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所書亡國之事，情況也不完全相同。這裏先以僖公時期為限略舉數例。
例一：
僖公五年《經》：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傳》：楚鬥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例二：
僖公十二年《經》：夏，楚人滅黃。
《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裏，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例三：
僖公十九年《經》：梁亡。
《左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例四：
僖公二十五年《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
例五：
僖公二十六年《經》：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鬥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如上所舉，諸國之亡，原因不盡相同，《春秋》懲戒之意也有不同：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不共楚職；弦子恃姻親小國之睦於齊，不事楚，又不設備；夔子不祀先祖又從而為之辭；梁伯亟城疲民，自取滅亡；衛侯燬滅邢，為同姓相滅，故《春秋》稱名以罪之。
其他滅國之事，如：齊侯出，過譚而譚不禮，入又不賀；諸侯會於北杏，而遂人不至；諸侯之會未退而魯滅項；六人叛楚而即東夷；庸人因楚大饑，帥群蠻叛楚；眾舒叛楚，楚滅舒蓼；赤狄潞氏之臣酆舒殺晉景公之姊；舒人道吳圍巢，遂恃吳而不設備；鄫人恃賂；萊人恃謀；晉人欲封向戌而滅偪陽；鳩舒反覆無信；陸渾戎睦於楚，晉人托言祭祀而滅之；徐人不為吳子執二公子；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而滅之；鄭因楚敗滅許；頓子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吳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又不事楚。這些國家之所以滅亡，原因、背景有別，成敗得失，可供借鑒之處實多。《公羊》、《穀梁》兩傳於有關事實多不能置辭，這不能不說是個缺憾。
（二）闡發幽微
有時，《春秋》所載與史實並不一致。而且，這種不一致，並非作者無心之失，而是有意為之。《春秋》的“微言大義”恰恰隱含其中。在此種情況下，揭示事實真相顯得尤為重要。試舉例以明之。
例一：
宣公二年《經》：秋九月乙醜，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台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置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略去趙盾驟諫，靈公欲殺趙盾，趙盾自亡）乙醜，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複。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趙盾為古之良大夫，實不弑君，而《春秋》書其弑君之罪，隻因其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此為《春秋》特筆而非實錄。要說清蘊涵其中的複雜的含義，必須說清事實。《穀梁傳》宣公二年雲：“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誌同，誌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公羊傳》宣公六年雲：“趙盾弑君，此其複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獆。’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複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趙盾之複國奈何？……（略晉靈公彈人而觀避丸、肢解宰夫、趙盾進諫、靈公使勇士刺盾、伏甲攻盾諸事）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者。趙穿緣民眾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靈公之無道，趙盾之無辜而為法受惡，俱賴事實而後明。《春秋》加盾弑君之名而又不將他與一般亂臣賊子同等看待，舍事實尤為難知。《春秋繁露·玉杯》發揮《春秋》大義，也不離於事實：“春秋》之好微與其貴誌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誌，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複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複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獨複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複見？’……今案盾事，而觀其心，願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鄰也。案盾辭號呼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故馴其終始，無弑之誌，掛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係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係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籲！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鬥筲之民，何足數哉！弗係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為重，重為輕，非是之謂乎！”《春秋》“視人所惑為立說”，是為了別嫌疑，明大義，如果撇開事實，隻能是事與願違，更加令人困惑。
例二：
宣公四年《經》：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嚐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嚐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鄭靈公之弑，公子宋主謀，而公子歸生為脅從。《春秋》不書公子宋之名而獨書公子歸生弑其君，意在分辨疑似，而不是一般史筆。《左傳》詳述其事，在此基礎上解釋《春秋》書法，必要性顯而易見。《公羊》、《穀梁》於事實、書法均無其說，蓋因不明史實所致。
例三：
昭公十三年《經》：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虔於乾溪。
《左傳》：（觀從）以蔡公之命召子幹、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幹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己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
根據經文，公子比歸楚而弑其君，事實似乎很清楚。其實事情並不那麼簡單。《公羊傳》雲：“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溪之台，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於乾溪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複其田裏。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穀梁傳》雲：“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三傳都認定靈王之弑別有隱情而不是一般的弑君之事：《穀梁傳》更多的是猜測，《公羊傳》指出公子比脅立，《左傳》則將脅立之經過及整個事件的過程和盤托出。董仲舒以公子比事為別嫌疑之例（見後文），而嫌疑得以辨明，正得益於事實與《春秋》書法的對比。
例四：
昭公十九年《經》：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傳》：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許太子止進藥，意在療父之疾，而《春秋》加之以弑君之名。與其他各例相比較，此例與事實之間距離更大。孔子的本意，主要是為了使人們在某個方麵知所警戒，而不是讓許太子空受惡名。昭公十九年《經》：“冬，葬許悼公。”《公羊傳》雲：“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弑也。曷為不成於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穀梁傳》雲：“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許世子止不知嚐藥，累及許君也。”《春秋繁露·玉杯》更為明確地揭示了《春秋》書法的內涵：“臣之宜兩傳之文均見昭公十九年”冬，葬許悼公條。
為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嚐藥也。子不嚐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
例五：
哀公六年《經》：齊陳乞弑其君荼。
《左傳》：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複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主謀弑君者為公子陽生，《春秋》何以書陳乞？齊君荼非當立之人，三傳均有說明。而且陳乞反對弑荼，至於泣下，似無弑君之嫌。然而齊君之弑，實由陳乞立陽生而起。《春秋》書陳乞弑君，意在懲戒違先君之命而擅行廢立之臣。杜預雲：“弑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起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弑主。”杜預的話，合於《春秋》之義。《穀梁傳》肯定“陽生入而弑其君”，又雲：“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公羊傳》載陳乞迎陽生，致諸大夫於其家，下雲：
《左傳》之文見哀公五年。
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哀公六年》。
“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麵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穀梁傳》所載事實略同於《左傳》，而解釋經義猶繳繞不清。《公羊傳》直以《經》書陳乞弑君為實錄，《春秋》之義更無從談起。
以上諸例，《春秋》所書弑君之臣，都未親行弑君之事，有的所謂弑君，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春秋》別出心裁的書法，蘊涵著異乎尋常的“微言大義”。《春秋繁露·玉杯》雲：“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為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趙盾等五起弑君之事，《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立法誅討，煞費苦心。想要把握《春秋》特殊書法所包含的深刻含義，必須聯係事實，離開史實，則所謂書法，就純然是歪曲曆史的無謂之舉。
《春秋》所書有關亡國之事，有的因其書法獨特，如果撇開史實，也很難了解其確切含義，甚至增加認識上的混亂。茲舉數例：例一：
莊公三年《經》：秋，紀季以酅入於齊。
《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
《穀梁傳》：酅，紀之邑也。入於齊者，以酅事齊也。
莊公四年《經》：紀侯大去其國。
因《左傳》有關事實前文多已列出，為避免重複，這裏主要以《公羊》、《穀梁》的資料來作說明。
《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複仇也。何仇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
《穀梁傳》：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公羊》、《穀梁》兩傳都確認紀滅這一事實，並且認為《春秋》不書其滅含有深意。但它們對經義的理解很不一致：《公羊》以為賢襄公而諱言齊滅，《穀梁》則以為紀侯賢，不言滅是“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問題的症結最後還是在事實，即：在孔子的心目中，紀侯與齊侯到底誰是賢者？到底誰是“君子”，誰是“小人”？《春秋繁露》的有關論述極具啟發性。《繁露·玉英》雲：“難者）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為賢？賢臣固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為是，是故托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為也。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誌，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誌，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以酅入於齊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複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誌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服罪於齊，請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眾，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謂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眾心也，故為諱滅，以為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春秋繁露》不僅以具體事實說明了《春秋》賢紀侯且為之諱滅的理由，而且指出了理解《春秋》的一個重要方法：《春秋》有所避，又有所諱，故其書事“時詭其實”，書人“時易其名”，說《春秋》者必須察其“詭辭”而“隨其委曲”，也就是要了解事實，把握《春秋》的真正用意。
例二：
閔公二年《經》：十有二月，狄入衛。
僖公二年《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
《穀梁傳》：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