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以前，實踐的新曆史主義和文化詩學的概念基本上是混用的。格林布拉特用新曆史主義和文化詩學來概括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他的同事們的文學批評實踐和文化闡釋。從“新曆史主義”到“文化詩學”的轉變表明格氏的研究重點“從文本的曆史性轉移到文化的文本性”。其實，他於1988年及以前實踐的新曆史主義和1988年之後實踐的文化詩學沒有根本性的差異。它們的差別在於新曆史主義被視為邁過了學科界線並打通了過去與現在之間關係的實踐，文化詩學則把細讀的文學技巧運用到自我含納的文化係統中。筆者通過比較新曆史主義與文化詩學在理論淵源、主要內容、批評實踐等方麵的相似與差異來分析格林布拉特的研究思想對研究莎士比亞戲劇的重要性。
20世紀80年代初興起的新曆史主義進行“曆史－文化轉型”，是對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的反撥，重新重視文本與曆史、文學與權力話語的關係。新曆史主義的“新”是相對於曆史主義的“舊”而言的。過去的“曆史主義”（historicism）往往將重點放在版本、校對、思想史、社會政治實況上，認為文學分析旨在重新把握過去的知識態度、文學理想、世界觀及作者的原意。曆史主義批評家常常用過去按照劃時代的潮流和順序來審視曆史，例如，文藝複興時期或宗教改革時期具有的特征是單一的、占主導地位的闡釋和信仰。E. M. W. 蒂裏亞德(E. M. W. Tillyard) 撰寫的《伊麗莎白時代的世界圖像》(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 1959)和《莎士比亞的曆史劇》（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 1969）就采用了這種曆史主義的研究。他把伊麗莎白時期視為一個和諧、統一，具有共同文化和宇宙觀的曆史時期。而新曆史主義者反對這種既定的曆史文本與曆史敘述的可靠性、穩定性和連續性特征。他們把曆史視為構成信仰、價值觀、潮流的不同部分，相互產生摩擦和衝突。新曆史主義重現整合形式與曆史的母題，致力於恢複文學研究的曆史維度，使文學作品從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脫出來，將其置於同時代的社會習俗網絡中。文學作品、作品的社會文化語境、作品與作者的關係、作品與其他文本的關係是新曆史主義研究的重點。新曆史主義者把過去所謂單數大寫的“曆史”分解成眾多複數小寫的“曆史”，他們對以往單數“曆史”的複數化意味著對過去的多元性闡釋。
新曆史主義在理論建構和批評實踐中吸收了多種理論流派的觀點，如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巴赫金（M.M. Bakhtin）的複調理論、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後結構主義、克利福德·格爾茨的文化人類學等，因此它具有複雜的理論來源和背景。路易斯·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關於文本與意識形態、物質再生產關係的研究，極大地啟發了新曆史主義者。新曆史主義將文學視為一種社會能量，參與社會流通和實踐，並塑造自我，強調特定曆史時期的生活方式與文學的嵌入關係。這些特點具有馬克思唯物主義的印跡。新曆史主義批評糅合了巴赫金的複調理論，認為文本皆有對話的性質。文本是一係列相互碰撞的意義符號，文本具有多元的，常常是相互衝突的聲音。文本在闡釋中發出多種聲音。法國哲學家福柯的曆史觀、權力觀、話語觀對新曆史主義影響重大。新曆史主義采用福柯的研究路徑，通過審視物質實踐和製度采用的文本形式來揭露、複原權力的變形，衝突、顛覆的產生。新曆史主義強調權力不再是壓抑現實社會中的不同聲音，而是借著組織和引導這些反對的力量和聲音進行權力運作。因此，權力並不是簡單的壓迫與反壓迫、刺激與反刺激、控製與反控製的對立關係，而是積極的、具有創造力的、多角度多層麵的複雜關係。受福柯的影響，新曆史主義者把文學文本與社會語境視為互文關係的產物，與後結構主義互文性觀念的區別在於新曆史主義互文性的焦點不是語言本身，而是文學、文化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背後潛藏的權力運作。文化人類學家格爾茨提出：“我們必須沉降入細節，不僅緊緊地把握住各種文化的基本特征，而且緊緊地把握住每種文化中的個體。”這種研究方法實際上就是通過“厚描”去研究文化形式和符號的細節與差異。文學批評能夠冒險進入陌生的文化文本，反過來，這些文本——常常是邊緣的、古怪的、片段的、出人預料的、粗糙的——也能夠以有趣的方式開始與人們熟悉的文學經典作品互動。這種批評實踐成為新曆史主義的一大特征。
文化詩學的概念是格林布拉特受人類學家格爾茨啟發後使用的。在格氏文化詩學概念裏，文化成為一種詩學的對象，文化的審美性有時以獨特的方式展現出來。它體現了如同海德格爾“詩意的棲居”的人類學和闡釋學含義。文化與詩的內涵共同構成了一種能動的文化詩學理念。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詩學理論來源複雜。“詩學”這一概念是深深根植於西方文化傳統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柏拉圖對理式的暢想和對世界的解說其實就是一個詩意的隱喻結構。亞裏士多德認為曆史是由偶然的個別事件組成，而詩歌描述可能發生的事，體現了普遍性。詩歌傳達了生活隱喻性的詩學品質。20世紀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用“語言遊戲-生活形式”的方式揭示了語言對日常生活詩意的創造性。這種將語言文本與具體生活聯係起來思考和探討的思維模式正是格林布拉特始終堅持的文化立場。他認為創作和理論研究就是一種依靠語言而成立的生存方式，它不是與生活本身分離的東西，而是生活本身，把生活與理論批評聯係起來也是當代理論批評的一種趨勢。理論成為一種藝術實踐，人在這種實踐中“自我塑造”並確立自我。
盡管新曆史主義與文化詩學這兩個概念的使用容易混淆，但它們的內容的確存在一定區別。前者側重體現新曆史主義的曆史詩學思想，注重文本闡釋中存在的主導意識形態壓抑、規約的政治內涵。後者更側重於文學的文化闡釋，是將文本放在整個人類文化視閾內進行分析闡釋，更注重對人類生存活動隱喻的詩性內涵的把握。新曆史主義的主要內容體現在曆史觀、價值觀、文本觀和真實觀四個方麵。新曆史主義者指出，曆史和文學都是一種話語、文本或敘述。曆史是一個開放的過程，不斷影響著人們的意識形態和行為。任何一部曆史文本都無法客觀而全麵地覆蓋曆史真相，文本不可避免地受話語虛構性和權力性的編碼。所以新曆史主義者總是將目光投向那些普通史學家或不屑關注，或難以發現，或識而不察的曆史細節，進行縱深挖掘和獨特闡釋，進而構築各種複數的小寫“曆史”。小寫“曆史”的豐富具體性讓微弱沉寂的曆史事件發出聲音。新曆史主義重鑄新的曆史，不是簡單地回歸、還原曆史，而是對曆史提供新的闡釋，觸摸真實。這便是新曆史主義的曆史觀。
新曆史主義的價值觀包括意識形態功能價值、文學政治功能價值和文化詩學價值三個方麵。新曆史主義受到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影響。文學與意識形態之間關係複雜。新曆史主義者往往對被主流話語和文化所忽略的遊記、傳記、逸聞等感興趣，熱衷於通過這些文本的邊緣性研究來揭示當時的意識形態。新曆史主義強調文學文本具有明顯的政治功能，提出了顛覆、抑製和鞏固三個重要概念，指出文學的政治功能對曆史發展起到複雜的作用。新曆史主義者強調文本的文化詩學價值。他們從解釋學和接受美學那裏獲得啟發，從西方馬克思主義那裏吸收術語並獲得曆史視野，將理解和闡釋構成作品意義和價值這一命題作為自己理論的基石，認為文學史的意義在於總結一代人對以往文學的見解並打上當代人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