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重構：創造有中國文化根柢屬性的本土城市化理論
特稿
作者：張鴻雁
摘 要：中國已經進入城市社會的發展階段， 53%的城市人口預示著未來中國社會問題的主體正在從傳統的鄉村社會轉向城市社會，盡管如此，中國仍然麵臨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高速發展的過程。以往高耗能粗放型的城市化已經給我們以深刻教訓，特別是一些城市本土形態和文化要素的喪失留下千古遺憾。然而，目前為止，中國仍未能建構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理論，對此提出新的理論探索：一是中國本土化城市化理論建構已經迫在眉睫； 二是城市化的核心是創造以充分就業核心的社會發展動力，而不僅僅是空間的再生產； 三是本土化城市化理論建構的前提是中國文化根柢的重拾與重構。
關鍵詞：新型城市化；循環社會；本土化；城市文化資本；城市化理論
Abstract：As China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urban society， 53% of urban popul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subjects of China’s social problems in the future have been transferring from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to urban society. However， China is still facing urbanization and in the progress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 modernization， the energy-intensive and extensive urbanization in the past have given us a serious lesson， and especially it is a great regret for the loss of urban local forms and cultural elements. So far， China has not yet constructed theory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modernization with its local characteristics. We hereby propose new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first， it is very urgent to construct China’s theory of local urbanization； second， the core of urbanization is to create social developmental power considering full employment as the core， but not merely the reproduction of space； third， the premise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local urbanization is to regain and rebuild Chinese culture roots.
Key words：new-type urbanization；circulation society；localization；urban cultural capital；theory of urbanization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5）-02-4（7）
一個好的城市化理論，不能替代一個城市發展的好理論。事實已經證明，在中國不僅需要一個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論，更需要一個與中國區域發展差異化相適應的，並且是具有“分類指導”功能的本土化城鎮化理論與方法。
1 中國本土化城市化理論文化根柢的重拾
中國的城市化主要是受西方城市化理論與方法影響而發展的。曆史上，中國既沒有經曆過西方中世紀的城市文藝複興蛻化帶來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沒有經曆典型的西方式近代大工業化的發展過程。1850年英國城市人口第一次超過農業人口，預示著人類開始了城市社會發展的新裏程。當時中國正處在鴉片戰爭的過程中，城市化水平還不到10%，當時美國的城市化水平也在10%左右。而在此後的100年左右時間裏，整個西方世界走上了工業化推動城市化發展的曆史時代，並先於後發達國家完成了城市化並成為後城市化國家的樣板。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從1850年到1949年的100年時間裏，中國還處在一個傳統的封建社會型的農業社會時代向近代工業化社會轉型的社會變遷之中。一方麵，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破國門，另一方麵內戰不已，整個中國處於烽火連年、內憂外患之中，不僅社會發展水平落後，城市化水平竟然在100年的時間裏沒有任何增進，即在1949年時，中國城市化水平仍然不到10%，而這時期一些發達如英美國等國家城市化已經超過或接近70%。顯然，中國近代沒有典型的工業與城市化互為裏表的發展過程，當然也不可能有相對完整的城市化發展理論和具體經驗。
20世紀50年代，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與社會建設高潮，伴隨而來的大規模的城市建設運動，在“消滅城鄉差別”的理念的引導下，這一階段主要學習前蘇聯城市化的建設經驗：以工業帶動城市建設，采取了“衛星城市”建設的“蘇聯城市化模式”，因當時中國的工業基礎較為落後，城市建設有些脫離國情，城市化發展得失參半，主要問題是城市分工產業定位過於單一，產業能級落後無法形成城市化的內生機製和動力，加之當時的中國主要還是一個農業國，很多城鎮在某種意義上說還是傳統型的“大鄉村”，特別是在城市出現生產、就業和生活消費的分享與隔離，產能不足和消費不足成為社會發展的兩大障礙，一些大城市與衛星鎮被嚴重區隔，有些城鎮幾乎無業可就，使得城市化發展後勁乏力，後因前蘇聯援助的取消使得一些城市建設受到影響。接踵而來的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城鎮建設的停滯，到1978年時中國的城市化率還隻有17.8%，大大低於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仍在是一個典型的傳統農業社會。1978年以後的改革開放為人們了解西方城市化理論和經驗打開新的窗口，西方城市化的理論與經驗為中國的高速城鎮化提供了理論和實踐範式，並也獲得了一定的成功。
縱觀全球，一些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確實取得了某種成功，也形成了不同的發展理論模式和不同的實踐類型，如北美城市群及城鎮化網絡化發展模式；歐洲英法以大城市為主導和德國中小城鎮發展模式以及東亞的日本和韓國的新型城鎮化治理模式等，特別是日本的“一村一品”的城鎮建設，為城鎮化創造全新的多樣化發展路徑。與此相適應，西方及相關發達國家城市化理論研究、方法和具體經驗日趨成熟，特別要指出的是，發達國家城市化成功經驗在某些方麵對其他國家城市具有很強的理論指導性、實踐應用性和具體的可操作的示範性，尤為值得關注的是發達國家的城市化往往能夠與本國國情需求相適應，創造了與本國國情較為相適應的理論與方法，同時為人類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創造了共同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方法，並且被很多後發展中國家所效仿。但是，在全球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及全球文化一體化的浪潮中，城市的差異化、特色化和地方性要素的成長受到嚴峻挑戰，城市形態與特色城市文化往往被異化為西方化的結果形式，西方城市化理論在全球的整合中占據了上風，表現為西方的城市化模式、城市空間形態、城市結構符號、城市景觀意向和城市生活方式等，正在取代多樣化的城市發展模式，全球城市化在很大程度表現為某種單一的“西方化結果形式”。英國學者湯林森說：“全球化的效果，勢將削弱‘所有’民族國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使經濟上強勢的國家，亦不能幸免於此”[1]。中國的一些城市地方性特色正在被取代，有些地方性的城市“地方精神”和民族文化符號正在“被消亡”。如格蘭特所說：“中國人的新城市模式是堅定不移的現代主義派”[2]。可以這樣說：全球化引發的文化一體化正在給城市化的多樣化、民族化、地方化的發展帶來新危機。特別是某些後發達國家在城鎮化進程中還出現了典型的地方性與全球化文化的衝突危機。甚至有學者還認為：“21世紀的競爭將不再是意識形態的競爭、經濟的競爭、軍事的競爭，而是文化的競爭。”[3] 除了城市形態非本土化的問題外，因為缺少依據中國國情的城市化理論與實踐的建構，中國的一些地區還陷入“城市化困境”並表現出了“中等國家發展陷阱”的一些特征——城市貧困群體數量仍在增加、城市收入差異還在擴大、城市住房與就業困難未有良方、城市嚴重汙染特別是大氣汙染正在加劇並影響到城市居民健康，此外還有城市犯罪、城市老齡化、非典型社會問題頻發等。[4]
全球化浪潮中，在失去地方性城市符號的表達方麵，中國的城市相關問題較為顯性化。近代以來，城市存在於傳統農業的海洋裏，沒有工業化演繹出的城市化，也就必然沒有城市化的具體實踐，也不可能總結和創造出中國式的城市化理論，所在城市理論研究領域多表現為以西方城市理論模式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從全球化的角度講這本無可厚非，向世界學習先進經驗是一個民族現代化發展的最低要求。但是，由於在近代中國積貧積弱基礎上所表現出改變貧窮的迫切願望，在改革開放中城市發展存在著這一現象：一方麵中國的城市化呈現世界範圍內罕見的發展速度；另一方過度且畸形的市場化取向和城市GDP考核機製，迫使一些城市采取了急功近利的城市建設方式，使一些城市喪失了中國本土化的特色，導致在全球化競爭中某些城市失去了特有競爭優勢——“文化生態位與全球文化價值鏈的高端介入能力”。甚至有人用一種極端的方式批評說：需要到日本去才能找到中國城市的原文化本質和原文化形態。雖然這樣的說法有些偏頗，但也說明了中國城市化理論的本土化創新重構的重要性和問題的嚴重性。在具體的分析中還可以看到，在中國尚沒有建構與中國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城市化理論的前提下，城市化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起來了，並在不到30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城市化200年的路程。麵對過快的城市化，中國無論是在理論研究界還是在教育界，或者是在規劃界及城市管理界均缺乏城市理論的準備和實踐經驗，在這種情況下，“大幹快上”的中國城市化，不得不對西方城市化理論與經驗采取了“拿來主義”的方法。應該說，從目前的中國城市化結果來看，西方城市化中的先進理論與經驗對中國城市化的指導和應用，在總體上是起到積極作用的，城市化的成就是主流的，而且也使得中國一些發達區域的城市化規避了一些問題和風險。關鍵是，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國城市化取得巨大成績背後的遺憾——城市缺少了“中國味道”；缺少了與中國差異化社會整合的城市化理論與實踐模式；缺少了與中國傳統文脈傳承相適應的“中國風”；缺少了中國傳統城市空間延續的人文情愫；缺少了有中國情結的“空間切麵”和“空間結晶”……當然更多的是缺少了中國城市文化的“集體記憶”。顯然，還不僅如此，深入觀察可以看到，還缺乏與中國不同區域類型文化具體相結合的時代創新與多元化的地方精神的再造；必然是缺少了與西方城市形態並駕齊驅的中國本土化城市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