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的開放性與豐富性決定了讀者的解讀不應該拘泥於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的理論框架內。大衛·斯科特·卡斯坦（David Scott Kastan）在文章《“米蘭的公爵他的卓越的兒子”：〈暴風雨〉中的王朝政治學》中指出，這部戲劇更明顯關注的是對歐洲王朝的擔憂，而不是歐洲殖民活動。保羅·布朗在著名文章《“這個壞東西我必須承認是屬於我的”：〈暴風雨〉和殖民主義話語》中指出，《暴風雨》不是簡單地反映殖民者的實踐而是一種模棱兩可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話語的介入。弗朗西斯·巴克（Francis Barker）和彼得·休姆（Peter Hulme）合寫的文章《“水仙女們和刈禾人悄然隱去”：〈暴風雨〉的話語語境》旨在“進一步描述‘曆史’的神秘化協商，檢查文本與曆史語境之間的關係能夠更充分闡釋的方法”。事實上，這些批評家對於哪種闡釋更適合《暴風雨》並沒有給出一個明確或統一的答案。
劇中核心人物普洛斯帕羅在莎評曆史中常常備受爭議。一方麵，他因為具有“殖民主義者”的身份備受指責；另一方麵，他具有“人文主義者”的特點備受推崇。這兩方麵的爭論此起彼伏，經久不息。普洛斯帕羅與卡列班之間的關係是理解整部戲劇的中心。筆者認為，《暴風雨》雖然代表了“17世紀初期殖民主義話語本身的衝突與矛盾，探索和促進了殖民主義實質的討論”，但是普洛斯帕羅並不是一名殖民主義者。通過比較普洛斯帕羅與殖民主義者在航海原因、與土著人的關係、話語權力、航海目的與收獲等方麵的區別，讀者可以判斷他並非殖民主義者，而是一位人文主義者。
眾所周知，歐洲殖民者在17世紀初期，海外冒險頻繁。他們航海的主要原因或動力是在地理上占據新世界，從經濟方麵掠奪資源，從政治角度使當地人俯首稱臣，從文化方麵教化當地人，從心理角度征服當地人並成為新世界的主人。這些動力驅使殖民者冒著生命危險，甚至不惜一切代價進行海上殖民航行。然而，《暴風雨》中的主人公普洛斯帕羅因為遭受惡弟篡位，被迫帶著年幼的女兒米蘭達流放到這個看似荒蕪的島嶼。“他們把我們押上船，駛出了十幾裏以外的海麵；在那邊他們已經準備好一隻朽腐的破船，船篷、纜索、桅檣，什麼都沒有，就是老鼠一見也會本能地退縮開去。他們把我們推到這破船上，讓我們向著周圍的怒海呼號，望著迎麵的狂風悲歎”（311），“後來我們到達了這個島上”（312）。顯然，普洛斯帕羅是被流放來到這個島上。這個島嶼的位置不在新世界，而對於伊麗莎白時代的人們來說，是舊世界的中心——地中海。莎士比亞小心翼翼地告訴觀眾船難發生在從突尼斯到那不勒斯的路上。普洛斯帕羅並不像當時的殖民者那樣關心島上的財富如黃金、香料和煙草，他來到此島並沒有帶著建立帝國夢想的初衷。正如批評家斯托爾（E. E. Stoll）所言：“《暴風雨》中沒有單詞關於美洲（America）或弗吉利亞(Virginia)、殖民地(colonies)或殖民(colonizing)、印第安人(Indians)或美洲印第安人用的戰斧（tomahawks）、玉米（maize）、嘲鳥（mockingbirds）或煙草（tobacco）。文中隻提到了百慕大這樣一個遙遠的地方，就如同東京或緬甸的曼德勒。”
殖民者航行至“蠻荒”之地，開始對當地土著居民進行“占有、命名、教化與征服”。就像小說《黑暗的心》中那個被象征為“黑暗”的非洲，成為歐洲殖民者實現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悲壯的英雄用武之地。在《暴風雨》中，遭受驅逐而不得不逃到荒島生活的人物除了普洛斯帕羅和他的女兒之外，還有先於他們到達的女巫西考拉克斯，因作惡多端從阿爾及爾被流放至此，生下了半人半獸的怪物卡列班。從嚴格意義上講，卡列班本人不算是這個島上的土著居民，他隻是先於普洛斯帕羅來到此島，普洛斯帕羅並沒有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帝國。他帶著女兒在島上生活之初，善待卡列班，“撫拍”他，給他“有漿果的水喝”，讓他住進自己的洞裏。卡列班認為普洛斯帕羅是好人，便把島上一切的富源都告訴他。他們的和睦關係直到卡列班威脅要破壞米蘭達的貞操時才終止。作為竭力保護、捍衛女兒貞操的父親，普洛斯帕羅隻好利用魔法對充滿獸欲的卡列班進行約束和控製。在劇中，常常被批評家視為殖民者的普洛斯帕羅表麵上看似占有了土著人卡列班的資源，對這位具有威脅性的“他者”進行身心的奴役和折磨。其實，讀者如果細讀劇本不難發現，普洛斯帕羅對卡列班嚴格控製的核心問題不是像殖民者那樣為了奪取、占有島上資源，成為新主人，而是在於捍衛女兒的貞操。如果說在殖民擴張時代，殖民者與土著人的關係是占有與被占有、教化與被教化、征服與被征服，那麼戲劇中卡列班表麵上被魔法師普洛斯帕羅占有、被教化、被征服的現象不能遮掩這一事實真相，魔法師費盡心血也不能教化和征服“一個魔鬼，一個天生的魔鬼，教養也改不了他的天性”（360）。
話語是身份、力量的象征。處於中心之外的“邊緣”地帶的殖民地，對宗主國在政治、經濟、文化語言上的依賴，使其文化記憶深深打下了“臣屬”的烙印。曆史在被中心話語重新編織中受到“認知暴力”的擠壓，處於邊緣化的“從屬臣民”沒有話語權，甚至失語。普洛斯帕羅和女兒對卡列班進行的是人道主義的教化，而不是殖民者強勢話語對土著語言的替代或吞噬。因為卡列班根本沒有自己的語言。後來卡列班利用學會的語言詛咒主人普洛斯帕羅對自己的奴役，說出了自己壓抑已久的心聲，挑戰權威。這與殖民地喪失自己語言的土著人完全不同。卡列班知道如何向陌生人描述美麗的荒島，表達他對島上天籟之聲的欣賞。
殖民者航海的收獲通常是因掠奪了殖民地的財富而使自己在經濟上更加富裕，社會地位得到提高，冒險經曆更為豐富。然而在《暴風雨》中，在島上生活了12年的普洛斯帕羅利用魔法懲罰敵人，奪回王權，最終擯棄魔法，回歸米蘭。他離開時並沒有像殖民者那樣帶走島上的財富資源。他的回歸與殖民者有本質區別。普洛斯帕羅收獲頗豐：他從弟弟手裏奪回了本屬於他的王權；他為女兒找到了理想的終身伴侶；他教會了卡列班說話交流，讓野人有了一定的自知之明；他學會了用理智去控製易怒的情緒；他學會了用仁慈之心諒解、包容敵人。如果說殖民者航海是為了獲得更多的經濟財富，那麼普洛斯帕羅的海上之旅收獲了更多的精神財富。這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使他的人文主義者形象光芒四射，魅力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