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質教育”摭論
編輯先生約我就“素質教育”寫點文字，並要求做“縱橫談”，端的難煞人也。以不才胸中這一丁點學問，倒掛三天也滴不出多少墨水，如何“縱橫”得起來？但既承錯愛，推托不得，也隻好勉為其難。冥思苦想之下，終於想出了一個“大帽子底下開小差”的法子——“摭論”（說得雅致點，這叫作“弱水三千，我取一瓢”）。標題既定，自不免“橫下一條心，弄斧到班門”了。
餘生也晚，無緣拜識孔夫子。所幸的是，可以通過儒家經典，窺見這位中國第一教育家、思想家的教育思想。前些時候讀《論語?述而》，對其中的一句話至今記憶猶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所謂“文”者，文化知識也；“行”者，社會實踐也；“忠”“信”者，品質道德也。據此，我不揣淺陋，鬥膽斷言：早在二千四百年前，孔夫子就主張並實施“素質教育”了。何以見得？因為在孔夫子的“四教”中，“行”“忠”“信”都是與“應試”無幹的。後來之所以變成了“應試教育”，那十之八九是因為自隋唐以來，開科取士，讀書人不得不“考啥學啥”，老師則不得不“考啥教啥”。試想，人家要考你八股文，老師卻教你“天、地、生、數、理、化”，行得通嗎？
那麼，能不能說，“素質教育”旨在使學生全麵發展，而“應試教育”則專注於學生對科學文化知識的掌握，或曰“隻注重智育”呢？愚以為不能。你看，在“應試教育”下的基礎教育階段，文科、理科就已經“分家”了。學生要麼學文，要麼習理，總歸都隻能是“畸形發展”。如此這般地“發展”下去，會“發展”出怎樣的“智力”呢？去年，不才有幸應國家新聞出版署之邀，為全國出版專業首次資格考試閱卷。其間，就曾生發出不少感慨。文科大學畢業的考生，麵對並不複雜的計算題，或列不出算式，或列出算式後不會計算，抑或連極簡單的四則運算也難以措置裕如；而某些理科大學畢業的考生，既不曾讀過韓愈的名篇《進學解》，也不知韓愈究係何許人，更不知“國子先生”指的是誰。這樣兩種“偏才”，哪種適應出版專業的工作要求呢？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魯迅先生就諄諄告誡文學青年不要隻搞文學，不問科學。他語重心長地說：“專愛文學書，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學青年，往往厭惡數學、理化、史地、生物學，以為這些都無足輕重，後來變成連常識也沒有，研究文學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來也胡塗……”愚之見，“應試教育”正是弄得學生“變成連常識也沒有”的“培養基”“催化劑”。學文者如此，學理者何嚐不如此？“智育”尚且如此，遑論“德育”“體育”及其他！
說到這裏，似乎可以給“應試教育”下結論了：“應試教育”以追求升學率為目的，以不厭其煩的考試為手段，以犧牲學生全麵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為代價，具有極大的片麵性。陶行知先生認為，“應試教育”的後果，隻能是“把有意義的人生趕跑了”“把中華民族的前途趕跑了”。這，斷非危言聳聽。至少，在外行如我者看來，陶先生的話是公允的、中肯的、可信的。
2003年1月20日
（本文係作者為《當代素質教育》2003年3期撰寫的卷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