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傳》都是中國古代的重要典籍，並且因其在經學、史學、文學等諸多方麵的重要價值，至今仍有大量的讀者，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有關《春秋》、《左傳》研究的一些基本問題，直接影響到人們對相關問題的理解與研究，是閱讀者和研究者都無法回避的。因此，這些問題不僅是曆史的疑案，同時也是現實的問題，必須花大力氣加以研究解決。這裏，擬就一些重要問題談些自己的看法。主要談以下九個問題：
壹《春秋》是否為孔子所作
貳《左傳》與《春秋》的關係
叁《左傳》的無經之傳
肆關於有經無傳
伍三傳不書之例與無經之傳
陸《左傳》以事解經
柒《左傳》解經之特征
捌《春秋》大義存乎事實
玖三傳以事解經之比較
對於作《春秋》一事，孔子自己居之不疑；孔門弟子如子夏、孟、荀之徒，各依經立說，自不待言；春秋戰國之際，諸子百家，對此也一無異辭；到了漢代，司馬遷、班固等，都言之鑿鑿，信而有征。孔子作《春秋》，本該是鐵案如山了。不料後世學者群起懷疑，於是在這個問題上異說紛起，以致聚訟難決。懷疑孔子作《春秋》說法雖然很多，但歸納起來，重要的證據不外以下幾條：
第一，“在《論語》中，沒有關於孔丘作《春秋》的記載”，“而戰國諸子，除《孟子》外，沒有任何一本書提到《春秋》為孔子所作”。
第二，春秋時期各國曆史記載都稱“春秋”，早在孔子以前，魯國就已經有“魯春秋”，而“魯春秋”的文字又“大體上和今天所見到的《春秋》相同”。因此，有人斷言：“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春秋》，實際上是‘魯春秋’。”第三，既然否定《春秋》為孔子所作，而把它等同於一般的史書，也就勢必要否定《春秋》的“微言大義”。錢玄同說：“春秋》）無所謂微言大義。”筆者通過考察認為：以上三條證據都不能成立，當然也就不足以否定孔子作《春秋》這一事實。
胡念貽：《枙左傳枛的真偽和寫作時代問題考辨》，載《文史》第十一輯。
錢玄同：《論枙春秋枛性質書》，見《古史辨》第一冊。
一、光秦典籍對孔子作《春秋》的肯定
應該承認，在《論語》中，孔子確實沒有說過自己作《春秋》的話，但這不足以否定孔子作《春秋》這一事實。試想孔子周遊列國，一生忙碌，他弟子三千，執教數十年，所用的教材就有好幾種，言論事跡之多可想而知，而一部《論語》，共計才一萬多字。因此，《論語》所載，決不能代表孔子言行的全部。孔子一生中對魯國政治影響最大的幾件事，如孔子為大司寇、齊魯夾穀之會以禮斥齊景公、以大司寇攝行相事、墮三都等都不見於《論語》，就是明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一些重要著作都認為《春秋》為孔子所作。
（一）《孟子》與《荀子》
《孟子》曾多次論及孔子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雲：“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雲：“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離婁下》雲：“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這幾處文字，不僅確認了孔子作《春秋》的事實，而且交代了孔子著述的時代背景、方法，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
據《孟子》記載，孔子自己也曾多次提及作《春秋》之事，他甚至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如果孔子根本沒有作《春秋》，後世將何以知之，又何以罪之？
除孟子外，儒家巨子中提到《春秋》的還有荀子。
《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用《公羊經文》）《公羊傳》：“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
《公羊傳》的意思是說，《春秋》稱遂為大夫是對秦穆公的褒獎，穆公雖起初不能用蹇叔之言敗於殽，後來卻能誠心悔過。《荀子·大略》援引此條說：“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
《春秋》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於蒲。”《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荀子·大略》雲：“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言盛。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
《荀子》這兩條，取意全同《公羊傳》。
《荀子》多次提到《春秋》，往往與儒家其他經典並舉。
如《勸學》雲：“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儒效》雲：“故《詩》、《書》、《禮》、《樂》歸是（聖人之道術）矣。《詩》言是其誌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這兩處都是將《春秋》與《詩》、《書》、《禮》、《樂》並稱，且都認為《春秋》代表了聖人的微言大義，說明荀子認為《春秋》出於聖人之手而絕非一般的史書可比。荀況對孟軻多所指責，但他不僅沒有駁斥《孟子》中關於孔子作《春秋》的說法，而且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引證《春秋》，可見他也以《春秋》為孔子所作。
（二）《春秋》三傳
《春秋》三傳都認為《春秋》是孔子所作。
《春秋》桓公二年：“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穀梁傳》雲：“孔，氏；父，字諡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父”是否為孔氏的“字諡”，對孔氏稱字是否因孔子“為祖諱”、“故宋”，這些都可以進一步討論，但《穀梁傳》認為《春秋》為孔子所作，卻無可懷疑。
《春秋》僖公十六年：“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穀梁傳》雲：“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於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子曰：石無知之物，唸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唸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唸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唸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文中出現的“子”，即指孔子。
這裏，《穀梁傳》顯然認為孔子是《春秋》的作者。通觀《穀梁傳》，書中共有十八次提到《春秋》，都是指孔子所作《春秋》而言；《穀梁傳》中又有十二次提到孔子，有九次引孔子之言以釋經，正因為孔子對解釋《春秋》最具權威性。
《公羊傳》有二十九次提到《春秋》，也以《春秋》為孔子所作。
《春秋》宣公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於衛。”《公羊傳》在解釋經文後隱括旨意說：“孔子蓋善之也。”
《春秋》昭公十二年：“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公羊傳》雲：“伯於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春秋》哀公十四年：“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雲：“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麵，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製《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這些都足以證明《公羊傳》以《春秋》為孔子所作。
《左傳》肯定孔子作《春秋》的地方也非止一處。
最明顯的例子是僖公二十八年《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左傳》作者認為出自孔子之手（詳後文）。
此外，《左傳》論及《春秋》的地方有好幾次，都是特指孔子所作《春秋》。
《春秋》成公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薑氏至自齊。”《左傳》雲：“九月，僑如以夫人婦薑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誌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修《春秋》的是位“聖人”，而正是孔子被《左傳》作者稱為“聖人之後”，孔子也被世人尊為“聖人”。聯係《左傳》全書看，這裏的“聖人”正是指孔子。《春秋》昭公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又《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置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誌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文中說書齊豹為“盜”的，就是《春秋》作者，那麼，這位作者又是誰呢？我們再看《左傳》昭公二十年的記載：琴張聞宗魯死（宗魯知齊豹欲作亂而不揭露，難作時被殺），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將兩處文字加以比較，可以看出《左傳》昭公三十一年的議論，全部是對孔子言論的發揮，而《春秋》書齊豹為”盜，正反映了孔子的認識。
《春秋》三傳曆經戰國、秦漢而流傳至今，它們解經雖辭《左傳·昭公七年》。
有異同，義有違牾，但認定《春秋》出自孔子之手，卻如出同聲，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至於戰國其他諸子沒有論及孔子與《春秋》的關係，不但不足以否定孔子作《春秋》，反倒恰恰證明了其事的真實可信。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都是些博學多才、綜貫《墳》、《典》的學者，他們為了宣揚自己的學說，都竭力排斥異己，互相攻訐。儒家學術，由於影響最大，所受到的攻擊也就更多。墨家、道家、農家等無不對儒家加以抨擊。甚至在儒家內部，也是派係林立，互不相容。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孟子竟然數典忘祖，把孔子有沒有作《春秋》這一基本事實搞錯了，或者幹脆撒下彌天大謊，將一部不相幹的著作硬拉到孔子頭上，又從而大放厥詞，以孔子繼承人自居，豈不是授人以柄，自壞家門！因此可以說，戰國諸子對孔子與《春秋》的關係避而不談，隻能是對孔子作《春秋》的一種默認。
二、孔子改造“魯春秋”的證據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雲：“是以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製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
《漢書·藝文誌》雲：“孔子）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
據《史記》、《漢書》，孔子在“論史記舊聞”的基礎上，對舊史進行了剪裁取舍，刪去了“煩重”及“不可以書見”之文。
孔子據魯史記作《春秋》，“魯春秋”自然是他依據的主要材料。由於“魯春秋”早已失傳，現在已無法把它與今本《春秋》進行全麵的對照和比較，但根據可以確認的“魯春秋”殘存文字，參之以有關史料，我們仍然可以看出孔子主要做了以下幾項工作：
（一）裁斷
魯號稱禮文備物之國，很早就已有曆史記載。《左傳》昭公二年載，晉韓宣子（韓起）聘於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杜預雲：“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
為什麼見到“魯春秋”便能了解“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呢？
鄭樵認為韓起所見之魯春秋“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為王之典章，此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
顧炎武雲：“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鄭樵：《六經奧論》卷四“春秋總辨”。顧炎武：《日知錄》卷四“魯之春秋”。
楊伯峻雲：“韓起所見《魯春秋》，必自周公旦以及伯禽敘起，今《春秋》起隱公，訖哀公，自惠公以上皆無存。”《魯春秋》不自隱公始，這是一個重要的事實。據鄭樵說：“汲塚瑣語》亦有《魯春秋》記魯獻公十七年事。”《左傳》作者也非常熟悉春秋以前魯國的曆史。《左傳》桓公二年追述了“惠之二十四年”、“惠之三十年”、“惠之四十五年”的有關事件，證明作者見到的魯史記包括魯隱公以前的記載。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後序》雲：“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竹書紀年》蓋晉《乘》之流，它記事追溯到夏、殷、周三代王事，韓起晉人，見到《魯春秋》卻羨歎不已，說明《魯春秋》記事可能比晉國史記更為詳盡。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又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孔子對三代禮儀製度的了解，或有得力於《魯春秋》處。退一步說，即使《魯春秋》不始於三代王事而以周公、伯禽開頭，與今本《春秋》就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從伯禽到隱公，中間有考公、煬公、幽公、魏公、厲公、獻公、真公、武公、懿公、伯禦、孝公、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昭公二年》。
鄭樵：《六經奧論》卷四“春秋總辨”。《論語·八佾》。
《論語·八佾》。
惠公十二公，加上魯公伯禽一共有十三位君主。現在流傳的《春秋》以隱公為記事的起點，顯然經過了後人的裁斷，而這個裁定的人正是孔子。
那麼，孔子為什麼要托始隱公呢？孔子主張以禮讓治國。《論語》記孔子之言說：“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公羊傳》在解釋《春秋》隱公元年不稱即位的原因時說：“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穀梁傳》的解釋也基本相同：“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誌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孔子非常讚賞禮讓的行為，他對堯舜禪讓推崇備至，對吳太伯、伯夷、叔齊讓國的行動也是極口稱道，這些都明見於《論語》；他刪定《尚書》，首篇列《堯典》，與《春秋》托始隱公用意正相類似。
把這一切聯係起來看，可以看出孔子確實在宣揚一種“讓”的精神。《春秋》記事不從周公開始，主要是因為“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對周公、文、武的事跡已多所傳習，而《春秋》的主旨是要“撥亂世反之正”，其手段則是針對王道衰微後的現實進行褒貶，通過“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來表達自己的理想。《春秋》的上限，大致是平王東遷之後，其所以不載魯惠公事（惠公亦在周室東遷後），則是為了托始隱公以表現“讓德”。
《春秋》終於魯哀公十四年，無疑也是有人裁斷魯史的明證。《春秋》記事下限的確定，與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一事《論語·裏仁》。
《史記·孔子世家》。
有著密切的關係。《春秋》哀公十四年：“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左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汙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穀梁》所據經文都終於此條，並對獲麟一事作了更多的發揮。不管這種發揮是否符合孔子的原意，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孔子親見獲麟之事，並將此事確定為記事的終極。
《左傳》所載經文到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醜，孔丘卒”，與《公羊》、《穀梁》兩傳稍有不同，其實三傳之間並無矛盾。孔子晚年已用《春秋》作為教科書，弟子兼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子夏之徒更是深通孔子《春秋》之學，因此《春秋》原文不可能終於“孔丘卒”。杜預說：“春秋》止於獲麟，……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並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孔門弟子續經以“孔丘卒”為終點，與《公羊》、《穀梁》兩傳記載“孔子生”一樣，都是為了說明《春秋》與孔子密不可分。
（二）筆削
《春秋》記事，每年之下都冠以“春、夏、秋、冬”四時。朱熹說：“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不僅《尚書》書月不著時，考之《竹書紀年》、《春秋事語》等古代曆史記載，也極少係以四時的例證。今本《竹書紀年》尚有記年月者若幹條，如（獻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晉，周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哀公十四年》。朱熹：《答張南軒書》。
陽有白兔舞於市（昭公）六年十二月，桃杏華（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句踐卒，是為菼執（幽公）十年九月，桃杏實“洪業論此謂：殆出於晉《乘》者也，而其記月皆不冠以時。推其例，似亦可以證《魯春秋》舊文不宜有時廁年月之間矣。”他又說：近時金石之學大盛，兩周彝器銘文已經釋錄者甚多，其載有年月日辰者，無慮百計，計時之器，僅得其一。“而這一記時之器——商鞅量，已經在孔子之後一百三十多年。以上所舉古史和金文資料足以證明春秋之前記事不書四時，然而《春秋》在記時方麵卻十分嚴格，一年之中，不管有事無事，必遍舉四時。《公羊》、《穀梁》兩傳對此都有所發明。如《春秋》隱公六年載：秋七月。”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又如《春秋》桓公元年載：冬十月。”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春秋》每年必舉四時，表明編纂者對此極為重視，曆代有不少學者認為《春秋》以四時冠月，體現了孔子”行夏之時“的主張，未必符合實際情形，而《漢書·藝文誌》說孔子意在”假日月以定曆數，這話近得其真。總之，以四時冠月日，是孔子的特筆。
孔子刪削史記，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略去事件發生、發展的經過而僅保留結果。
《墨子·明鬼下》：
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
洪業：《春秋經傳引得序》。洪業：《春秋經傳引得序》。
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啣觀辜，固嚐從事於厲。啗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圭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秋、冬、夏選失時？豈女為之歟？意鮑為之歟？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繈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為之。”祩子舉揖而槀之，殪之壇上。當是時，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昔者齊莊君之臣有所謂王裏國、中裏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洫，屝羊而漉其血，讀王裏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裏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祧神之，而鴃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