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其間，每餐都是好飯好菜伺候：早餐是稀飯、小饅頭、油條、花生仁、豆腐、醬菜；午餐十菜二湯；晚餐六菜一湯，主食肉包或炒麵。白天遊覽城區，晚上都有一場電影。天天宴會，天天歡樂，真把我們寵壞了。
第四天，吃過早餐之後，讓我們到西門的汽車站集合，包了兩部客車，向富口至官莊方向進發。汽車在盤山公路上吃力地盤旋，30多公裏的路程走了兩個小時，終於來到我們的去處：桂口農場。
那是經過重新粉刷的搗土牆的單層平房，雙排對開門，中間隔著走廊。前排麵臨場內道路，後排緊靠山牆。當大茅草旺盛的時候，將手伸出後窗，甚至可以掐到它的葉尖。房間還算寬敞，三個人一間。三張略寬的單人床擺下，還有不少空間。我所住的一間在後排。農村天黑得早，一入夜，隻有上床休息。我們後排見到陽光也遲。因此，林文澍風趣地說：
“我們每天都在看兩部電影：早晨看《雲霧山中》，晚上看《寂靜的山林》”
我們男同胞倒是有說有笑、超然灑脫。女同胞就不同了，一到天黑，後山的野雞、稻田的青蛙、以及房前屋後瓦礫碎石間的蟋蟀等的鳴叫聲，都能讓她們驚出一身冷汗。有一天早晨，一個女同胞在走廊上發現一隻醉暈暈的半死老鼠，驚叫聲把整座平房的男男女女都吵醒起來。
在我們93個上山下鄉的社會青年當中，有兩對夫妻。他們各住一間房，過著脫離城市塵囂的隱居生活。
一個久居城市的人，突然來到閩北山區雲罩霧障的山村，心裏的失落與惆悵，是難以言述的。在附近幾十公裏的方圓之內，僅僅住著我們這一群城市人。不過，在我們到來之前，還有30多個是早期移民，住在我們的後方，因農場的設立，而被劃為農場職工的。有的是本縣的，也有外省的遊民。
在我們這一批人中，安心在這裏務農的，恐怕不會有吧。但也有極少數的，居然在這裏成家立業起來。其中一個年僅十八歲的女孩，禁不起老職工中的兄弟倆中的弟弟的誘惑，趁著熱戀發生了性關係，從而成了夫妻。
政府為了照顧我們初來乍到，每月給我們一定的補貼。初中及初中以下的，每月八元；有高中畢業證書的，每月十二元，實行一年。這算是給我們的零花錢。夥食費由財務申報，撥給司務長安排。這項補貼，後來延續了一年。我們劃分成幾個小隊，由老職工帶領我們上山開荒（政府按畝撥給開荒經費）。
書記、場長、會計、出納、事務長，他們在縣城裏都有的自己的房子和家室，隻把農場當作他們的客棧和飯店。星期一到星期六，早上乘班車來這裏“上班”，星期日全日在家。有時還以各種借口不來農場。因此，我們有什麼事需要向領導反映，並不方便。
司務長姓鄭，40多歲，娶一個比他小十幾歲的年輕美貌的妻子。他的妻子剛分娩不久，生個小女孩。鄭司務長倒是經常在場部上班，食堂裏有時也邀我幫忙，因此，我有機會進城去他家裏，見到他的嬌妻。他們夫妻相敬如賓，接待客人也很禮貌。看不出他們老夫少妻有什麼隔閡。因此也不便打聽他們為什麼會成為夫妻。倒是聽說有個縣委書記是南下幹部，住在一個女中學生家裏。女中學生家境很困難，為了完成學業，十八九歲的姑娘，隻好屈就嫁給她這個四十幾歲的半大老頭。司務長是不是也有這些因素在內，不得而知。不過，長有一隻尖尖的鼻子，時常麵帶微笑的鄭司務長，我倒是很樂意和他接近。
離我們農場最近的村子，也要走三四裏路。我們買一包卷煙、一盒火柴、一支蠟燭，都要到這個村子去。每月發了補貼費，三五成群地往小村子跑，沒過一個星期，補貼費就花得光光了。起先，場裏還供應我們電燈，燈泡壞了也給調換。後來交不起電費，就要我們自己買蠟燭了。
有人買了一些需要煮食的食物，就在住房的走廊裏，靠牆邊用三塊石頭，支個“灶”，用搪瓷麵盆作鍋，煙燒火燎地把個粉刷的牆熏成灰黑色。書記、場長從來沒來過問我們的疾苦，倒是會計來看過一回，把頭搖得象撥浪鼓似的走了。
開荒結束了。縣裏再沒有撥款下來。荒地開得效果如何，隻有天知、地知、我們自己知道。現在開始統統下田。我們必須學會各種農活，然後按勞評給工分，從農作物的收成中折價計給工資，以後就要靠種地謀生了。
有人扛著鋤頭、砍刀（劈田埂草的大刀），高高舉起，甚至故意把它弄壞，借著修理，延時度日地磨洋工，口裏還高喊著：“中國製造，中國製造！”
兩年補貼期又滿了，夥食費也要自己交了。一些大齡青年開始找書記、場長理論。但是他們各自在縣城的家又打聽不到。在場裏等待，他們又不常來“上班”，有人幹脆在馬路上幹等。因為每天從縣城經過農場去夏茂的班車隻有一班，所以，你隻要每天上午九點鍾左右耐心等在路口，他就是插翅也難逃過，一下車就能逮個正著。
這一天，果然被我們“守株待兔”地等到了。
申支書一下車，就被我們包圍個水泄不通。大家把他簇擁到上二樓他的辦公室去，逼他坐下談判。你一言我一語，不知道聽誰的好。
申書記說：“你們一個一個地來，好不好？我好作筆記，將你們的要求向縣裏反映，盡量解決你們的困難。”
“說話算數？”不知誰冒出這麼一句。
“算數！”申書記斬釘截鐵地說，“要不，我這個書記就不當了！”
“好！一言為定。但你必須答應我們兩個條件：第一，讓縣勞動局給我們另行安排工作；第二，在未另排工作之前，我們所用的夥食一律報銷。”
這兩個談判條件，不知是誰擬定的，總之，我沒參加。
“行，行，行！”申書記不知用的是緩兵之計，還是金蟬脫殼之計，他答應得過於幹脆，倒使我們有些擔心。
和申書記搭檔的場長姓張。他們的前任都已調離，就是去福州接我們的嶽書記他們。張場長是退伍軍人，浙江人。夫妻倆住在辦公樓的樓下左邊第一二兩間。妻子還穿著部隊的老棉襖，正在嗬護他們的第一個小寶寶。我可喜歡這個小寶寶了，圓圓的臉蛋、大大的眼睛，一逗一笑。每次我路過那裏，都要將他從轎椅子裏提出來，抱著轉上幾圈。他們夫妻倆很好接近。所以，我總喜歡到他們的家裏坐坐。是“老鄉見老鄉”也罷，“他鄉遇故知”也罷，總之，我們在一起坐下，就會有話可說。從我們的閑談中，知道嫂夫人本來也有正當的工作，隻因懷有身孕，張場長怕她累著，讓她“下了崗”，在家“相夫教子”。
不要光說不安心工作的，安心的也有。那就是林遠溪。他四十多歲了，還未娶妻，五官不怎麼配搭，又加上帶有皮膚病，腦殼上半禿不禿的頭發，不怎麼招人喜歡。他也不愛和我們合群。不過，他倒是經常往老職工的住區跑。其中有一家人是湖北籍。老湖北很晚結婚，六十多歲了，才有一個十七歲的女兒。老湖北的女兒雖不經化妝，倒也“濃妝淡抹總相宜”。她每天早上係一條掩胸的吊帶圍裙，趕著二百來隻鴨子，從我們住區旁的大道出去，傍晚再經此道返回，每天都能和我們見麵兩次。她平日不苟言笑，久而久之，見了麵也會裂裂嘴，算是向我們打了招呼。
我們怎麼都沒有想到，有這麼一根嫩枝可以攀附哩！倒是遠溪“先生”與老湖北達成了協議，願意做老丈人的上門女婿，將來為老人養老送終。當我們捧著遠溪分給的喜糖時，真正是大出意料。
農場的背後有一條小溪。赤著腳丫，行走在光滑且沾有淤泥的鵝卵石上，要十分地小心翼翼，否則就會摔個仰巴叉。有人差一點失足，大家趕緊手挽手地互相幫攜著走。這裏雖然不是旅遊景區，但我們都有一種完完全全回歸自然的感覺。這是在任何景點都感覺不到的。趟過清澈見底的小溪，走過一段穿林的小路，就到了漈口，那裏有供銷社的營業網點、分銷處。早期上山的閩侯籍青年、省勞動模範嶽曆程，就在這裏發跡。
每月發補貼費後的日子，我們都會成群結隊地往丁邊的村子跑。到了農家，我們就地向農民購買蕃薯什麼的，請大嬸、大嫂幫我們煮熟，就地進餐。記得穿過富口附近的一個山峽，裏麵別有洞天，又是一大片的稻田和村落。有的農民專門加工大米粉，當然不是現在的個體戶。他們都是為供銷社代加工的農戶。不過，我們向他們買一點現煮現吃，還是允許的。
北方農村時興趕集，我們福建稱作趕墟。墟日都按農曆規定。各個集鎮的墟日錯開，無形中給一些人提供了專業趕墟的方便。
地裏的活沒興趣幹，有錢時就去富口趕墟，或者幹脆進縣城。我們到處跑跑顛顛，倒象是丁遊四方的葛霞客了。
有一次去富口趕墟，看見一個坐在麻袋上的癱子。我們看他可憐，都給他麵前的小盆子裏投硬幣。
集市的時間都不太長，一般到了下午兩、三點，買賣雙方都陸陸續續地走了，街上的人也稀少了。我們四五個從供銷社的點心店出來，發現那個癱子乞丐已經站立起來。他將麻袋疊好，夾在胳肢窩底下，殘疾的腿腳也恢複正常。他剛要邁步往公路上走。正好被我們撞著了。我們交頭接耳：原來是個騙子！我們一窩蜂擁到他跟前，嚇唬他：
“喂，你好瀟灑呀！剛才看在你缺胳膊斷腿的，給了你許多錢。原來你是一個騙子，快把我們的錢交出來！”
假癱子一愣怔，麵如土色，立即抱拳，對我們賠不是：
“對不起，大哥、兄弟，小人出於無奈，隻為糊口。我就將錢還給你們……”
“滾吧！我們不想再見到你。你這個騙子！”
假癱子象罪犯得到特赦令，飛快地跑走了。
漈口供銷社的嶽曆程還真是個有心人，到了我們發補貼費的日子，他們兩三個人就撐著一條船，將兩擔日用品、零食，運到農場來。場裏將辦公樓二樓的兩間空房借給他們，作為臨時銷售點，給我們提供了大大的方便。真是從吃的、到用的，應有盡有。這使我想起那首《貨郎歌》：
打起鼓來，
敲起鑼兒，
推著小車我來送貨。
車上的東西實在好啊！
嶽曆程後來當上西霞供銷社的主任。1980年我有事去西霞的時候，他已經是西霞公社的黨委副書記了。
農場的文化生活十分貧乏，既沒有圖書室，也沒有人組織開展文體活動。半年幾個月的租一場電影，杯水車薪，難解我們的饑渴。不少人回流到福州，做無業遊民。一個跑到古嶺等深山峽穀去捉澗蛙（福州方言叫葛凍），有一次被毒蛇咬傷，幾乎丟了性命。聽人說葛凍和毒蛇是遠親。它們相互依賴、共存共榮。所以捕捉葛凍之前，都要備好蛇藥。最好用細長竹竿先探探岩洞，讓毒蛇逃走後再下手。
離我們六公裏處的官莊勞教農場，經常有部隊的電影放映隊來放電影。每月兩次，每次兩個片子。一聽說官莊來了電影隊，我們就抓緊時間吃晚飯，成群結隊前往，並預先備好夜宵、幹糧。否則在電影散場，再步行40分鍾，回到農場，饑腸轆轆，如何能熬到天明？
琅口良種場來了一位福州蠶桑學校的藍老師，正在培訓養蠶技術。申書記讓我帶著筆記本和行劉、夥食費，去參加培訓。將來農場如果開發這個項目，要我擔當起責任。
到了良種場，報了到，安排好食宿。我立即投入進去。大概是實驗吧，良種場的養蠶規模並不大。養蠶室隻有一個房間，大約20平方米。東西牆各設一排層架，中間南北向也設一排層架。留下房門的進口和向南的窗戶。每架設四層，都用直徑70厘米左右的平籮，盛著大小不同蠶齡的蠶寶寶。喂養的桑葉也老嫩不同。清晨，我們到後山的一片桑林裏采桑葉，然後給吃食一夜的蠶寶寶除沙，增添新葉。我們必須認真觀察蠶寶寶的整個生長過程，注意可能發生的病害……等等。我並沒有等到第一批蠶的吐絲、結繭，就回去了。
在良種場的半個月過得真快。因為心情好，時間就特別短促。
和我們一起學習的有當地的略有文化的大嫂和姑娘，還有南陽林場夏場長的夫人沈大姐。
說起沈大姐，還有一段傳奇。當年紅軍鬧革命的時候，她曾經擔任閩東地區的宣傳部長。她和她的先夫曾生養過兩三個孩子。為了不耽誤遊擊隊的行動，孩子生下後都交給沿途的老百姓撫養。在一次行動中，一大批同誌被捕。她也在其中，並都被送到上饒集中營關押。
在上饒集中營的同誌都保持秘密聯係。曾經組織多次暴動，但都失敗了。沈大姐當時年紀輕輕，國民黨對她采取軟化教育政策。給她較好的生活條件。在暴動時沒有和同誌們聯係上，脫逃出去的同誌又不能證明她有沒有叛變。雖然當時她活動所在地的同誌一百多名黨員聯名擔保，上書中央，也不能確保她沒有變節。因此，解放以來，她一直沒能參加黨的組織生活。說起這些事，她並無怨恨，保持著一個共產黨員的堅強黨性。她始終相信，組織一定會把她的曆史問題落實清楚的。我們都很佩服她的為人。因為先夫去世，又不能和過去的老同時一起工作，她嫁給了現在的丈夫夏場長，並生養了兩個孩子。
臨回農場之前，應邀到琅口村的大嫂家坐坐。小姑娘雖然也邀請，為避免瓜田劉下，還是婉言謝絕了。
1964年12月下旬的一天，有人建議大家，直接到縣城去找申書記，問問他答應我們調動工作的事，為何兩三個月還沒有結果？
一下子集合了十幾個人，等天明去乘班車。這麼多人，肯定擠不上。有人提議當晚步行出發，穿過密密的林間小路，也煉煉我們的信心和膽量。已經晚上八點多了。我們先到四裏外的村小店去，一方麵打聽進城的路線，一方麵備些“給養”。
店主聽說我們要趁著夜色進城，不無擔心地告訴我們：
“這條路進城倒是很直溜，沒有什麼岔道。不過，我們農民多是天曚曚亮時出發，中午到達沙縣，辦了事，再急急忙忙趕回，到家也要晚上七八點鍾了。現在已經晚上九點多鍾了，我還是勸你們等明天再走。從晚上出發進城的，我還從來沒有聽說過。難道你們都不怕會發生什麼意外嗎？”
“怕什麼？俗語說‘初生牛犢不怕虎’，我們都是熱血青年，有什麼可怕的！我們有十幾個人，就是遇上野獸……”說這話的有點缺少底氣，心怯地問：
“哎，大叔，這大山裏真的會有大型野獸嗎？”
“大的野獸，如老虎、黑熊、野豬等，倒不一定有。早兩年有一隻老虎從這裏經過，傷害了不少家畜。這兩年沒聽到有關它的動靜。小動物，如貓頭鷹、獾豬、毒蛇等，倒是不少。”店主說。
“不怕，不怕。我們走！”
“走！”
“走。”
大家沿著店主指引的方向，邁開大步，開始30多公裏的夜間遠行。沒多久，我們就進入了密密的叢林之中。貓頭鷹的啼叫，還有一些不知名的蟲鳴鳥啼，加上漆黑一團的夜幕，構成陰森森、極為恐怖的環境。清風裹著日間消散開來的暑氣、夾著濃濃的土氣，撲麵而來，帶給我們幾分涼意。
為了壯膽，我們東一榔頭、西一棒槌、南腔北調地，自編自唱起來：
我們迎著夜間的寒風，
昂首行進在崎嶇的山路上；
無論前方有多少艱難險阻，
也不能將我們阻擋。
……
頭一回看香港影片《至愛親朋》，片頭的字幕有這麼一段話：“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說書、寫小說的，也喜歡用“無巧不成書”這樣一句話。其實，世上還真有這麼巧合的事。
這一天，我們從漆黑的夜晚走到黎明，足足走了八個多小時。我們在離城最近的十裏亭小憩片刻，填充一下肚皮，繼續向縣城進發。到達城區，還不到清晨七點鍾。
那時，所有的飯店、飲食店，都屬糧食部門或供銷合作社經營。想吃早餐，還要等一段時間。我們隻好麵對緊閉的店門，在街上數數各自的腳步。小小縣城，隻有兩橫一豎的三條短短的的街道，再陌生的兩個人，也經不住兩三個來回，很快就熟悉了。
我們在虯江飯店吃完了早點，還不到八點鍾上班、開店門的時刻。一行人分散了，各走各的路。而我則在街上無目的地趟著馬路。在我們幾個再次散步到縣委、縣政府門外空地時，正好遇上農場的申書記。他正急匆匆地追趕前麵一位即將走進縣委大院的幹部。
“徐書記，徐書記——”申書記竭力喊道。
徐書記停下腳步，回轉身，疑惑地：
“什麼事，小申，這麼急急忙忙地？”
“徐書記，我可是一直跟著你的，你可要救救我！”申書記一心在追隨他的領導，根本沒有注意到我們的存在。
徐書記：“怎麼回事？看你心急火燎的。快說吧，我還要開會呢！”
“徐書記，你先答應我，幫不幫我？”
“我答應你。你說吧。”這一老一少說話如此隨便，關係一定非同一般。後來我們了解到，徐書記在高砂公社擔任黨委書記時，小申曾是他的通訊員。徐書記升任縣委書記後，自然忘不了他的小兄弟，讓他到桂口農場擔任支部書記。
“嗨！就是你讓我去當支部書記的那個破農場，那一班福州人真難纏哪！”
徐書記抬抬手腕，看了看手表，皺了皺眉頭：“時間不多了，撿要緊的說。”
“你得答應我，把特別難纏的福州仔給我弄走。”
“這還不容易嗎？待回兒我跟勞動局的劉局長說說，看哪個部門能收，就把他們收下。”
“謝謝，謝謝徐書記。”申書記如釋重負地向徐書記不住地點頭哈腰，逗得我們都笑出聲來。他一驚，貿然回過身來，卻發現我們圍在他的左右，突然現出一種窘態畢露後無地自容的感覺。
“你們怎麼在這裏？”
“來縣城玩哪！”
“什麼時候來的，這麼早能有班車嗎？”
“我們是走山路來的。”
“什麼時候出發，幾點到縣城？”
“昨晚九點出發，清晨五點到的。”
“我說你們這一班年青人哪！我知道農場的條件不好，可你們也沒必要一步一步緊緊地逼在我的後麵呀！”
“我們沒逼你呀！剛才隻不過‘純屬巧合’哪！”我們中的一個說。
另一個說：“完全是巧合。你看看，縣城這兩長一短的三條撒尿街，從這頭小便，立馬就流到那頭啦！是人來到縣城，兩個來回就碰上麵啦！你也來縣城，我們也來縣城，隻要不躲在家裏，能不碰麵嗎？”
“好了，好了。你們玩吧！我還有事，先走了。你們要不要去我家坐坐？”後麵這一句純屬客套。他知道我們不會去他家拜訪。
“不必啦！”
“好。再見！”申書記說完，好象在擺脫遊魂的糾纏，匆匆忙忙地逃去。
“再見！”我們向他善意地招手，目送他離去。離開縣委、縣政府大院門口，我們仍然無目的地踟躕街頭。店門開始陸續打開。
有人說：“也真難為申書記，這麼早就來找縣委徐書記。”
“他也是被逼無奈呀！”
過了幾天，1965年元旦過兩天，我們首批十六個比較愛出風頭的福州“知識青年”，被召出來，到沙縣森林工業局去報到。我們來到森工局的勞動科，嶽科長和他的屬下分別接待我們。十五個人一個又一個地，先後被喚到其他科室或會客室談話，並都作了安排。隻剩下我一個，還在勞動科陪同嶽科長。
嶽科長將我叫到他的桌旁，取出一張登記表，問：
“這張表格是你自己填寫的嗎？”
看著字跡工整、紙麵整潔的表格，我說：“是的。”
“他們十五個都安排好了。我想把你留下來，另行安排。”嶽科長說。
“那麼，我去哪裏呢？”
“你不用著急。我看了你填寫的表格，相信你辦事一定會認真的。是嗎？”
“我一定努力。”
“東門木材轉運站正在培訓木材檢尺員。你先去那裏報到，參加為時半個月的學習，然後再考慮對你的安排。”
“行。”
“你跟小夏一起去吧！讓他領你去東門。”
半個月的學習中，我很認真。每天都作了筆記。明白了木材在下山和水運過程中會有一定的磨損。所以，在向農民收購時，口徑要少報一些；出售時，口徑要報大一些。雖然這是一種行規，但我總覺得有點坑人的成分在裏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