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格林布拉特與莎士比亞的協商(1 / 3)

第二章 格林布拉特與莎士比亞的協商

格林布拉特與莎士比亞的協商

我夢想著與亡者對話,即使現在我也沒有放棄這個夢想。想象我將聽到單一的聲音,他者的聲音,這是一個錯誤。如果我想聽到一個聲音,我不得不聽到亡者的很多聲音。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發源於20世紀80年代初的“新曆史主義”(New Historicism)作為對形式主義和解構主義的挑戰在美國文學批評界引起了巨大反響。1982年,美國學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文類》(Genre)雜誌的一期專刊前言中提出了“新曆史主義”這一術語。它很快成為這一批評實踐的代名詞,格氏成為該流派的精神領袖。1983年他與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同事合編了雜誌《表征》(Representations)。這本雜誌相繼發表了歐美學界大量與新曆史主義批評理論相關的論文。新曆史主義主要代表人物還有海登·懷特、路易斯·蒙特羅斯、喬納森·多利莫爾、唐·韋恩、基爾南·瑞安、艾倫·辛菲爾德等。新曆史主義理論淵源複雜,研究對象繁多,涉及的實踐範圍廣泛,從文藝複興時期經典戲劇到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王權,從英國的海上殖民活動到土著人的抗爭,從浪漫主義的愛情模式到19世紀的社會現象,從繪畫、博物館到曆史事件等等都有。但就文學批評領域而言,新曆史主義的興起和繁榮主要集中在文藝複興時期的研究,特別是莎士比亞及其戲劇研究。新曆史主義者尤其關注文藝複興時期的過渡性特征,人們塑造自我身份的意識及實踐,文藝複興時期權力的表現形式,這一時期文學作品體現的曆史維度、社會維度、政治維度、審美維度等問題。

長期以來,人們把文藝複興時期視為一個產生巨人的時代,塑造經典的時代。這是一個人們發現自我的時代,是古典文化複興的時代,是世俗生活的時代。文藝複興時期是一座跨越中世紀與啟蒙運動的文化橋梁。它作為一種過渡把中世紀黑暗、停滯,幾乎沒有曆史變化的意識形態與強調人文主義的早期資本主義興起聯係起來。新曆史主義者認為這個時期是西方曆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因而成為他們研究的焦點。格林布拉特在專著《文藝複興時期的自我塑造:從莫爾到莎士比亞》(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1980)中這樣寫道:

我們繼續觀察文藝複興時期對於我們自我意識、我們的社會和自然界的關鍵方麵的塑造,但我們對構成現實的整體方式感到不安。首先,也許,我們感到文化……無疑是一種建構,一種製造,具有現實性(temporary),受時間限製,充滿偶發事件……我們還覺得我們處於從文藝複興時期興起的一種文化運動的結束,覺得我們社會和心理世界分崩離析的地方恰是文藝複興時期當初建構的關鍵。在伴隨著我們文明的這段時期崩潰的威脅而產生的焦慮和矛盾中,我們對伴隨著文藝複興時期興起的焦慮和矛盾回應了極大的好奇。體驗文藝複興時期文化如同感受形成我們自己的身份。

這段話指出了新曆史主義者把文藝複興時期作為自己研究重點的主要原因。文藝複興時期人們自我意識的塑造影響深遠。格林布拉特在書中證實了這一特殊時期文本中自我矛盾的觀念的運作方式——既是真正個人的實體,又參與社會表演。喬納森·多利莫爾也指出,文藝複興時期是位於中世紀基督教義的基本觀念與啟蒙運動的人本主義之間的一個特殊時代——前者將人視為從上帝處獲得本質而形成的完整統一體,後者則第一次傳播了作為個體的人的觀念:一個具有內在自我屬性這樣一個核心的、統一的、獨立的、完整的存在物。他認為,文藝複興後期是一個懷疑論的時代,我們尤其可以從這一時期的戲劇中發現,它們記載了人的自我屬性與它的社會建構之間並不連貫的本質。可見,文藝複興時期與人性、自我認識、人文主義、曆史價值、人類前途相關的話題引起了後工業時代學者的廣泛興趣,新曆史主義者希望從自己生存的時代斷層中探究文藝複興這個時代斷層,進而通過分析、解讀過去以理解和把握當代。

格氏在《文藝複興時期的自我塑造:從莫爾到莎士比亞》中詳細分析了生活在16世紀英格蘭的六位重要作家(莫爾、廷德爾、魏阿特、斯賓塞、馬洛、莎士比亞)的內在心靈和外在環境的權力衝突和角色認同。“他們每個人都以顯著的方式與一個穩定的、遺傳式社會世界發生錯位(displaced),而且都以強大、富有影響力的形式展示了文藝複興時期自我塑造的一個側麵。”格氏對自己的工作做了如下精彩的闡釋:

書是沉默的,但是,作為一個對戲劇有特殊興趣的文學學者,我或多或少地不斷意識到語言轉變為聲音,並且聲音在舞台上因為話語而存在的魅力。當然,這些實際的聲音很快消失了,但是它們留下多重回聲。我覺得我有一個重要的使命,或者起碼是一個基本的職業回報——我能夠聽到並且理解這些回聲。

從這段話裏可以看到,格林布拉特把文學闡釋視為自己生命中的重要使命,不是外在的職業生存,而是一種與文本緊密相連的生命存在。對他來說,所有的文字和文本都具有生命,都用一種有生命的語言商討著,交流著,並發出某種驚歎與共鳴。在格氏文化詩學研究中,他對莎士比亞戲劇情有獨鍾是因為被譽為“時代的靈魂”的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及其作品為格氏提供了與過去多種聲音進行對話、理解多重回聲的重要機會。莎劇不僅真實、形象地反映了英國伊麗莎白一世、詹姆士一世時期社會的政治、經濟、航海、科技、文化、宗教信仰、民間習俗,是對“複雜鬥爭與文化和諧的極其敏感的記錄”,而且積極參與社會能量的流通。莎劇在流通、交換、再生產、再循環的過程中釋放了文學的共鳴性,體現了曆史與文學的互文關係,突出了作品的時代性、經典性,彰顯了莎翁博大精深的人文主義思想。格林布拉特運用新曆史主義文化詩學理論把莎氏作品與它們所在的社會曆史語境、文化語境聯係起來,與莎士比亞及其作品進行不斷協商,通過探索莎劇多維的闡釋空間和無盡魅力來重塑英國文藝複興時期莎士比亞時代,重建產生內心共鳴的驚歎。在這一章筆者主要探討格林布拉特文化詩學與莎士比亞戲劇研究的密切關係。格氏文化詩學的理論來源、與新曆史主義的聯係、文化詩學的內涵、特征,以及關鍵詞為理解莎劇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第一節 新曆史主義與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詩學

1988年新曆史主義領軍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專著《莎士比亞的協商:英國文藝複興時期社會能量的流通》(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的第一章中指出,這本書是關於“文化詩學”的著作,並將文化詩學定義為“研究集體的不同文化實踐和調查這些實踐中的關係”。這個定義清晰表明了“文化詩學”要求實踐者辨認“不同的文化實踐”,並審視特殊的文化實踐是如何形成的。它指出這種文化實踐的形成是集體努力,並非個人工作,要求實踐者去發現一種文化實踐與另一種的關係。為什麼格林布拉特的新曆史主義標簽變成了文化詩學呢?新曆史主義與文化詩學有什麼聯係和區別?它們對研究莎士比亞戲劇有何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