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一：
桓公二年《經》載：“秋七月，杞侯來朝。”又載：“九月，入杞。”《左傳》雲：“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又雲：“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例二：
趙鵬飛：《春秋經筌》卷七。
桓公十二年《經》載：“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於穀丘。”“公會宋公於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於龜。”又載：“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左傳》雲：“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於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於虛。冬，又會於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於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
例三：
桓公十七年《經》載：“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於趡。”又載：“秋）及宋人、衛人伐邾。”《左傳》：“伐邾，宋誌也。”
例四：
僖公二十七年《經》載：“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又載：“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左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又雲：“秋，入杞，責禮也。”
例五：
成公九年《經》載：“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於蒲。”又載：“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左傳》雲：“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於鄧。”杜注：“為晉人執鄭伯傳。”
以上各例，由於因果不詳，經文相關內容間的聯係晦不而明，讀來令人費解。《左傳》補充相關史實及其背景，前因後果，一目了然。《公羊》、《穀梁》兩傳於事之因果多不能置辭，有時勉強解釋經文，也不免出現謬誤。如，桓公十二年《穀梁傳》雲：“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穀梁傳》認為魯與鄭戰，《經》不明言，是因為恥盟國不和。言戰不言敗是為魯諱。啖助雲：“此傳不知省文之義，故雲爾。且按自此後，魯常與鄭和而同伐宋，故知此傳誤矣。”如果《穀梁傳》作者了解事件的因果，就不至於出現這樣的失誤。
本末指事件的終始過程。曆史事件的發生，總有一個過程。《春秋》所載，是孔子筆削的結論，而孔子操觚之依據，則離不開事件發生的經過及具體內容。《左傳》援引孔子言論補充、解釋經文的一些條目，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如：
例一：
文公二年《經》載：“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傳》明臧文仲聽夏父弗忌之言躋僖公為逆祀，稱：“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例二：
宣公二年《經》載：“秋九月乙醜，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傳》載其事，稱：“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例三：
宣公九年《經》載：“陳殺其大夫泄冶。”《傳》述其事，稱：“孔子曰：《詩》雲：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例四：
襄公二十五年《經》載：“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又載：“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傳》詳子產對晉人啖助：《春秋集傳辨疑》卷二。
之辭，稱：“仲尼曰：《誌》有之：‘言以足誌，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誌？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例五：
昭公二十年《經》載：“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傳》詳其經過，且雲：“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如上所舉，孔子對有關人事的評論，都建立在對曆史事件具體內容的理解之上。這些內容，給孔子以啟發觸動，並直接影響到《春秋》筆削的褒貶意向及其措辭。反過來，要想正確把握《春秋》的寓意，也就不能不了解這些內容。這本是個極為簡單的道理。
《公羊》、《穀梁》兩傳，敘述史實雖不如《左傳》普遍，但也深知事實對於解經的重要意義。《穀梁傳》莊公十七年雲：“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公羊》、《穀梁》兩傳解經，時而詳敘事之本末，正是因為本末終始密不可分。劉師培指出：“古春秋記事成法，今不可考。惟《墨子·明鬼篇》所述有周、燕、齊、宋各春秋，於杜伯、莊子儀諸事，爰始要終，本末悉昭，則記事以詳為尚矣。孔子所修魯史以春秋名，則記事之法，必符史官所記。故以經教授，雖資口述，然經文而外，恒有附記之文，丘明作傳，即本於斯。如晉侯圍原示信事，見於《左傳》僖二十五年，《韓非子·外儲說左篇》甄引其文，謂孔子聞而記之，則丘明所述，本於孔子所記。故記事貴詳，上符春秋成法。近世之儒，轉以其文則史疑《左傳》，殆昧於春秋之例矣。”（二）別異同昭事實《春秋》出於魯史，屬辭比事，與史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而經文惜墨如金，一般都是以一句話概括一件事，很少涉及事件的具體內容。這樣，就有可能抹煞事物間本來存在的差異，從而使得經文的含義隱晦不明。
如，隱公七年《經》雲：“夏，城中丘。”《公羊傳》雲：“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穀梁傳》雲：“城為保民為之也，民眾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誌皆譏也。”《春秋》所載城事二十有餘，是否都是“以重書”，或如《穀梁傳》所言“凡城之誌皆譏”？實際情況遠不是那麼簡單。《左傳》隱公七年雲：“夏，城中丘，書不時也。”莊公二十九年《傳》雲：“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以此而推，城有“時”與“不時”之別。《春秋》所載桓公十六年冬城向，文公十二年冬城諸及鄆、宣公八年冬城平陽、成公四年冬城鄆、九年冬城中城、襄公十三年冬城防、定公六年冬城中城等，都屬於“書時”一類。隱公九年夏城郎，桓公五年夏城祝丘，哀公四年夏城西郛，五年春城毗等，都屬於“書不時”一類。“時”與“不時”之外，又有特例，不可一概而論。如莊公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因齊桓公有私德於魯，故為管仲城私邑；僖公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紀；襄公七年夏，城費，因叔仲昭伯“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十九年冬城西郛、城劉師培：《左盦集》卷二“古春秋記事成法考”。
武城為懼齊；定公十四年冬，因懼晉而城莒父及霄；哀公六年春城邾瑕為備晉。凡此種種，如果不了解它們之間的區別，就很難正確理解經文的意思。
又如，昭公二年至二十三年，魯君如晉，至河而複者五，原因各不相同，《春秋》隻有一次作了交代。昭公二十三年《經》雲：“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複。”《公羊傳》雲：“何言乎公有疾乃複？殺恥也。”《穀梁傳》雲：“疾不誌，此其誌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據此可知，《公羊》、《穀梁》兩傳都認為具體史實與理解《春秋》含義及作者意向有關。其餘四次昭公如晉不果，分別在昭公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春秋》記載相同，都雲“公如晉，至河乃複”。然而，因為具體背景有別，這些看起來相同的事件有時卻有本質的不同。據《左傳》，昭公二年，晉少薑卒，晉侯因非夫人，不敢以私煩諸侯，故辭魯君；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昭公如晉，晉侯感到執其卿而朝其君，事有未妥，辭魯君；二十一年，晉因有軍事，無暇待賓，辭魯君。這三次晉辭魯公，情況各有不同，而晉國對魯國都沒有什麼惡意。昭公十二年，晉不滿於魯而辭其君，是對魯國不友好的表示。《公羊》、《穀梁》於有關史實多闕，偶爾涉及，也與《左傳》不同。昭公二年《公羊傳》雲：“其言至河乃複何？不敢進也。”《穀梁傳》雲：“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又雲：“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穀梁傳》昭公十二年雲：“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公》、《穀》兩傳因所據事件背景資料與《左傳》各異，解說經義也判然有別。由此可見記載具體事實，區別不同情況，對於理解《春秋》含義的重要作用。
複如，《漢書·藝文誌》雲：“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由於種種原因，《春秋》所載，與曆史事實有時並不一致。在此種情況下，揭示事實真相就顯得更為重要。如：
例一：
隱公十一年《經》：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壬辰，羽父使賊弑公於洩氏，立桓公而討洩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例二：
桓公十八年《經》：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
《左傳》：公會齊侯於濼，遂及文薑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齊人殺彭生。
例三：
莊公三十二年《經》：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傳》：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
例四：
閔公二年《經》：秋八月辛醜，公薨。
《左傳》：秋八月辛醜，共仲使卜軏賊公於武闈。
例五：
文公十八年《經》：冬十月，子卒。
《左傳》：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
以上諸例，都是魯君被殺，而《春秋》以“薨”“卒”書之。
《春秋》中也有相反的情況，即事實並非弑君而《春秋》書弑。如：
昭公十九年《經》：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傳》：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類似這樣弑而言薨卒、非弑而書弑的例子還有幾起。這類條目，《春秋》的記載不僅與曆史事實相去甚遠，而且真偽雜陳，極易混淆。若不依據事實，澄清真相，就連最基本的史實都無法了解，其他更無從談起。《左傳》對應經文，敘述原委，事實真相因此而明，《春秋》筆削之跡，褒貶之義，也因此而得以顯現。
葉夢得雲：“學者多言《春秋》自為一經，不期於傳而自明，豈有是哉！且如公子翬實弑隱公而經不載翬弑，趙盾非實弑君而經加之弑，晉文公實召襄王而經言狩，季孫意如實逐昭公而經言孫，若不假之傳，則其事何從而見？以《左氏》考之，若董狐書趙盾弑其君；南史書崔杼弑其君；孫林父言臣之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逐其君。以《禮記》考之，若言《魯春秋》晉裏克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而杜預又載《汲塚周書》魏史之文曰魯隱公及邾莊公盟於姑蔑，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衛懿公及赤翟戰於洞澤之類。此猶可略見古史之體，使古史之文皆止於此，則事之詳後世烏得而聞乎！吾以是知《春秋》者古史之凡，而其目則在史，第未必為今之《左氏》爾。”劉知幾曰：“必執二傳之文，唯取依《經》為主，而於內則為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已於《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製而已。至於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畢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左傳》所錄，無愧斯言。此則傳之於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哉？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弑，隱、桓、昭、哀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兀成聾瞽者矣。”葉夢得、劉知幾論《左傳》事實對於《春秋》的重要性，頗有說服力，故具列之，以為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