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間的過客
康定的山水間走過許多人，腳步匆匆，沒有音像視頻，連照片也罕見。見不到他們的音容笑貌，連背影也沒有，山水依然，隻知他們當年的確走過。
趙爾豐、尹昌衡
從清朝末年到民國初年，趙爾豐這個人和他的名字，同發生在康藏這片土地上的一個重大事件一直緊密聯係在一起，這個事件就是“改土歸流”。所謂的“改土歸流”，通俗地說，就是把土司治理、管理一方的形式，改變為由中央政府派官員來管理、治理，而由中央派遣的官員到時因為種種原因總要調走，又重新委派其它官員前來，這就是所謂的“流官製”。
光緒31年（公元1905年）3月，當時被稱為“川邊”轄地的巴塘發生了變亂，駐藏幫辦大臣鳳全被殺，“川邊”的“改土歸流”行將流產。趙爾豐奉調“辦理爐邊事務”，在從此以後的將近7年的時間裏，趙爾豐在“川邊”，開始了在他領導或主持下的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對於這件事，藏學家任乃強先生作如此評價：“趙爾豐雄才大略，刻苦奮進，精神所至，成績炳然，雖鄂爾泰之改流，左宗棠之開疆，與之相較，應無愧色”。可以說，評價相當高。
但當時康定人對趙爾豐所做的這些事並沒有這樣的認識，他們對趙爾豐的看法主要有兩個方麵。一是趙爾豐權勢大。光緒32年（公元1906年），趙爾豐任“川滇邊務大臣”；光緒34年（公元1908年）又被委任為“駐藏大臣兼邊務大臣”，公元1909年趙爾豐被解除“駐藏大臣”職務，公元1911年仍被任為“四川總督”。趙爾豐從任“永寧道道員”、“建昌道道員”，到“欽命尚書銜頭品頂戴督辦川滇邊務大臣”、再到“駐藏大臣”和“四川總督”，這些頭銜在康定人心目中都是大得不得了的大官。
因此，康定民間說趙爾豐是“海外天子”，不僅權力無邊，而且“金口玉言”，說了什麼都會兌現。傳說，趙爾豐率兵進藏，路過大渡河邊的“佛耳岩”地方，大浪河中突現一條大魚，江水翻騰，部下急報趙爾豐。來報告的人十分驚慌，說，不得了啦，有條大魚把河水都阻塞了。趙爾豐說：慌什麼！魚再大也是菜。
這句話一出，當時就把那條魚氣死了，翻了白肚，真把江水阻斷。趙爾豐命人架起大炮，把死魚轟炸成碎塊，江水才又流動。民間說，這是一條修煉了很久的神魚，因為趙爾豐是“海外天子”，說話“金口玉言”，知道他從這裏路過，特地從水裏浮起來“討封”。魚希望趙爾豐說：“魚大成龍”，那麼這條魚就得了正果，會成龍飛天而去。但趙爾豐卻說了句“魚大也是菜”，一氣而身亡。
雖然趙爾豐在川邊的活動，肯定與康定有關係。但是，現在的資料所記都十分簡略。如：光緒31年5月9日，趙爾豐至打箭爐籌備軍需。有關資料就這麼一句。倒是根據馮有誌先生所著《西康史拾遺》中記載，趙爾豐到打箭爐住“同知衙門”，等著從雅州一帶發來軍需，主要是糧食。糧食運到康定後，集中在“同知衙門”內，然後學習把茶葉運往關外的作法，組織人力用牛皮重新糧食，包裝成利於牛馬馱運的“馱子”，以利於長途運輸。以至於康定的人們從此不把“同知衙門”看成是“衙門”，而是把這個機構稱為了“軍糧府”。直到籌足了三個月的軍糧，到了6月，趙爾豐才率兵離開了康定。
又如，光緒32年9月，趙爾豐由理塘至康定；
再如，光緒34年9月22日，趙爾豐抵打箭爐；
有關資料所記較細的一次是：宣統三年，即公元1911年6月20日趙爾豐從道塢至康定，會檄魚通、綽斯甲、崇喜、毛埡、曲登等繳印改流。6月21日，趙爾豐在打箭爐召開百姓大會，講述改土歸流的經過、意義。
而對於趙爾豐在康定開會等活動，康定百姓卻記不得了，他們隻記得，趙爾豐這回在康定時，看到洶湧澎湃的折多河水勢不可擋，河水把河底的石塊衝得發出巨響，就說：“隻許你響，不許你漲”。康定人說，所以折多河漲水時，響得再凶也不可怕，“海外天子”說過不許它漲的。
康定人對趙爾豐另一方麵的看法是，凶狠。康定人說，趙爾豐就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屠夫”。打鄉城時，殺人如麻，就是他的部下，如果不拚命，他也要殺，據說，有一次就殺了70個沒有奮勇衝鋒的士兵。這種說法傳得多了，以致人們就用“趙爾豐來了”來嚇唬哭鬧的小孩子，小孩子一聽就能馬上不哭。
實際上，趙爾豐把他的“川滇邊務大臣府”設置在巴塘，而不是康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1月，趙爾豐交出了他四川總督的權力，但到了12月初，他為了搶回失去的權力，發起成都兵變。失敗，12月22日，被尹昌衡誅殺，從此，能夠殺掉“趙大帥”的小夥子尹昌衡名字深入了康定人的心。
尹昌衡在康定的資料也極為有限，在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年時，尹昌衡的孫子輩數人到康定來尋找尹昌衡留下的“遺跡”，終於一無所獲，掃興離去。
在1912年3月，由於英帝國主義的挑撥離間，西藏地方政府開始攻擊駐藏各地的漢軍，而藏軍的前鋒已到達道塢，康定城人心惶惶。北京政府令尹昌衡西征，並成立“西征司令府”。在1912年6月初，尹昌衡擔任“西征軍總司令”，進軍康藏，以抵製英帝國主義分裂西藏的陰謀。
7月中旬，尹昌衡率軍到達康定後，設立“邊藏鎮撫府”，任李九方為“川邊督辦”，派人到木雅地方勸明正土司甲宜齋返回康定，甲宜齋不聽，李九方奉尹昌衡命令捕殺甲宜齋安排在康定打探消息的弟弟，抄沒其家財。康定安定後，尹昌衡指揮大軍平定現在所說的甘孜州南、北兩路的變亂，以川軍為主力的“西征軍”很快就達到了昌都，與滇軍會師，直指拉薩。
尹昌衡進軍神速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手下的將領製作了一張與現在的廣告畫相似的宣傳畫，上麵是尹昌衡提著趙爾豐的人頭。本來對趙爾豐充滿畏懼的人們，對於一個年齡不到三十歲就能殺掉一個有“屠夫”稱呼的趙大帥，更是恐懼。聽到尹昌衡兵到，望風而逃。
根據1982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元藏事電稿》記載，從民國元年，即1912年，北京政府與四川、西藏、西康的電所往來顯示，自6月以後，給尹昌衡的電報，開頭皆是“打箭爐尹都督”，而尹昌衡的發電，末尾也注明是從打箭爐發出。一直到九月底，電報改為“中渡尹都督”，此時尹昌衡已去了雅江。以此可以看出，尹昌衡在康定住的時間長達兩個多月。
根據有的資料中出現的注明是尹昌衡在康定拍攝的個人照片，和夫人合影的照片，也可以證明尹昌衡在康定的時間並不太短。據說，尹昌衡在康定時還與基督教的牧師一起留影。西征結束後，還刻石碑紀念，石碑曾立在公主橋附近，抗日戰爭時期都還在。尹昌衡在康藏期間，不僅是用兵，他也在維護趙爾豐等人開創的“改土歸流”成果，現在有的學者說過：“尹昌衡是用趙爾豐的頭在維護趙爾豐的法”。事實也是，尹昌衡的西征嚴厲打擊的正是想恢複土司製度的勢力，維護了西康地區的穩定，粉碎了妄圖把西藏分裂出去的陰謀。
後來，由於腐朽的民國政府軟弱，害怕得罪了英帝國主義，不讓尹昌衡等前去西藏，西征成為一件虎頭蛇尾的事件。尹昌衡被免“西征司令”及“都督”等職，任命尹昌衡為“西康經略使”，改設在康定的“邊藏鎮撫府”為“關西鎮撫府”，（這裏的關西專指“爐關以西”）府邸在康定，尹昌衡卻去了成都。
尹昌衡留在康定的是一聲長歎。
附錄：尹昌衡與“平西橋”
公元1912年9月，尹昌衡到了雅江。由趙爾豐從比利時購置鋼材，並請比利時人設計的橫跨雅礱江的鋼索大橋已經落成。趙爾豐沒來得及為落成剪彩，卻已不在人世。於是，當地就請尹都督剪彩。尹昌衡深知這座橋的重要政治、經濟、軍事意義。為這座橋親寫橋名“平西橋”。同時撰寫對聯一聯：劈開兩岸奇峰，憑他飛起；鎖定一江秋水，迓我歸來。意猶未盡，遂吟成五言律詩一首：萬裏歸雲擁，輕騎出塞門。無心驕將帥，人力定乾坤。入穴虎可得，臥波龍欲奔。臨流據天塹，此去百蠻吞。
尹都督寫畢，命人鐫刻於橋頭。這些石刻，在公元1925年時都還完好，其後數年，卻被人損毀，的確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
劉文輝在康定
劉文輝在四川軍閥中一度勢力最大，民國22年（公元1933年），他的侄兒劉湘聯合鄧錫侯、田頌堯兩個軍閥，把劉文輝的勢力從富庶的川西壩子趕出，史稱“靖川之役”，劉文輝兵敗，退到雅安才立住足。公元1934年，經過各種努力，特別是爭取到了南京政府中一些實權人物到蔣介石處遊說成功，劉文輝才謀求到了“西康建省委員長”一職，劉文輝便收拾殘部，退據西康，以籌建西康省為由頭，打算利用西康地域及資源，徐圖東山再起。
民國28年（公元1939年）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通過前期努力，劉文輝如願把雅安地區、及如今的涼山西昌地區也劃入西康省，西康省成了中國西部的一個大省，省會就定在康定。因為早就有“西康建省委員長”的頭銜，順理成章，劉文輝當上了西康省主席。
但是康定交通不便，劉文輝就選定雅安為自己的長住地，因為雅安距離成都不遠，便於與川內各地的聯係。他每年隻有兩至三個月的時間在康定，時間為夏秋之交，這時節是西康省參議會一年一度的開會時間，需要省主席親自到會作施政報告。在康定的兩、三個月時間裏，劉文輝要處理的事情極多。代主席張為炯要把一年來的人事、經費、西康省內各縣建設及需解決的問題進行彙報，下一年的諸多事項，劉文輝也要提出設想、打算，擬定計劃。
同時，劉文輝還得利用這段時間，接見從關外各地來康定晉謁省主席的寺院高僧大德，土司頭人，以及各方麵、各階層的頭麵人物、知名人士。還要抽出時間到康定附近的寺院敬香，視察各個方麵的建設情況，以及看望駐地軍隊。
劉文輝不僅會在這段時間內對省府各廳、處有關人士訓話、作報告，還要對不同的培訓班人員，乃至學生、民眾作報告。康定人都說，劉主席作報告不僅所講內容通俗易懂，而且生動有趣。他可以站在講台上一講就是兩個小時，旁引博征，論古說今，條理清晰，繪聲繪色，並且始終聲音洪亮，毫無倦色。比如，聽了劉文輝作過的關於“新生活運動”的報告，多年以後，都有康定人還說，好些內容都是康定人聞所未聞，或者心裏知道自己卻說不清楚的事情。
劉文輝住的地方，人稱“劉公館”，其地在如今州公安局一帶。劉文輝每天早上八點，從“劉公館”坐一乘綠呢八抬轎出門，有時他會撩開轎簾，對街頭行人點頭或招手。過將軍橋，如果不開會，他就到省政府他的辦公室批閱公文、接見官員，也接見各方麵的人士。一直要到下午三、四點才回公館休息。
劉文輝接見寺院的喇嘛、活佛卻都在他的公館內，與寺廟人士見麵時，劉文輝手裏都有拿一串佛珠，口出敬語，以示敬意。他的公館內設有一處經堂，據說，其內不僅金碧輝煌，陳設華美，而且完全按照藏傳佛教的有關規矩布置。有學者說，這一整套陳設大部份至今還能在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學”內看到實物。劉文輝在康定期間的每天夜裏都要要這座經堂裏誦經、靜坐一段時間方去睡覺。除喇嘛活佛，其他人都不能進入這座經堂。
這座經堂裏有用黃金打製的九個“金燈盞”，每一盞價值一萬個大洋。卻在1942年的某一天夜裏，被人盜走了一盞金燈盞。費了無數周折，始終沒有找到作案的人。負責城內治安的城防司令無法，隻得自己掏出大洋，購買黃金仿照金燈盞的樣式，另外製作一個放進經堂，殺掉一個死囚，說破案獲髒，了結了這個轟動康定全城的盜竊案。
後來有知內情的人說，劉文輝看到追回了金燈盞就不再提及這件事，他之所以對此也不作深追究，因為他自己也知道，警戒森嚴的劉公館的失竊，外人不可能進入，係公館內部人作案。而作案的人卻是劉的貼身衛士，與管理經堂的人串通所為，目的就是要敲城防司令的竹杠，隻是因為這位城防司令平時撈了許多好處，而待人接物傲慢。
劉文輝在有空的時候，也會攜夫人到康定城附近的草壩是騎馬遊玩，坐“滑竿”到“二道橋溫泉”去“泡水”。這些時候他也能做到輕車簡從，不驚動地方更不擾民，路逢平民，有時還會主動拉幾句家常。他甚至還為“二道橋溫泉”取了個“離垢園”的雅稱，很得人們的稱讚。
康定人不清楚，其實也不是很想了解劉文輝怎麼樣在與南京的老蔣政權打交道，怎麼樣在與川內川外的軍閥們周旋。甚至於劉文輝在西康如何“主政”，康定人也不見得有多少了解。他們僅是看到了生活中劉文輝有和氣待人的一麵，領教了他的口才，又聽說他廣有錢財，就說劉文輝是一個有福分的人。
他們的根據是聽了茶館裏的評書，再加上想象和推理。因為講評書的人說過，《三國演義》裏的劉玄德“雙手過膝，目能自視其耳”，他們說，劉文輝雖沒有“目能自視其耳”的奇異，卻也是一個“雙手過膝”的異人，有富貴相。直到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有見過劉文輝的人信誓旦旦地說，劉文輝雙手下垂時手指尖的確超過了膝蓋，一般的人，哪有這種奇異？
西康省定省會在康定以後，便有了擴大康定城城區的行動。把原來是在“城外”的城東河灘地、亂葬墳平整，然後修路，建房子。如今的新市前街、後街就是這樣出來的，其中一條長達一華裏的街道取名“文輝路”，康定人欣然接受，一直叫了很長時間。
劉文輝50歲生日時，他的部下、康定的一些社會名流，齊心協力地建起了一座圖書館，並取名“文輝圖書館”，以此為劉文輝祝壽。而得到好處的是康定城裏的人，人們有了一個可以看到更多書籍的地方，還從那裏接觸到了許多新知識，其中包括新思想。
康定人說，劉文輝為康定做的好事，最大一件是他率領他的軍隊在彭縣宣布起義後，能夠了解康定民眾盼望和平的心情，立即致電要求西康省政府起義。這樣就免去了可能在康定發生打仗的事件發生，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康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張大千遊康定
曾經看到過一幅張大千先生在康定的照片，在這張照片上張大千先生身著長袍，臉上的那蓬濃密的胡須齊胸，還牽著一頭個頭極大的黑狗。聽康定城裏的一些老先生說，這張照片拍攝於“西康社會服務處”門前，就是現在的州歌舞團所在地。張大千先生到康定就住在“西康社會服務處”，在1947年，那裏曾是康定城裏住宿接待條件最好的地方了。
張大千先生在康定，或翻山越嶺探幽覓勝，朝觀雲海捧日出，夕看晚霞伴落日。或進入寺院與高僧大德論經說佛，看壁畫，研究“唐卡畫”。有時會沉醉於篝火邊的歌舞裏，欣賞康地風情。有時他又會在人跡稀少的山林邊、野草從裏坐聽鳥兒歌吟，立腳河岸，看河水浪花飛濺。有感就即興賦詩，抒發情懷，掏出隨身紙筆，收山川的雄奇，收急流的澎湃於自己胸臆。
張大千先生以畫出名，早在民國初年。可是在康定一般老百姓中，知道張大千先生的人其實不多，康定城中的百姓，看到大千先生時都說他仙風道骨，為他的形象風姿喝彩，誇他“真天人也”。聽說他是國內、甚至於是國際上的知名大畫家，都有點驚奇，康定城裏居然來了這樣的名人。而且這位名人，就如神仙一樣，一舉一動都那麼瀟灑，不受約束。
康定城裏的人沒有想到的是張大千先生還那麼平易近人。最先是多少了解大千先生的一些文化人，再就是西康省政府的一些要員，再後來是康定城裏的一些富戶，接著是一些普通的公務員、教師，都想方設法，希望能得到大千先生一幅畫。在今天的人們看來覺得根本不可能，但在當年，大千先生是有求必應，誰來求畫他都給，而且絕不是敷衍了事，而是根據索畫人的要求，認真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