由前綴inter與名詞discipline構成。其中，
“discipline”源自拉丁文“disciplina”和“discipulus”，前者指
教導，暗含獲得他人所不擁有的專門知識的意思，後者指教導的
對象，由此發展出它在現代的兩個主要詞義，即“學科”和“規
訓”。“interdisciplinary”即指學科互涉性。在20世紀60—70年代
跨學科大潮中，與“跨學科”相關的概念還有multidisciplinarity（多
學科性）、pluridisciplinarity（多元學科性）、crossdisciplinarity（交
叉學科性）、transdisciplinarity（跨界學科性）、superdisciplines（超學科性）以及federated disciplines（聯合學科），等等。關於
“跨學科研究”，比較公認的是2004年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家工程
院和國家衛生研究院共同發表的《促進跨學科研究》（Facilita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報告中對跨學科研究的定義，即跨學科
研究（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簡稱IDR）是指團隊或者個體的一
種研究模式，這種模式采用整合來自兩門或者兩門以上學科或專門
知識體係中的信息、數據、技術、工具、視角、概念和理論等的方
法，用以提高人們對世界的基本認識或者解決某一學科或研究領域
內所不能解決的問題。1
修辭學作為一門古老的學科，其研究的跨學科趨勢也在日趨增
強。譬如，社會語言學和社會心理學促使社會心理修辭學的產生，
信息理論促使信息修辭學的產生，話語分析理論促使話語修辭學的
產生，等等。當代修辭學跨學科研究這一屬性，預示了動態研究修
辭學的新格局。
1
中國社科院文獻信息中心. 跨學科研究係列調查報告選登之一[DB/OL]. http://
www.npopss-cn.gov. cn/GB/220182/227704/15318717. html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第一節 古典修辭學與新修辭學
一、從古典修辭學到新修辭學
英文中的Rhetoric由古希臘語Rhētorikē演變而來。Rhētorikē最早
出現在柏拉圖的對話錄《高爾吉亞篇》（Gorgias，385B. C.）中，由
兩個詞素即rhē（“言說”）和ikē（“……的藝術”）構成，原義為
“公共言說的藝術”1。因此，Rhetoric主要傳授的是演講的技藝。布
斯曼（Hadumod Bussmann）主編的《語言與語言學詞典》說：“古
典修辭學是一門建立在政治和倫理上的教育人們如何有效地進行公
眾演講的學科。”2顯然，西方語言中的Rhetoric一詞與中文語境裏
的“修辭”是意義大不相同的一個概念。張會森先生曾撰文指出，
俄語界和漢語界所理解的“修辭學”與歐美學界所習用的Rhetoric和
Stylistics是不同的。“Rhetoric”主要指在歐美學術界占主流的亞裏
士多德傳統的“Rhetoric”，俄語界和漢語界對“修辭學”的理解比
較一致，指研究語言使用的學科，是語言學的一門學科，是研究如
何依據題旨、情境，運用各種語文材料、各種表現手法來恰當地表
達思想和感情的修辭學。《俄語百科詞典》給修辭學下的定義是：
“修辭學——語言學的一個部門，研究語言單位（和範疇）在標準
語範圍內根據其功能劃分在不同語言交際條件下的運用（或使用方
法），也研究標準語現在與曆史中的功能語體係統。”3基於這種區
1
George A. Kennedy. A New History of Classical Rhetoric [M].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4. p3.
2
Hadumod
Bussmann.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regory P. Trauth, Kerstin Kazzazi. Foreign Language
Teac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p407.
3
張會森.
“修辭學/Rhetoric/Стилистика
”與當代修辭學[J]. 當代修辭學，
2010(4)
.
第一章 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視角
別，國內有學者曾經主張將“Rhetoric”譯為“雄辯術”，以區別
於中文概念的“修辭”。其實，即使是西方語言中的“Rhetoric”
概念本身，從曆史和內涵上看，也是歧義迭出，內涵豐富。從文藝
複興到19世紀，西方修辭學經曆了種種變化，傳統五藝說、文體風
格說、修辭手段說、構思組織辯論說、演講技巧說、文章寫作修辭
學、語言規範論修辭學等修辭觀都先後有過自己的市場。將修辭視
為“演講”“論辯”“文體”“受眾和情境適應”，還是“謀篇或
布局的藝術”，這些不同的傾向，都導致曆史上修辭學研究範疇的
側重點也各不相同。
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修辭是於公元前5世紀在古希臘敘拉古
（Syracuse）和雅典的民主政體中得以“發明”的。因此，西方古典
修辭學從一開始就注意到修辭與人類生活、話語實踐、真理表現的
關係，是一門與政治學、倫理學、心理學、邏輯學、語言學、表演
學等有關的綜合性學科。亞裏士多德在其《修辭學》中將修辭界定
為“一種能在任何一個問題上找出可能的說服方式的功能”1。並且
明確肯定修辭術與辯證術一樣都可以表現真理，認為辯證法為修辭
提供了先決條件，修辭學則使得這一探索能夠與經驗領域相關，從
而解決諸如政治學、倫理學等領域內的現實事務。
然而，亞裏士多德的修辭學主要還是側重於演講術的研究。在
《修辭學》中，亞裏士多德提出演講就是為了某種目的而勸說，勸
說有三種訴諸手段：理性、情感和人品。從演講的過程來看，研究
覓材取材、布局謀篇、文體風格、記憶和演講技巧。因此，《修辭
學》“不是修辭哲學，而是一本演講技能手冊和辯論指南”2。這
1
[古希臘]亞裏士多德. 修辭學[M]. 羅念生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p37.
2
Maurice Natanson. The Limits of Rhetoric [J].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1955(4).
p133-139.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種對“方式”本身的卓有成效的研究證明了亞裏士多德的修辭學研
究，偏重於修辭作為規勸的工具的實用性方麵。它所顯示的是主體
“對別人說服並使其確信”的能力。他告訴人們：“在談到暴行的
時候使用忿怒的口吻，在談到大不敬或醜惡的行為的時候使用厭惡
和慎重的口吻，在談到可稱讚的事情的時候用欣賞的口吻，在談到
可憐憫的事情的時候使用憂鬱的口吻，其餘以此類推。”1總之，修
辭學作為演講的藝術，其規勸的工具性的功能被亞裏士多德闡述得
淋漓盡致。到了中世紀，修辭與“文法”“邏輯”鼎立，成為人文
教育的基本學科。以寫作為目的的構思和謀篇成為修辭學的主要內
容。修辭常常和寫作課聯係在一起，研究文本的各種技巧，篇章結
構以及語體風格。正如王易在《修辭學通詮》中所總結的：“希臘
當雅典民主之時，政爭甚熟，辯士群起，各競辭鋒，以收民望。效
用既著，語術之研究以起，然其初僅應用於辯論演說而已。其後經
世既久，遷地複多，研究日深，範圍益廣，遂進而為文章之修辭。
從此修辭學之主要部分，乃為此方所占領。”2
修辭學真正被狹窄化和邊緣化是在16世紀左右。其實，西方古
典修辭學“從柏拉圖開始，‘修辭學’一詞乃含有‘藝術上的過分
誇張和語言上的詭辯’之意”3。柏拉圖將修辭學與真理視為是不可
調和的，在《高爾吉亞》中，柏拉圖這樣描述：“修辭學似乎完全
不是藝術的追求……我把它的主要部分稱為諂媚。”4文藝複興時
期，以拉米斯（Peter Ramus）、笛卡爾（Rene Descartes）為代表的
理性主義學者，對修辭學亦采取一種批判的態度，“尋求客觀的、
1
[古希臘]亞裏士多德.
修辭學[M].
羅念生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p164-165.
2
王易. 修辭學通詮 [M]. 上海：上海神州國光社，1931.
3
大美百科全書（第二十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 p280.
4
溫科學. 20世紀西方修辭學理論研究[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p6.
第一章 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視角
科學的、永恒的真理，自然對修辭學缺乏耐心……便與科學和真理
沒有關係”1。在拉米斯等人的影響下，15—16世紀歐洲大陸出現了
修辭學批判運動。到19世紀乃至20世紀初，邏輯實證主義興起，進
一步剝奪了修辭學的生存範圍，“傳統上以修辭學名義進行研究和
教學的關於或然性問題的推理和演講方法被認為肯定比科學方法更
低級。邏輯實證主義……這種把科學標準用於解決一切問題的嚐試
明顯地使修辭學塗上陳腐的色彩”2。此後，由於西方理性主義的勢
力長期占據上風，科學主義大行其道，修辭學被進一步邊緣化。修
辭學的研究範圍也進一步狹窄化，古典修辭學中的論辯部分被分割
到辯證法中，構思和謀篇布局被置於邏輯規則之下，修辭學隻剩下
文體風格和演說技巧的研究。
20世紀初，修辭學在現代大學教育中被分解到心理學、語言
學、哲學、文學等各個係科中。從古典修辭學分離出來的各個分
支，在不同的學科中各自發展壯大，反而使得修辭學獲得了多種研
究視角。從20世紀50年代起，修辭學又呈現複興之勢，即“新修辭
學”的產生。由於唐納德·布賴恩特（Donald Bryant）、勞埃德·比
切爾（Lloyd Bitzer）、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等人的努力，
人們改變了對修辭學的消極態度和否定性的認識。這些對修辭的否
定性的認識，在哈德遜看來，至少包括這樣幾層意思：“裝腔作勢
的語言；誇誇其談空洞無物的語言；為掩蓋意義而弄虛作假的語
言；詭辯語言；文字修飾及修辭格的研究；學術圈中常見的大學一
年級的寫作；最後，最不常見的一種，整個口語藝術，特別是勸說
1
溫科學.
20世紀西方修辭學理論研究[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p13。
2
同上，p93.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性話語。”1
盡管“新修辭學”派別眾多且彼此差異巨大，但作為相對完整
的體係，從整體上來說仍然顯示出其與以往修辭學不同的地方。
“新修辭學”所關注的是幾乎無所不包的人類交際行為，除了演說
和寫作，任何形式的人際交往諸如藝術、建築、音樂、舞蹈、遊
行、集會、靜坐、示威、公眾表演，甚至頭發、服裝等都屬於修辭
學研究的範圍。比澤爾（Bizzell）說：“20世紀的修辭理論……把
修辭領域擴大到包括每一個語言使用的情況。”2例如托馬斯·卡雷
爾（Thomas Carlyle）把服飾也作為一種符號係統進行分析，“它是
一種可以進行修辭分析的交際形式”3。麥克黑爾·巴克坦（Mikhail
Bakhtin）認為自然現象也可以具有意識形態上的意義，如他認為
饑餓並不僅僅是一個生理現象，它是由饑餓者在社會語境中所闡釋
的。“新修辭學”的主將肯尼斯·博克的修辭學研究範圍更廣，
他認為，修辭學除了關注口語和書麵語，關注促銷、求愛、社會禮
儀、教育等話語之外，還要關注繪畫，甚至建築。同時，新修辭學
把心理學、人類學、語言學、社會學、哲學、邏輯學等研究成果統
統運用到他們的修辭理論之中。他們共同的觀點是：修辭學是一種
理解和改善人際關係的工具。“意識形態不能光從對經濟的考察中
推出。它還來自人作為‘運用象征的動物’這一本性……通過語言
和生產方式，不同的神經係統建造各種各樣的性質和規模上相異的
利益和興趣社會團體。在這種相分離和相團聚中，產生了‘普遍
1
[美]肯尼斯·博克等. 當代西方修辭學：演講與話語批評[C]. 常昌富，顧寶桐
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p82.2
Bizzell, P. &Bruce. Herzberg. The Rhetorical Tradition: Readings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Present [C]. Boston: Bedford Books of St. Martin’s Press, 1990. p921.
3
同上，p919.
第一章 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視角
的’修辭情景。”1修辭的功能不再是通過勸說讓聽眾接受你的觀
點，而是具有建構性。例如修辭的社會現實構建觀認為，修辭研究
可用於構建政治家的媒體形象，可用於市場策劃與營銷等；修辭的
表演觀認為，修辭研究可應用於精神病醫學、大眾傳播學；修辭的
敘述觀認為，將其研究應用於法律並可分析有關核武器的辯論；等
等。因此，埃寧格（Ehninger）說：“那種將修辭看作在話語的上麵
的調料的觀念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這樣的認識：修辭不僅蘊藏於
人類一切傳播活動中，而且它組織和規範人類的思想和行為的各個
方麵。人不可避免地是修辭動物。”
2
新修辭學的出現，形成了對幾乎所有的人類行為進行修辭化研
究的趨勢。“在最近三十年裏，‘新修辭學’已經被概括為：一種
基於社會心理的交流工具，一種探究可理解性的方式，一種辯論理
論，一種民主社會的社會政治慣例。”3新修辭學研究的興盛更表
現在其對社會生活的廣泛介入，如筆者參與的“2010年美國修辭學
國際研討會”的主要論題就包括了以下幾大熱點：①經典修辭學
研究，如“古典修辭及其遺產”“對亞裏士多德的再思考”“西塞
羅及其遺產”“經典修辭學的應用”等小組分類標題；②伯克理論
研究，如“肯尼斯·伯克與同一理論”“同一，文體及辯護”等；
③政治領域的修辭學，如“總統修辭”“奧巴馬：後現代總統的修
辭”“薩拉·佩琳現象”“軍事及外交政策中的修辭”等；④女
性修辭，如“世紀轉折時的爭論之外：女性主義修辭學”“修辭
1
[美]肯尼斯·博克等. 當代西方修辭學：演講與話語批評[C]. 常昌富，顧寶桐
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p156-157.
2
Ehninger, D. Contemporary Rhetoric: A Reader’s Coursebook [M].Scott, Foresman,
1972. p8-9.
3
Hadumod
Bussmann.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
.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regoby P. Tranth, Kerstin Kazzaz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p407.
10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傳統中的婦女”“非洲裔美國婦女”等；⑤修辭學與其他學科，
如“修辭學與宗教的交接麵/點”“科學修辭學”“修辭學與經濟
學”“爭論中的修辭與文學”等；⑥新媒體修辭，如“新媒介研
究”“視覺修辭學”“數碼修辭”等；⑦修辭批評理論與實踐，如
“修辭批評”“修辭批評的選擇性方法”“修辭批評教學的挑戰”
等；⑧修辭教育研究，如“重新調整修辭學教學”“修辭教育中的
問題”“修辭教學的學術語境”“正確的教學／正確的選擇：重新
安排修辭及寫作研究”等；⑨當代修辭現象研究，如“民主的釋
放：處理網上社團與公共話語”“博物館是怎樣說話的”“電影與
紀錄片的修辭”“當代醫療保障改革修辭中的同一與隔閡”等；⑩
修辭學的哲學探討，如“修辭的理論思考：巴赫金，Deleuze及德
曼”“增加康德與修辭學之間的聯係”“德裏達的修辭理論”“權
力話語”等等。其中，因美國漏油事件而產生的修辭話語，以及由
醫療衛生保健政策法令的製定和頒布而引發的爭論等國家政治經濟
領域中的最新問題成為這次會議中的一個研究熱點。1這反映出當前
修辭學研究對社會問題的高度關注和參與，其研究目的就是影響人
們在某些急需處理的具體事務上的選擇，其實質也就是幹預社會決
策和社會管理。美國高校的修辭學係也特別強調修辭專業的開放性
體係、學科交叉性，鼓勵學生開闊視野。例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修辭學係的“研究生計劃”中開宗明義地強調：“傳統的人文學係
一般局限於某一專題的研究，而本修辭學係是研究文本、言論，各
種各樣的交際事項包括電影、曆史、法律、文學、口頭語言傳統、
宗教、哲學、政治理論以及科學。”
2
1
鄧誌勇. 美國修辭學研究最新動態——記2010年美國修辭學國際研討會[J]. 當代
修辭學，2010(4).
2
溫科學. 20世紀美國修辭批評體係[J]. 修辭學習，1999(5).
第一章 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視角11
從這個角度來看，在西方，不論是古典修辭學還是新修辭學，
都不僅僅是研究語言運用之學，而是一門與心理學、邏輯學、語言
學、人類學、倫理學、社會學等學科密切相關的綜合性學科。
二、新修辭學理論體係
新修辭學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學派理論，而是用以區別於西方古
典修辭學的概括性描述，因此，要給“新修辭學”下一個完整的定
義或找出一條主線是很不容易的。修辭學家蘇珊·賈拉特（Susan C.
Jarratt）為2007年版《現代語言與文學研究導論》撰寫的“修辭學”
一文，便首先聲明由於在21世紀的開端“修辭學術實踐表現出高度
多樣性，既沒有哪一組理論設定是修辭學家普遍接受的，也沒有哪
一種途徑可以被稱為整個領域共同采用的研究方法”，所謂新修辭
學是指所有打破傳統以“演講術”為主導，以單向“勸服”為理論
基點的舊的修辭學研究，而強調從雙向交流、整體文化建構角度，
從哲學、文化學、社會學、人類學等不同學科方向上綜合描述和闡
述修辭現象的理論學說。1因此，新修辭學實際上包含了眾多的理論
走向和不同主張的理論學說。
從研究內容來說，20世紀西方新修辭學理論大致可以分為兩個
部分：一部分是旨在擴展修辭學的研究領域，進行學科重建的理
論；另一部分則是與修辭實踐密切相關的理論。
就學科重建的理論來說，從20世紀初至80年代，先後出現過
理查茲（Richards，1965）的修辭哲學，博克（Burke，1950）的動
機修辭學，司各特（Robert Scott，1967）的認知修辭學，佩雷爾曼
1
Jarratt, Susan C. Rhetoric [A] . David G. Nicholls (ed.). Introduction to Scholarship
in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3rdedition [C].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07. p73-102.
12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Chaim Perelman，1968）的論辯修辭學等。關於修辭方法論的研
究有布萊克（Black，1965）的修辭批評方法論，科比特（Corbett，
1965）的古典修辭學今用，司各特和史密斯（Scott&Smith，1969）
的對抗修辭學，利奇（Leech，1969）的描寫修辭學，Bally（1969）
的功能修辭學，Weaver（1970）的價值修辭學，Haiman（1967）的
身體修辭學，Christensen（1975）的生成修辭學，Ortony（1979）和
Cooper（1986）的論隱喻等。
與修辭實踐密切相關的理論，有研究大眾交往與修辭效果的
schramm和Roberts（1971）、keller和Brown（1968）、Matson和
Montagu（1967）等的研究。針對不同學科領域的修辭研究有大眾
媒體修辭學、視覺修辭學（包括電影、電視和戲劇等）、廣告修辭
學與電子修辭學等十幾種。如麥克洛斯基（Donald McClosky）的經
濟修辭學，吉爾茲（Clifford Geertz）的人類修辭學，Michael Billig
的心理修辭學，布斯（Wayne Booth）的小說修辭學，坎貝爾（John
Campbell）研究達爾文進化論的科學修辭學等等。
修辭學的複興不僅僅是對古典修辭形態的簡單模仿，更重要的
是對修辭的性質、範圍、目的、功能等新的擴展和突破，從而使修
辭學成為一門盡可能涵蓋所有以象征或符號為手段的關注整個人類
社會生活的跨學科和跨領域的綜合性、邊緣性學科。
三、修辭學轉向
新修辭學理論所探討的基本問題，使得修辭批評實踐有可能涉
足整個社會認知領域。20世紀後半葉，基於語言、思想、知識與社
會之間關係的重新界定和變動，西方思想界、哲學界不約而同地把
目光瞄準修辭學，試圖運用修辭手段處理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社
會矛盾和衝突，這就是在學術界發生過重大影響的“修辭學轉向
第一章 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視角13
（Rhetorical Turn）”。最近十多年，修辭學理論資源和概念術語越
來越多地介入相關學科研究，從西方當代的政治學、管理學、新聞
學、新曆史主義文學批評、後現代主義曆史哲學等研究成果，都可
以看到“修辭學轉向”的信息。修辭學轉向，不論是顯性的還是隱
性的，對各學科領域均產生了重大影響，也為修辭學本身的發展提
供了動力，拓展了修辭學的研究視野。
修辭學轉向雖然在各個領域表現不一，“但有一個共通點，就
是集中研究措辭在探索和溝通過程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1。
人文學科的“修辭轉向”通常認為是Simons在編撰“The Rhetorical
Turn”時提出的一個術語。根據他的分析，這種轉向與西方稱霸多
年的科學主義在解釋人文社會現象時表現出的捉襟見肘有關。修辭
轉向意味著人們對真理、現實、主客體關係等的重新認識，是一種
反客觀科學主義的人文回歸。Simons在書中列舉了一些20世紀80、
90年代出版的以修辭作為中心詞的研究成果，並因此稱之為“修辭
轉向”，如Brown（1985）的Society as Text，Michael Billig（1996）
的Arguing and Thinking: A Rhetorical Approach to Social Psychology，
Donald N. McCloskey（1985）的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Nelson、
Megill、McCloskey（1987）的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s，
Simons（1989）的The Rhetoric in the Human Sciences等。2
人文學科的“修辭轉向”首先表現在文學和哲學領域。在西
方，修辭與文學批評之間有著悠久的淵源。早在17世紀末，古典修
辭學與曆史、詩歌、文學評論和美文學已經密切地聯係了起來。美
文學研究家們崇尚古典作家和演說家，並把古典修辭學的規則運用
1
[美]麥克洛斯基等. 社會科學的措辭[M]. 許寶強等編譯. 北京：生活·讀書·新
知三聯書店，2000. p3.
2
曲衛國. 人文學科的修辭轉向和修辭學的批判性轉向[J]. 浙江大學學報，
2008(1)
.
14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到對文學的評論方麵。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評論家認為，文學的
目的性很清楚，就是使讀者取娛並受到教益。這樣，修辭勸說術就
與文學藝術的目的完全一致起來。到20世紀50年代前後，英美新批
評把研究重心放在文學語言上，有人稱這一理論為文學語義學，而
新批評創始人理查茲（I. A. Richards）則稱這種文學語義學為新修
辭學。然而，直到1925年赫伯特·維切恩斯（Herbert A.Wichelns）
《演講的文學批評》（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Oratory ）的發表，
才第一次正式係統地闡述了修辭批評與文學批評的關係，較為詳細
地論述了修辭批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並最終確立了修辭批評在文
學批評中的地位。之後，西方批評理論一直致力於在古老的修辭
學基礎上建立一種新的修辭批評形式。如特裏·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認為，現代文學批評理論需要一種新的修辭批評，這種修
辭批評正來源於“文學批評”的最早形式，即修辭學。伊格爾頓明
確把修辭學稱為話語理論，認為它關注的不是詩歌或哲學、小說或
曆史等一類作品的語言表達，而是社會整體中的話語實踐。他說：
“我的觀點是，最好把‘文學’視為一個名稱，人們在不同時間出
於不同理由把這個名稱賦予某些種類的作品，這些作品處在一個米
歇爾·福柯稱之為‘話語實踐’的完整領域。”1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則認為未來文學批評的任務，“將會是調和文學的修
辭研究與現在頗有吸引力的文學的外部研究之間的矛盾”2。解構主
義批評的代表人物保羅·德曼（Paul de Man）也明確地把文學看作
一種話語修辭，認為文學實際上是附屬於修辭學的，體現著修辭的
認知本性。他說：“文學代碼，是本身並非代碼的某一體係即修辭
1
[英]特裏·伊格爾頓. 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M]. 伍曉明譯. 西安：陝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1986. p256.
2
[美]希利斯·米勒. 重申解構主義[M]. 郭劍英等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1998. p219.
第一章 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視角15
學的次代碼。因為，修辭學不能同它的認識論功能割裂開來。”1德
曼認為，19世紀期間隨著浪漫主義詩學興起的傳統修辭形式名譽的
一落千丈，隻是暫時的現象，因為現代批評的發展，愈來愈明確地
顯示出可能產生一種新的修辭學，“它不再是規範性和描寫性的，
而是多多少少能夠公開提出修辭格意向性的問題”2。因此，新修
辭學成為將文學與其他知識領域聯係起來的紐帶。“如果說交際活
動和對修辭學興趣的增加為古典修辭學的複興提供了一種實用的條
件，那麼文學批評幫助這一複興在理論上重新站穩了腳跟。”3
在文學修辭批評實踐方麵，韋恩·布斯（Wayne C.Booth）的
《小說修辭》（1961）以及愛德華·科比特（Edward P.J.Corbett）
《文學作品的修辭分析》（1969）等著作相繼問世。布斯是新修
辭學後期的理論家，他的文學批評理論與修辭學密切相關，從出
版於20世紀60年代的代表作《小說修辭學》到70年代的《反諷修辭
學》，再到2004年的《修辭的修辭學》，布斯始終堅持文學與修辭
這兩門學科應當在融合互滲中得到發展，並試圖通過對隱喻、反諷
等主要的修辭形式的研究，建構起一種廣泛意義上的修辭與藝術批
評理論，布斯稱之為“文學修辭學”。同樣，與“舊修辭學”把修
辭學與文學區分開來的做法不同，博克在其1931年出版的《反論》
一書中提出，文學的目的是以語言的方式影響讀者，因此，應當把
它看作是修辭學的一個分支。4在博克看來，修辭因素存在於一切話
語當中。修辭學與詩學之間並沒有絕對的區別，修辭與詩學“往往
變得混淆不清，因為它們之間有著一個巨大的共享區域。雖然有些
1
張京媛. 新曆史主義與文學批評[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p90.
2
[美]保羅·德曼. 解構之圖[M]. 李自修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p3.
3
胡曙中. 美國新修辭學研究[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p502.
4
溫科學. 20世紀中西方修辭學的演進[J]. 廣西大學學報，2002(2)．
16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作品以修辭的術語來處理多於以詩學的術語來處理，或者反過來，
但是，即便是純科學之作也可以表明它有著修辭或詩學的成分”1。
從30年代到60年代，博克發表了《行為動機語法》（1945）、《行
為動機修辭學》（1950）和《語言即符號行為論文集》（1966）等
論著，對文學語言、政治演講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主要貢
獻是形成了修辭性的文學批評。”2布斯和博克等學者的研究一方麵
恢複了修辭學與文學批評交叉的傳統，另一方麵又開啟了修辭批評
新的研究模式。
加拿大學者高辛勇在談到西方修辭批評理論的複興時認為，西
方現代批評的許多模式都植根於過去的修辭學傳統之中，現代學者
普遍認識到，語言的一般修辭特征（特別是比喻性），是文學和哲
學話語根深蒂固的特征。所以，修辭性已“變成近年來文學與哲學
闡釋方麵的中心議題”3。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就認為實用
主義批評“視角的許多基本詞彙以及實用主義批評的許多特色的話
題源自於古典修辭理論，因為修辭被普遍認為是在受眾中產生說服
力的手段”4。
在國內，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了布斯的《小說修辭
學》，第一次係統引入了小說的修辭敘事與閱讀理論。《文藝理論
研究》在1988年和1993年分別發表了《〈批評的剖析〉的嚐試性結
語》和《修辭批評：類型理論》，介紹了加拿大學者弗萊《批評的
剖析》中關於修辭批評的理論。1997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弗萊
1
Kenneth Burke. 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 Essays on Life, Literature, and Method
[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302.
2
胡曙中. 美國新修辭學研究[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p252.3
高辛勇. 修辭學與文學閱讀[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p161.4
M.
H.
Abrams.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M]. Oxford UP, 1953. p15-16.
第一章 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視角17
的《批評的剖析》。同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加拿大學者高
辛勇的《修辭學與文學閱讀》，該書較為係統地概括了美國解構
主義批評家保羅·德曼的修辭閱讀理論，並介紹了西方學者對中國
古代四大名著和李漁《無聲戲》的修辭批評模式。目前，在國內，
修辭學理論資源和概念術語越來越多地介入到文藝美學等相關學科
研究中。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譚學純、唐躍、南帆、王一川、
席揚、餘岱宗等學者，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文藝理論研
究》《文學評論叢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學術月刊》
《文史哲》等學術刊物發表了一係列修辭論文藝美學研究成果。如
南帆《論小說的象征模式》《語言的戲弄與語言的異化》《修辭：
話語係統與權力》，王一川《卡裏斯馬典型與文化之鏡——近四十
年中國藝術主潮的修辭學闡釋》《轉型再生辯證法：中國小說美學
的一次新的書寫》，席揚《“幹部”和“群眾”的隱喻功能——試
論趙樹理文學創作的修辭行為》《身份·功能·性別——試論丁玲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修辭行為》，張清華《時間的美學——論
時間修辭與當代文學的美學演變》等。王一川認為：“‘修辭論’
是狹義‘修辭學’概念的一種寬泛引申。粗略講，它指一種為造成
實際社會效果而運用語辭的藝術，或者在特定文化語境中闡釋語辭
的思維方式或技巧。”“修辭實際上是人的生存的智慧或智慧的生
存。……所謂修辭性，正是指藝術作為人的生存智慧的特性，即人
的實際生活與話語組織和調整的關聯性。藝術的修辭性就表現在，
藝術成為實際生活中難以組織或調整的矛盾、混亂或危機的象征性
置換形式。也就是說，藝術以其特有的話語組織或調整，象征性
（想象性和符號性）地置換了實際生活中難以解決的種種矛盾、混
18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亂或危機，從而間接地影響這些實際生活問題的解決。”1此外，文
化批評的修辭學介入也是21世紀初的學術熱點之一，如趙剛《“多
元文化”的修辭、政治和理論》，朱大可《國家修辭和文學記
憶——中國文學的創傷記憶及其修複機製》等，也可以不同程度地
解讀出“修辭學轉向”的背景。
2
此後，胡曙中（2002）《英語修辭學》、劉亞猛（2004）《追
求象征的力量》、溫科學（2006）《20世紀西方修辭學理論研
究》、從萊庭等（2007）《西方修辭學》等著作，都辟有“修辭批
評”的專門章節或專門論述；譚學純、朱玲（2004）《修辭研究：
走出技巧論》的下篇“文本修辭的多重解讀”對數個文本作了修辭
批評式的個案分析；泓峻（2005）《文學修辭批評》結合新批評、
敘事學、結構主義等對文學修辭批評的特征作了係統闡發；袁影
（2008）《修辭批評新模式構建研究》、李豔芳（2008）《批評性
語篇分析修辭視角研究》、汪建峰（2009）《韋恩·布斯與西方文
學批評的修辭視角》、高萬雲《中國文學的修辭批評》（2004）、
《20世紀中國修辭學》（2008）下卷第八章“文學的修辭批評”、
《關於文學修辭批評的批評》（2011）等論著都從不同的視角對文
學修辭批評進行了深入研究。
修辭學轉向，除了表現在文學等人文領域，還表現在社會公
共領域等方麵。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學術界對於科學主義的
懷疑與日俱增，被主流觀點認為正朝著科學的範式演進的社會科
學，受到了來自不同角度的質疑。“探究的修辭學”是20世紀後期
出現的一場社會科學的轉向。尼采、弗洛伊德、維特根斯坦、海德
1
王一川. 通向本文之路[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p227.
2
譚學純. 全球視野和中國修辭學研究的學科思考[J]. 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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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視角19
格爾、福柯、德裏達、羅蒂等為探究修辭學提供了理論和知識的背
景。“探究的修辭學”的提出，是針對“現代學者一般都否認自己
的修辭。他們戴著最先在17世紀披上的科學方法論麵具，業已忘記
底下的修辭麵孔。他們簡單地重複以官方修辭來反對修辭，目的是
為了舒緩焦慮：有關事物是如何在實驗或圖書館內真實發生的焦
慮”，而“看穿方法論麵具的一個途徑是探究學者之間實際上是如
何對話交流的”1。借用文學理論中的措辭分析，經濟學家麥克洛
斯基（D. McCloskey）通過對經濟學文本進行修辭分析，提出經濟
學是科學，但也是文學。經濟學研究方法，其實並非是大部分經濟
學家所相信的科學主義與現代主義，而是運用了大量像文學書寫一
樣的措辭——比喻、引用權威、簡單對稱的表述和被認為是嚴謹和
科學的數學語言等。就是經濟學賴以宣稱其方法是嚴謹和科學的數
學工具本身，也是一種修辭。2魏吉爾特（Weigert）著文揭示了所
謂“科學的”社會學中的“不道德的修辭”。他說，從事經驗研究
的社會學同人，盡管表麵上聲稱他們的知識主張是建立在客觀的證
明方法之上，但實際上卻依賴於說服的修辭手段。比如選擇性地出
示證據，掩蓋實際研究過程中的真相，以合乎邏輯的方式來重新編
織研究的故事，以合法的動機來掩飾真實的動機等；3數學家戴維斯
（P. J. Davis）和赫斯（R. Hersh）則指出，不少社會科學研究所引
用的數學模型，其實並沒有應用的必要，它們所起的作用，隻是作
為一種為“科學主義”接受的措辭，增加文章的說服力；加費爾特
（Gephart）比較了統計量值和用以描述它們的詞語之後發現，“解
1
[美]麥克洛斯基等. 社會科學的措辭[M]. 許寶強等編譯. 北京：生活·讀書·新
知三聯書店，2000. p8.
2
[美]邁克洛斯基. 經濟學的花言巧語[M]. 石磊譯.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