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身處亂世令作者感到命運無常。從萬曆到天啟，明王朝日益走向衰敗、腐朽和滅亡，這期間，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各個方麵都發生了顯著變化。政治上，萬曆皇帝親政後，首先徹底清算張居正，張居正的官秩和封號被剝奪，其家人被充軍，張居正生前任用的官員被罷免，張居正推行的改革措施被停止或廢除。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從萬曆十四年始，明神宗開始怠政，官員的任免處於停滯狀態，從中央到地方缺員嚴重，國家機構幾乎陷於癱瘓，這種局麵使官員對皇帝和國家的忠誠減弱甚至消失。明神宗怠政的另一個後果是引發了黨爭，官員結黨營私，爭權奪利，使朝政日益混亂。萬曆中期以後，貪汙腐化更加嚴重，吏治更加敗壞。明神宗既奢侈又貪財，為了斂財向全國派礦監、稅使，礦監、稅使無惡不作，侵害百姓經濟利益和人身權利，激起反礦監、稅使的鬥爭。明熹宗當政七年，由於魏忠賢專權，政局更加混亂，明王朝的統治岌岌可危。閹黨一麵排擠、殺害東林黨人及正直的官員，一麵利用特務在全國實行恐怖統治，荼毒生靈。天啟五年至七年是明朝曆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崇禎皇帝繼位後，勵精圖治，但是，已經無力回天張豈之。中國曆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8—183頁。。明王朝氣數將盡，關心國運的士人麵對明朝的危局，既痛心又無奈，隻好認為明王朝的衰敗是天意，非人力所能改變。
最後，曆代文學作品中的命運主題令作者產生共鳴。“定命論”、“運命論”在詩文、小說和戲曲中是常見的主題。蘇東坡在《滿庭芳》詞中勸慰世人：“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幹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蘇軾著，傅成，穆儔標點。蘇軾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19頁。元好問在［雙調·驟雨打新荷］裏感慨：“人生有幾，念良辰美景，一夢初過。窮通前定，何用苦張羅。”隋樹森。全元散曲［M］。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3頁。上述詞曲表達了看破紅塵的超然，理想破滅的失落，曆經磨難的無奈。“定命論”、“運命論”在元雜劇中也頗為流行，《城南柳》第三折［南呂·一枝花］：“蠅頭利不貪，蝸角名難戀。行藏全在我，得失總由天。”臧晉叔。元曲選［M］。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193頁。《朱砂擔》第一折［仙呂·金盞兒］：“忙澆奠謝神明，憑買賣做經營，大古來貧窮富貴皆前定。”同上，第389頁。 《魔合羅》、《盆兒鬼》、《朱砂擔》、《生金閣》等劇目，更是在“定命論”的框架中探索人物命運，揭示作品主題，劇中的主人公在算命時，知道自己百日內有“血光之災”，他們離鄉背井，躲避災難，就在死亡期限快過去、他們即將返回故鄉時，厄運降臨了，主人公或死於權豪勢要之手，或死於流氓、強盜之手，人的努力最終抵抗不了命運的擺布。小說裏也同樣存在“定命論”、“運命論”意識，《三國演義》第37回，劉備再次拜訪諸葛亮，遇見崔州平，崔州平告訴劉備即使諸葛亮也無法改變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勢，他說：“將軍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補綴乾坤，恐不易為，徒費心力耳。豈不聞‘順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而奪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強之’乎？”羅貫中。三國演義［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320頁。第103回，司馬懿父子被困上方穀，火勢衝天，司馬懿父子的處境非常危險，但是突降大雨，司馬懿父子脫險，諸葛亮悲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同上，第886頁。 諸葛亮為蜀漢事業鞠躬盡瘁，由於勞累過度，生命垂危，在帳中禳星希望延長壽命，不料被魏延撲滅主燈，諸葛亮無奈地說：“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同上，第890頁。可見“定命論”、“運命論”在中國文學中有深厚傳統，很顯然淩濛初受到這一傳統的影響。
二、嘲諷世態炎涼。
淩濛初對勢利的人情極為不滿，他一再批評世人因為迷戀金錢和功名而趨炎附勢，認為不能憑財富的多少和登科與否來衡量人的價值。作者對世風日下、人心澆薄深感痛心，他通過具體描寫和直接議論兩種方式諷刺世態炎涼。金朝奉利用了韓秀才之後，嫌棄他貧困，遂設法讓女兒改嫁，當韓秀才中進士後，他又慶幸女兒做了夫人，並檢討早知如此，當初讓女兒做妾也心甘情願，作者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勢利熏心者的卑微人格。羅惜惜父母嫌貧愛富，阻撓女兒自主婚姻，當張幼謙成為舉人後，他們又巴不得把女兒嫁給張幼謙。趙琮中進士前後的遭遇充分顯示了世態炎涼，趙琮因為屢試不第，遭受嶽父一家人的白眼，他金榜題名後，這些人又極盡巴結之能事。中進士與不中進士，待遇竟有天壤之別，世情冷暖如此。郭七郎有錢的時候，趾高氣揚，眾人對他脅肩諂笑。在赴任途中，當他遇到困難請求幫助時，和尚們看他是個官員便熱心相助，他失去做官的機會後，和尚們立刻下逐客令，昔日的富商、沒有上任的官員淪落為艄公後，被眾人奚落。高愚溪手頭寬裕時，女兒們爭著贍養他，當他所有的積蓄被她們瓜分之後，誰都不想照顧他，逼得高愚溪試圖自殺，勢利之心扭曲了父女真情。姚公子有錢時，想從他那裏得到好處的人，都來依草附木，諂媚獻殷勤。當他揮霍一空、衣食無著之際，那些受惠者都變成陌路人，沒有一個人願意幫助他。作者不僅揭示了病態的人情世風的醜惡，而且真誠提醒世人：“人生榮華富貴，眼前算不得賬的。上複世間人，不要十分勢利。”初刻卷二十二，第230頁。在作者看來，“人生榮華富貴，眼前的多是空花，不可認為實相。……豈知轉眼之間，灰飛煙滅，泰山化作冰山，極是不難的事。”同上，第221頁。富貴難以長久的思想在“二拍”裏時有體現，江陵巨富郭七郎轉眼家破人亡，落魄潦倒。萬延之家財萬貫，又與皇親國戚聯姻，可謂富貴已極。然而好景不長，做駙馬的兒子一死，郡主等人仗勢霸占萬家產業，萬家的千頃良田變賣殆盡，家道衰敗，子孫零落。鑒於窮通貴賤難以預料，榮華富貴轉瞬即逝的殘酷現實，作者在《田舍翁時時經理》中用心良苦地奉勸世人：“人生榮華富貴，常防翻覆，不足憑恃。勞生擾擾，巴前算後，每懷不足之心，空白了頭沒用處，不如隨緣過日的好。”二刻卷十九，第641頁。在告誡世人切勿趨炎附勢的同時，作者也樹立了卓然不群的正麵榜樣供人們學習，徐吾犯的妹妹才貌雙全，自主許配公孫楚，公孫黑仗勢強聘徐小姐，他炫耀自己的富貴，企圖征服徐小姐，大家都很羨慕官職高、相貌英俊的公孫黑，但是徐小姐不為所動，她明白“人生一世，滄海變為桑田，目下的賤貴窮通都做不得準的”初刻卷十，第91頁。。徐小姐深知公孫黑的為人一定沒有好下場，堅持嫁給公孫楚。由於公孫黑的陷害，公孫楚被流放，眾人惋惜徐小姐沒有嫁給有權有勢的公孫黑，然而，徐小姐始終不屈服於公孫黑的淫威。作者非常讚賞徐小姐的品行，把她視為不貪圖虛榮的楷模。
淩濛初認為世態炎涼與社會風尚的變化關係密切。明代中後期，農業、手工業、商業發展迅速，商品經濟繁榮，人們的消費水平提高，社會風氣也隨之改變。
首先，社會風氣的變化體現為奢侈浪費成風，衣、食、住、行等領域的違禁、逾製現象非常普遍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態及文學個案［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15—22頁。。明神宗揮霍無度，上行下效，不僅富豪之家窮奢極欲，而且普通百姓也崇尚奢靡。《四友齋叢說·正俗一》記錄了作者耳聞目睹的奢侈浪費現象：“今尋常燕會，動輒必用十肴，且水陸必陳，或覓遠方珍品，求以相勝。前有一士夫請趙循齋，殺鵝三十餘頭，遂至形於奏牘。”何良俊。四友齋叢說［M］。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14頁。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卷五《勳戚·服色之僭》中對服色違禁的情況表示不滿，他說：“在京內臣稍家溫者，輒服似蟒、似鬥牛之衣，名為草獸，金碧晃目，揚鞭長安道上，無人敢問。至於王府承奉，曾奉旨賜飛魚者不必言，他即未賜者，亦披蟒腰玉，與撫按藩臬往還宴會，恬不為怪也。”沈德符。萬曆野獲編［M］。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7—148頁。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正俗二》中反映了嘉靖時期官員家居逾製的情況：“故雖元老致仕，朝廷優賢，始有歲撥人夫之命，然止是二人，必有旨然後許撥，其餘則安得濫用。今每人要皂隸二名、轎夫四名、直傘一名，每人總七名。”何良俊。四友齋叢說［M］。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18頁。這些文人從士大夫的立場出發，把社會風氣的改變看成禮崩樂壞的表現，並擔心這種現象會削弱最高統治者的權威，進而危及國家命運。
其次，社會風尚的變化更體現為思想行為和價值觀念的改變。思想行為和價值觀念的改變集中體現為兩個方麵：一是逐利之風盛行，二是親情、友情淡漠。在中國傳統的綱常倫理中非常重視家庭和親情，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明代統治者標榜以孝治天下，當時的法律嚴厲懲處不孝不敬的行為。晚明，隨著人們對金錢的崇拜，對個人利益的重視，父子成仇、兄弟鬩牆的情況比較嚴重，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九冊《鳳寧徽·歙誌風土論》中描述了明代中期以後某些地方社會風氣日益惡化的現象：
至嘉靖末隆慶間，則尤異矣……貿易紛紜，誅求刻覈；奸豪變亂，巨猾侵牟。於是詐偽有鬼蜮矣，爭有戈矛矣，芬華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迄今之三十餘年，則迥異矣……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貪婪罔極，骨肉相殘。受享於身，不堪暴殄。因人作報，靡有落毛。於是鬼蜮則匿影矣，戈矛則連兵矣，波流則襄陵矣，丘壑則陸海矣。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M］，四部叢刊三編［C］。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卷32.
朱載堉的散曲也表現了人與人之間冷漠自私的關係，商調［黃鶯兒·求人難］寫道：
跨海難，雖難尤易；求人難，難到至處。親骨肉深藏遠躲。厚朋友絕交斷義。相見時項扭頭低，問著他麵變言遲。俺這裏未曾開口，他那裏百般回避。錦上花爭先添補，雪裏炭誰肯送去。聽知！自己跌倒自己起，指望人扶耽擱了自己。葉桂剛、王貴元。中國古代散曲精品賞析［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509頁。
淩濛初在“二拍”中對勢利人情的深惡痛絕，出於對世風日下的不滿。由於社會風尚的變化，致使人情澆薄、世態炎涼，作者希望通過對趨炎附勢的醜惡現象的諷刺，達到挽救世風的目的。
第二節人物形象體現了勸誡意圖。
與抒憤相比較，“二拍”的勸誡意圖更強烈。由於教化至上的文學觀念的影響，中國古代的小說家表現出較強的社會責任感，他們力求自己的作品能夠有裨於世道，有益於人心。而另一方麵，由於小說“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之所造也”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745頁。，為了提高小說的社會地位，小說家有意強調作品的教化意義。李公佐在論述自己創作《謝小娥傳》的意圖時說：“‘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餘備詳前事，發明隱文，暗於冥會，符於人心。知善不錄，非《春秋》之義也。故作傳以旌美之。”李昉。太平廣記［M］。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4032頁。張尚德認為《三國演義》可以使人“知正統必當扶，竊位必當誅，忠孝節義必當師，奸貪諛佞必當去。是是非非，了然於心目之下，裨益風教，廣且大焉……”郭紹虞。中國曆代文論選（第3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7頁。；李贄指出《水滸傳》“意主勸懲”“殆有《春秋》之遺意焉”同上，第127頁。；在《〈今古奇觀〉序》裏，笑花主人說：“其善者知勸，而不善者亦有所慚恧悚惕，以共成風化之美。”同上，第230頁。可見，發揮勸誡作用是古代小說創作和批評所遵循的重要原則之一。淩濛初也非常重視小說的勸誡作用，他在《〈初刻拍案驚奇〉序》中說：“宋元時，有小說家一種，多采閭巷新事為宮闈承應談資。語多俚近，意存勸諷。雖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觀。”初刻序，第1頁。《〈初刻拍案驚奇〉凡例》指明：“是編主於勸誡，故每回之中，三致意焉。”初刻凡例，第2頁。在《〈二刻拍案驚奇〉小引》中又說：“其間說鬼說夢，亦真亦誕，然意存勸誡，不為風雅罪人。”二刻小引，421頁。淩濛初不僅具有這種理念，而且在創作中也是這樣做的，在《硬勘案大儒爭閑氣》中說：“最有益的論些世情，說些因果，等聽了觸著心裏，把平日邪路念頭化將轉來。這個就是說書的一片道學心腸……”二刻卷十二，第559頁。由此可見“二拍”的創作意圖之一就是旨在勸誡。勸誡的內容包括多方麵，但主要是針對放縱情欲和見利忘義的現象，作者借助報應觀念實現勸誡目的。
一、放縱情欲貽害無窮。
晚明，放蕩、淫逸之風盛行，淩濛初有感於“近世承平日久，民佚誌淫”初刻序，第1頁。的現實，自覺地對淫糜之習痛加針砭，期望借此挽救世風。在“二拍”裏，作者有時候通過議論直接說明縱欲的危害，《喬兌換胡子宣淫》一篇有兩段議論：
風流少年，有情有趣的，牽著個“色”字，怎得不蕩了三魂，走了七魄？卻是這一件事關著陰德極重，那不肯淫人妻女、保全人家節操的人，陰受厚報：有發了高魁的，有享了大祿的，有生了貴子的，往往見於史傳，自不消說。至於貪淫縱欲，使心用腹汙穢人家女眷，沒有一個不減算奪祿，或是妻女見報，陰中再不饒過的。初刻卷三十二，第330頁。
奉勸世上的人，切不可輕舉妄動，淫亂人家婦女。古人說得好：我不淫人妻女，妻女定不淫人。我若淫人妻女，妻女也要淫人。同上，第332—333頁。
這樣的告誡還見於《程朝奉單遇無頭婦》中：“自古道天道禍淫，才是這樣貪淫不歇，便有稀奇的事體做出來，直教你破家辱身……”二刻卷二十八，第734頁。作者借助與個人利害關係密切的事情，警告世人放縱情欲充滿危險。
作者深知僅僅告誡收效甚微，隻有借助於生動的故事，鮮明的人物形象，才能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使讀者在娛樂中受到教育。因此，“二拍”裏有不少故事描寫因縱欲而導致的悲劇。狄氏出身高貴，丈夫是達官，有令人羨慕的社會地位。在尼姑的引誘下，狄氏與滕生產生婚外情，她的不軌行為被丈夫察覺，因此沒有辦法再與滕生來往，狄氏抑鬱而死。作者認為狄氏之死固然與尼姑的唆使有關，但是，也是因為她自己水性，沒正經，頗有咎由自取的意味。吳氏守寡獨自撫養十二歲的兒子，母子二人過著平靜、安寧的生活。吳氏對亡夫頗有情義，請道士齋醮超度他的亡靈。在做法事期間，吳氏與道士黃妙修產生感情。吳氏為了能夠長期與道士交往，試圖害死阻礙她和道士幽會的兒子。結果，包公識破了她的陰謀，處死了道士，吳氏既傷心又害怕，不久得病而死。馬氏先與奸夫私通，後來索性讓他入贅其家，同時又與一位僧人通奸。馬氏逼迫兒媳婦同流合汙，兒媳婦誓死不從上吊自殺，馬氏被兒媳婦的亡魂索命。某安人看上一個眉目清秀的小和尚，讓老尼姑把小和尚裝扮成小尼姑，養在家裏，恣意享樂。小和尚病死，安人傷心而亡。杜氏嫌棄丈夫粗魯，不滿意自己的婚姻，夫妻二人經常爭吵。一日杜氏出走後，到某寺廟躲雨，被和尚留宿，因杜氏喜歡小和尚厭惡老和尚，老和尚惱羞成怒殺害了杜氏。鐵生是荒淫的酒色之徒，想與胡生交換妻子。孰料自己沒有得到胡生的妻子，自己的妻子狄氏卻與胡生頻繁幽會。胡生為了能夠和狄氏在一起，引誘鐵生流連忘返於青樓，鐵生不僅家產變賣殆盡而且身體健康受到損害。胡生自以為妙計得逞，卻因酒色過度而死，狄氏因為被丈夫抓住把柄，又因為思念胡生、寢食不安而死。兩個原本和諧的家庭，因為放縱情欲而家破人亡。甄監生吃了方士的藥，與春花玩樂時，一命嗚呼。王祿做生意賺了錢，便不安分，日夜歡歌，酒色無度，不久病死他鄉。王爵到山東料理王祿的後事，遊玩時，認識了尼姑真靜，二人頻頻幽會。尼姑得罪了一個和尚，和尚殺害了王祿。任君用與楊太尉府裏的眾姬妾，朝夕淫樂。後來被楊太尉發現，任君用受宮刑，鬱鬱而死。莫大姐瞞著丈夫與楊二郎交往，丈夫發現後，她決定與楊二郎私奔。出逃時，錯把鬱盛當楊二郎，鬱盛為了賺錢把莫大姐賣給老鴇，幾年後她才被解救出來。徽商程朝奉看中了李方哥的妻子陳氏，以數十兩銀子做交換，讓陳氏供自己玩樂。陳氏被一個遊方僧殺害，程朝奉飽嚐牢獄之苦，被判處徒刑，折價贖罪。作者把那些因為放縱情欲而不顧廉恥，喪失人性的人塑造得非常醜惡，鐵生、胡生企圖交換妻子淫樂，楊太尉的姬妾集體淫亂，馬氏為了肆意淫亂逼死兒媳，吳氏為了無拘無束地與情人在一起，設計殺害親生兒子。
作者一方麵暴露了縱欲者的醜惡，另一方麵也分析了他們縱欲的原因。淩濛初把這些人放縱情欲的原因歸納為三種：一是婚姻不美滿，夫妻感情不融洽，如狄氏、杜氏、莫大姐；二是喪偶，如吳氏、某安人；三是，飽暖思淫欲，如王祿、王爵、鐵生、胡生、程朝奉、任君用、楊太尉的姬妾、馬氏。其中，第一、第二種情況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作者交代了她們偷情的客觀原因，譴責的對象主要是引誘、欺騙或殺害她們的人。有的研究者認為這些婦女生活在沒有愛情的家庭，她們偷情是破壞封建包辦婚姻，是張揚生命本能，應該受到讚美，作者思想保守，用儒家正統觀念規範人的生命本能。其實，作者在麵對偷情問題時，態度是比較開明的，作品中就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證明這一點，莫大姐背叛了丈夫，然而，最終她與自己心愛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莫大姐的故事說明作者認為婚姻是否幸福、家庭是否和睦，感情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在同情和肯定這些偷情者時，卻不能忽視了被她們傷害的那些人，吳氏的兒子千方百計阻止母親與黃知觀來往，吳氏被激怒，試圖殺害兒子，兒子寧可自己赴死也不願意暴露母親的罪過，最後，還是兒子的一片孝心使吳氏免受刑罰。莫大姐的丈夫為了生活辛苦工作，莫大姐招蜂引蝶，她的丈夫甚感難堪，好言相勸令其改過，莫大姐一意孤行，收拾家中細軟與他人私奔，後來又被賣到妓院，莫大姐的所作所為，既使其夫精神上蒙羞，又使其經濟上受損。狄氏、杜氏的不檢點，對她們的丈夫也是一種傷害。吳氏的兒子、莫大姐、杜氏、狄氏的丈夫都沒有什麼過錯，然而，他們必須承受親人施與自己的精神折磨，作者同情或者讚美他們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因此就認為作者思想保守。
為了警戒世人忠於婚姻，保持家庭的安定，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作者描繪了放縱情欲的可怕後果：一方麵，放縱情欲能夠讓貞潔、賢惠、高貴的婦女變得放蕩、無恥、凶殘，如狄氏、吳氏；另一方麵，放縱情欲必然要付出昂貴的代價，除鐵生、莫大姐、楊太尉的姬妾之外，這些放縱情欲的人，不是鬱悶而死，就是被人殺害，或者被官府處死，被鬼魂索命，沒有人能夠善終。作者描繪了一幅幅令人觸目驚心的罪惡景象，旨在提醒世人放縱情欲後果可怕，務必引以為戒。然而，作者勸誡世人縱欲有害的意圖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因為故事中的偷情者既沒有對情欲產生畏懼，也沒有主動改邪歸正，吳氏、狄氏等表麵上死於恐懼和傷心，其實，真正的原因是情欲得不到滿足，抑鬱而死。偷情的事情暴露後，她們失去行動自由，或者所愛者命喪黃泉，因此內心強烈的情欲無處釋放，痛苦不堪。對於這類女性來說，軟禁和死亡並不能使其思過悔改，她們內心深處依然渴望情欲，當情欲無法滿足時，她們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盡頭。
二、見利忘義天理不容。
“二拍”肯定人的物欲，但是對於不擇手段地牟利則給予嚴厲譴責。由於崇拜金錢、貪求財富，因唯利是圖而騙取他人財產或謀財害命的事件頻繁發生。在《賈廉訪贗行府牒》中，作者諷刺世人為了占有金錢而拋棄友情、親情，變得冷酷無情，他沉痛地說：
天下人但是見了黃金，連那一向相交人也不顧了。不要說相交的，總是至親骨肉，關著財物麵上，就換了一條肚腸，使了一番見識，當麵來弄你算計你，幾時見為了親眷不要銀子做事的？幾曾見眼看親眷富厚不想來設法要的？至於撞著有些不測事體，落了患難之中，越是平日往來密的，頭一場先是他騙你起了。二刻卷二十，第650頁。
“二拍”裏許多故事反映了因物欲膨脹而導致的種種醜劇、悲劇。為了錢，有的人坑害親戚朋友，賈廉訪垂涎商知縣家的富貴，利用孤兒寡母的無知及對親戚的信任，騙取了商知縣家許多金銀器皿。賈廉訪死後，在陰間遭受酷刑懲罰。毛烈以欺騙手段侵占陳祈的田產，陳祈向東嶽大帝訴冤，請求主持公道，三天後，毛烈突然死去。夏主簿被林氏陷害入獄，病重保釋，出獄後病死。夏主簿在地府狀告林氏，林氏等人皆暴病而死。為了錢，有的人行凶殺人，於大郊殺害了楊化，搶走銀子，拋屍海裏，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楊化的魂依附在於大水妻子身上，控訴於大郊的罪行，於大郊被繩之以法。徽州商人，看見觀音閣破舊，捐銀三十兩用於修葺觀音閣。和尚看見徽州商人帶的銀子多，遂起殺心，他們把徽州商人灌醉，殺害了他並占有了他的銀子。觀音菩薩顯靈，和尚的罪行暴露，受到法律的嚴懲。趙申與錢巳合夥做生意，趙申下井救人的時候，錢巳謀財害命，落井下石打死了趙申，獨吞了銀子並搶走了趙蕊珠。案件偵破後，錢巳被判死刑。楊僉事為人貪婪、凶殘，他不僅拒絕歸還張貢生的金壺和五百兩銀子，而且讓家中豢養的強盜殺害了張貢生主仆五人，事發後，楊僉事死在獄中。從這些故事可以看出，在金錢麵前，人性的弱點和醜陋被暴露無遺，占有金錢的欲望，令一些人道德敗壞，喪心病狂，做出極端無恥、凶殘的事情，對此作者認為必須加以嚴懲。對於偷情者主要通過法律製裁、道德譴責、欲望被壓製等方式予以懲罰，對謀財害命者的懲罰則更多借助於法律製裁和鬼神報應等方式，尤其偏重於後者，因此，這類故事因果報應的意味更濃厚。通過鬼神來懲罰見利忘義者有三方麵的原因：一是沒有人揭發害人者，受害者缺乏指控的證據，害人者逍遙法外。如賈廉訪騙取商家財物。二是害人者賄賂當權者，被害者無處申訴，隻能祈求神靈的幫助。如夏主簿在陰間狀告林氏、陳祈在東嶽廟狀告毛烈。三是利用鬼神超能力的威懾力，警告世人那些為非作歹者即使逃脫法律的製裁，也難逃鬼神的懲罰，從而達到維護人間正道的目的。如於大郊的鬼魂狀告楊化、觀音顯靈懲治殺害徽州商人的和尚。
三、借助報應抑惡揚善。
淩濛初選擇了對中國人具有深刻影響的報應觀念發揮小說的勸誡作用。報應觀念在中國深入人心，它對中國文化、中國人的心理產生了重要影響。劉道超認為報應觀念“是一種既幻想來世幸福，又祈求現世安樂的宗教觀念，是一種宗教神道甚為淡薄而宗教人道極為濃厚的宗教觀念，是一種介於宗教與封建迷信之間、神學宗教與原始宗教之間的一種奇特的宗教觀念。”劉道超。中國善惡報應習俗［M］。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3頁。報應觀念對中國社會和中國人影響深遠。春秋戰國時期，慈善有報的觀念已經流行，《墨子·法儀》說：“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孫詒讓。墨子閑詁［M］，諸子集成（第4冊）［C］。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12—13頁。《韓非子·安危》說：“禍福隨善惡”王先慎。韓非子集解［M］，諸子集成（第5冊）［C］。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147頁。中國人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幾乎沒有人不相信報應，每當發生地震、水災、旱災，出現日食、彗星，至高無上的皇帝也感到畏懼，認為自己執政有過失，立刻祭祀神靈，祈福消災。民間關於報應的諺語代代相傳：“作善者降百祥，天神佑之；作惡者降千災，鬼神禍之。天之報善罰惡，捷於影響。”吳自牧。夢粱錄［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5頁。報應觀念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麵的：首先，存在深刻的社會根源，第一，由於“當時的自然條件和社會內部經濟結構”劉道超。中國善惡報應習俗［M］。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頁。導致各種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第二，土地可以買賣，“實行分戶析產的家族財產繼承辦法”同上，第28頁。使貧富變化無常。第三，皇帝專製，政治腐敗，社會動蕩，仕途險惡。第四，科舉競爭激烈，士人金榜題名的機會很小。第五，吏治腐敗，綱紀敗壞，百姓有冤無處申訴。其次，具有科學的心理依據，第一，棄惡揚善是人的本能。第二，對負罪感和恐懼感引發的精神疾病作出迷信解釋。第三，把夢當做現實。報應觀念真實表現了古代人民的思想感情，比較全麵地反映了古代社會的道德觀念。
報應觀念在中國古代發揮著重要的社會作用。首先，在國家動蕩、綱紀法律癱瘓之際，在一定範圍內可以依靠報應維持社會秩序。其次，在調整人際關係、淨化社會風尚方麵產生了重要影響。再次，能夠教育和感化違背社會公德者。最後，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抑製統治者為所欲為。但是，報應觀念抑惡揚善的作用是有限的。報應觀念在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也造成巨大危害，首先，人們滿足於鬼神的賞罰，放棄依靠自己的力量改造現行法律、製度的想法和行動。其次，培養了凡事接受的奴性心理，損害了人格尊嚴和民族自尊心。最後，喪失了探索自然規律的興趣，使自然科學停滯不前。
儒、釋、道三教都借助報應勸善懲惡。《尚書·湯誥》說：“天道福善禍淫”孔安國，孔穎達。尚書正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9頁。，《周易·坤·文言》告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楊伯俊。周易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16頁。。道教在宣揚報應時，提出“承負”論，這種論調認為不僅自己行善或作惡會有報應，而且自己的行為會影響後世子孫，同時，自己還要承擔祖先行善或作惡而應得的報應。但是，如果自己有大功，就可以避免先人罪過的連累。佛教的因果報應思想更為係統，佛教認為眾生在未達到“神界”之前，總是處在生死循環、因果輪回的痛苦中，一個人的生死禍福、貧賤富貴都是報應所致。儒釋道三教的報應觀念共同影響著中國人的心理、文化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