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基礎理論外，任何與現實經濟社會發展相關的城市理論和方法，必須與國家和民族地區的城市發展水平、城市社會結構特點相適應，隻有這樣才有可能使理論具有指導意義；隻有針對具體國家和區域城市化發展特點的理論創新，才能夠創造具有生命力和應用價值的城市理論。要創造具有中國本土化城市化理論，必須深刻認識中國的社會本質、社會特點、社會屬性和發展階段。
從一般的哲學範疇認知，探索和認識中國國情的視角很多，但是從城市社會學和城市化理論創新的雙重視角來觀察中國，至少可以這樣認識當代中國：一是“多梯度差序格局化的城市社會結構”。中國是一個多元化的“多梯度社會結構體”，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極不平衡，需要依據中國區域空間發展的差異化來推進不同形式的城鎮化。從目前中國40多萬個自然村的存在，到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國際化大都市的存在，即從“自然村”到“國際化大都市”之間存在著一個長長的結構化城鎮體係階梯，人們熟悉的一線城市、二線城市、三線城市、四線城市及鄉鎮、行政村、偏遠鄉村——兩三戶的“山裏人家”等，這是一種可觀察的社會事實。不僅如此，中國的地理自然條件差異懸殊，民族文化多樣化，資源秉賦不一，單純采取一種城市化模式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二是由於中國不僅人口眾多，而且人均耕地隻有1.3畝左右，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發展的資源與能源瓶頸十分明顯。不僅資源結構化匱乏將長期存在，而且資源有限性與城市人口增長的矛盾也會長期存在，必須考慮城市化人口流動的全國性空間布局和格局管控，創造與資源條件相匹配的人口分布體係是一項巨大而複雜的係統工程，而這隻是城市化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三是“製度型城鎮化”是中國的一個特色和特殊性國情。城市與城市化的規劃、城市發展戰略、城市建設投資、城市規模和人口數量控製、城市產業與經濟結構定位及城市化發展方式等大體上都由政府直接管理，因此“製度性投入”則成為中國城市化發展的一種特殊動力。如開發區的設置、國家級新區的設置、產業園的設置、高新區的設計、自貿區的設置及其他區域類型的設置等，都在一定區域創造了一種“政策空間”和“製度空間”，並成為城市與區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動力和“指揮棒”，城市化製度設計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對城市化的健康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四是中國的城市承載著明確的政治“治所”和“政績效應功能”。在中國國家的政治體係中，城市是一個創造GDP的空間和地方發展考核的“經濟體”，承載著推動社會發展創造國家經濟財富的職能，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城市還是一個典型的“科層體”——一個擴大的巨型企業，既是城市化建設的管理者，又是“投資人”。因此，中國城市化理論的本土化建構，不可能不從國家城市化現實問題的角度來加以思考和創新，必須從“合規”和法製的角度，對城市的本土化意義加以規範，設定必要的“規定動作”，明確城市化發展中本土化要素的基本內核，加強保護的方式創造性地建構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論與方法。五是在未來的城鎮化過程中，中國仍然處於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遷的過程中，過去30年已經有4-5億農業人口走進了城市，未來30年如果城市化水平達到85%的話，還會有4-5億人口流向城市，城鄉間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是以往已經完成城市化的發達國家所不曾經曆的，在960萬平方公裏陸地國土上的超過13億人的城鎮化，其人口流動規模之大、區域發展形態之混雜、城鎮化進程引發的問題之深刻和城市化速度之快是前無古人的，且也難有後來者。
在某種意義上說，多梯度的中國城市發展社會模式，決定了中國的城市化在汲取西方城市化基本理論合理內核的同時，必須創造與中國社會發展狀態相符合的城鎮化理論和實踐模式。
2 以充分就業為內核的複合型網狀結構—功能一體化理論模式
在以往“製度投入型城市化”的發展進程中，由於缺乏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論建構和創新，城市建設出現了一些偏差，這個偏差主要表現在一些城市本土化形態的喪失與城市文脈的斷裂方麵，有學者稱之為某種意義上的“建設性破壞”和“合法化危機”[5]。一些傳統的城市空間形態、值得保留的曆史街區和曆史地段、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空間結點、一些具有民族性的城市空間輪廓、一些具有唯一性的自然山水等“中國城市元素”，或被遺忘，或被拆除，甚至一些曆史文化名城的曆史記憶和遺跡已是蕩然無存，留下千古遺憾！中國特有的城市形態空間與文化要素既是一個城市的文化資本，也是人類的共同財富。我們不得不歎息，尋覓城市中的中國傳統元素已經成為一種“奢侈生活”。一言以蔽之，沒有一個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論，當然不可能創造出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城市化實踐成果。由於對西方城市理論的過度依賴，即使是有人提出了某種具有本土特點的城市化創新理論，也湮沒在對“洋人理論崇拜”潮流之中了。因此，麵對中國新一輪的城市化、麵對已經接近有54%城市化率的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的國家、麵對中國城市化帶來的諸多問題，必須順應時代要求，建構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論和方法，否則，總是步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理論之後塵，長此以往，不僅將會真的望塵莫及甚至還會“找不到自己”。
應該這樣說，中國所要走的城市化道路與模式是沒有典型參照係的。在幾十年城市理論研究與具體實踐中體會到：中國的城市化需要探索出一條有中國文化底色、有中華文化根柢意義的城鎮化理論與發展模式。
曆史上工業化推動城市化，在本質上是大工業機器化的規模型產業的就業功能帶動了城市化的發展。城市是人們生活、生產、消費和居住的地方，生活安居的前提是有較充分的就業機會。沒有相對充分就業機製，城鎮化的發展則無從談起，我們已經看到，有些城市因為缺乏相適應的產業和就業機會的規劃和設計而出現“空城”和“鬼城”現象。新型城鎮化必須把就業作為核心理念，創造性地開發和設計不同類型的城市與城鎮體係的“區域核”，建構一定空間內的生產、就業、流通、分配、消費一體化的城市生活方式體係，“要形成完整的綜合規劃模本和範式，必須具備如下‘核心六要素’係統：合理的產業與就業係統規劃、緊縮型土地優化利用係統規劃、公共福祉和社會保障係統規劃、曆史記憶保護係統規劃、生態循環發展係統規劃和人的現代化行動綱領規劃”。由此構成中國特色的綜合型城鎮化發展模式，這一種理念上創新，也是具體的城市化和城市規劃的創新，是強調城市發展以人的核心價值為本的一種創新。[6]近代社會以來的城鎮化主要動力來源於工業化的發展。二戰以後，在工業化後期和新興工業化階段，特別是在後工業社會的發展進程中，服務業——中間型的生產型服務業已經成為社會發展主要動力。因此，多元化的就業體係已經成為城市社會“現代性”的特質之一，如文化創意產業、農業觀光產業、智慧物聯產業及3D打印產業、物聯網產業等新興產業為城市化的多類型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和就業形式。反過來，城鎮化也是多類型新興產業的載體和產業經濟價值鏈的重要環節。最近中國提出的“多規合一”的城市規劃模式，在本質上與“以充分就業為核心的城市化發展模式”異曲同工。
複合型多元化城市化模式的提出。依據中國區域社會差異化國情的實際，中國的城市化戰略必須是複合型、多層次和多元化的。我認為所謂複合型多元化城市模式包括：首先是必須采取“大都市核心化引領戰略”，通過區域發展極的創新，創造城市文明的普及率。其次是推進“多層次的都市圈同城化戰略”，以建構成區域城市間產業結構空洞的互補功能。其三是“縣域城鄉一體化戰略”，強調縣域城鎮化全域城鎮化模式。特別是這一輪中國的新型城鎮化，關鍵詞是“化鎮為市”。其四是“區域生態涵養區不開發戰略”，強調發展方式比發展本身更重要，創造強可持續的發展機製。其五是“後都市時代的城市現代化戰略”，強調城市回歸自然——城市是棵樹，不僅要紮根自然，更要回報自然。[7]必須從“差序化城市社會結構理論”的視角來創造與此相適應的中國城鎮化模式，根據不同地區的具體情況，推進城市化的進化。
在這一發展體係和理論模式中，其學理性的表達是：“本土化城市形態結構—功能一體化”的理論主張。城市是地域生產力的集中表現形式，城市化是特有的空間再生產方式，其外在形式就是城市實體物化空間的地域性擴張。任何形式的空間再生產都需要依據本國區域空間自然環境發展特有狀況而製定其再生產模式。華夏文明從誕生之初就開創了獨有的“空間結構—功能”體係——中國元素意義上的城市空間結構。人類城市化的曆史已經告訴我們，越具有民族優秀文化屬性的空間形態，越具有世界性、唯一性。卡斯特爾認為：“空間是時間的切麵”。[8]而我認為空間同時還是曆史記憶的時空延續的表達，城市任何形式的發展無不是對空間關係的整合與再造。相比較而言，城市空間整合的優劣與否，取決於空間在社會屬性意義上的理念選擇與整合方式。空間屬性發展的選擇與整合是社會群體文化價值取向的實踐過程，具有社會“集體認同”的意義，而更多的時候這種選擇取決於權力者、宗教模式、社會精英群體和市民社會的整合方式與結果，而四者在空間選擇上的權重，恰恰表現了城市空間的存在基本樣態和符號化的象征意義——權力空間的表達、宗教空間的表達、公共空間的表達和市民文化空間的表達差異。不同的政治體內的空間文化，因其選擇的主體不同而不同，這是空間政治化、公共化、民族化和市民化差異的本質原因所在。因此，在實現空間再生產方式的科學性選擇上，在遵循自然發展規律的前提下創造人文空間的指向性上，在國家與民族集體記憶空間的繼承上，需要建構空間再生產的“文化場域”——一種契約型的社會關係結構的建構。因此，也可說城市空間形態在表現地域性的同時，隱喻為一種民族文化精神和哲學價值觀。芒福德非常認同《清明上河圖》中“所顯示的那種質量……是充滿生氣的城市”，給人類城市空間與自然和諧的理想類型。[9]所以，“本土化城市形態結構—功能理論模式”，在傳承和發揚中國城市傳統的同時，也是在強調創造與時代相吻合的中國城市風格。
對於中國城市空間文化傳統，有些空間文化符號可以信手拈來：棋盤型城市空間格局；粉牆黛瓦、雕梁畫棟、鬥拱飛簷、九脊歇山等建築空間形態；天人合一的四合院空間組合、擁攬山水包容四季的庭院式園林、符合人性尺度刻印人文情懷的深深小巷、小橋流水人家……構成了一幅完整的中華城市形態的“結構—功能”空間的永恒價值，具有強烈的識別性、民族性和自然屬性，且已成為中國人文化心理結構化的符號和烙印，甚至可以說已經融入中國人的血液之中。但是，曾幾何時，在“城市全球化”和“全球城市化”浪潮席卷下，這些中國的城市元素在一些城市幾近消失，即使有些重塑重建的明清建築也多是不倫不類，甚至是狗尾續貂，既缺少曆史價值又沒有時代特質。不得不說，建構中國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論已經迫在眉睫，我們不僅要保護中國城市傳統的文化符號與文化根柢，還要創造和創新中國城市本土化的元素和符號，不僅要保留中國城市的“人類集體記憶”，[10]更要創造屬於這個時代、未來的中國的城市集體記憶，我們不妨捫心自問：100年後，人們會把我們這個時代的城市建設和空間再造作為集體記憶的符號嗎？遠觀世界，日本奈良和京都的城市建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本土化城市形態的參照係和樣板。因此，在當代中國城市高速變遷的過程中，提出中國城市形態的本土化主張，既是保護民族特色文化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創造本土化城市化理論的發展中，創造當代與曆史意義結合的“城市文化資本”[11]再生產的場域，進而真正實現中國式的城市文藝複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