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航海與新世界
《暴風雨》的創作始於1609年,1611年開始上演,1623年在第一對開本中正式出版。從戲劇創作的年代、來源、故事情節來看,這部戲劇確實與當時英國的海外冒險與殖民擴張相關。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16世紀40年代以來,英國海盜猖獗。最初,海盜集中在英吉利海峽。慢慢地,他們向熱帶水域擴展……最終導致海洋戰略的產生。自16世紀後期開始,英國在與歐洲其他國家爭奪製海權的同時,在全球範圍內拓展殖民地。當時英國人普遍對海外冒險和擴張感興趣,這種興趣時時表露在戲劇中。“新世界”遼闊、美麗的疆土,神秘、傳奇的土著居民,凶悍的奇珍異獸,廣袤的森林等異域色彩深深吸引著16和17世紀的英國作家。莎士比亞正是這個時代最傑出的戲劇家之一。而當時新世界對絕大多數英國人來說“是一種可能性的感覺和一係列關於被發現的奇跡並充滿矛盾的幻想;這些也許是殖民主義的前置條件,而不是殖民主義本身”。1611年英國還沒有文學作品描繪新世界的土著,當然也沒有殖民話語的文學例子。莎士比亞的《暴風雨》算得上是“反映新世界和從內部呈現當地人最早的文學作品”。
《暴風雨》長期以來被公認為是莎士比亞原創的最完美的作品,但莎學研究者在劇中還是可以找到三個主要的創作來源:一是關於1609年發生在百慕大海難的記錄報道,二是蒙田的著名散文《論食人部落》(“Of the Canniballs”),三是奧維德的《變形記》(Metamorphoses)。關於百慕大海難的報道對莎士比亞創作這部戲劇產生了重大影響。“1609年一個滿載英國移民的船隊駛向弗吉尼亞,在百慕大附近遭遇風暴,旗艦‘海上冒險者’觸礁沉沒,但沒一個人喪生,都上了一個荒島,有著種種遭遇。1610年,出現五本描述這一事件的小冊子,還有許多敘述島上土著野人生活的信件,這些都給莎士比亞的這個傳奇劇提供了大量細節。”主要的曆史文獻有西爾維斯特·喬丹 (Sylvester Jourdain)的《百慕大發現》(A Discovery of the Bermudas, 1610) 和威廉·斯特雷奇在1609年的書信,後來此信在1625年以《百慕大海難的真實記錄與托馬斯·蓋茨爵士的救贖》(A True Repertory of the Wreck and Redemption of Sir Thomas Gates, Knight)之名出版。喬丹在記錄中談到了當時遇難者經曆百慕大海難後目睹島上的美妙和魔力,講述了他們奇跡般生還的情節。有學者認為莎士比亞在1610年前後閱讀過有關這次海難的相關文獻記載。他巧妙地把這些曆史文獻記錄融入戲劇的構思和創作中。劇中的海上風暴、甲板混亂場景、與當地土著居民的遭遇等都與斯特雷奇的書信中反映的情況非常相似。所以,《暴風雨》不是莎士比亞純粹幻想的產物,而是以現實生活為藍本,將讀者和觀眾帶進海外一個遙遠的島上,利用幻想這種藝術形式的文學作品。它體現了文本與曆史之間的互文性,可以說曆史與虛構在這部戲劇中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17世紀初英國開始爭奪海上殖民霸權,領土不斷擴張。1601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宣告成立。1607年英國在北美弗吉尼亞的詹姆斯城建立了第一個殖民地。當時相關的殖民主義書寫,包括托馬斯·哈裏奧特(Thomas Harriot)的《關於新發現的弗吉利亞的簡短真實報道》(“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羅利(Raleigh)的《發現寬闊、富饒、美麗的圭亞那地區》(“The Discovery of the Large, Rich, and Bewtiful Empyre of Guinana”)等暢銷作品把奇異的故事與奇怪的事實糅合在一起,用來解釋新世界所有非同尋常的、令人震驚的一切。這些旅行敘事既有曆史成分,又有虛構成分。因為殖民探索的曆史不是鐵板一塊,需要向作家保留虛構、想象的空間。伊麗莎白時代的殖民冒險最突出的構想就是烏托邦式。新世界的神話和神秘色彩使新世界表現為充滿童貞、魔法和奇跡的伊甸園。特定的文本不僅是全部話語的片段,也從屬於塑造它的文化話語。格林布拉特為此指出,近代早期歐洲旅行敘事是“大眾的、集體的表征”,每個旅行文本促成了象征權力的挪用。這些在莎士比亞時代流行的殖民探險文本形成了一套強大的殖民主義表征和原型。這些文本能產生話語的相似性,形成、決定、滋生話語的社會與文化的觀點、價值觀和行為。關於爭論莎士比亞戲劇是否是推進伊麗莎白女王公眾形象的工具,或莎劇是否是維護爭奪殖民地的恐怖暴力的工具,新曆史主義似乎賦予了詩意般的正義去反對一些人文主義者和新批評堅持的觀點,即莎士比亞獨立於政治和帝國主義的一切肮髒與血腥。可以說,莎士比亞的《暴風雨》是一部具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神秘傳奇劇。
19世紀初,很多學者開始在新世界的曆史語境下解讀《暴風雨》。他們認為英國對北美地區的殖民化促成了這部戲劇核心主題的產生。他們指出《暴風雨》是關於歐洲人與被他們征服的土著人之間的殖民衝突的寓言。普洛斯帕羅處於雙重身份的矛盾中,他既是篡奪者,又被人篡奪了權力。弟弟安東尼奧趁他潛心研究魔法之機篡奪了他的權力。一些學者認為主人公普洛斯帕羅和女兒米蘭達經曆暴風雨來到的島嶼並不是荒島,而是由土著人卡列班主宰。普洛斯帕羅從卡列班手裏奪取了島上資源,占為己有;同時利用魔法控製、壓迫、奴役卡列班。他的魔法是他“殖民”“土著居民”的一種“手段”與“武器”。普洛斯帕羅代表島上有學識、有魔法的主人,與莎士比亞時代關於美洲土著人常常相信歐洲殖民者具有奇異魔力的殖民敘事相似。卡列班代表了奸詐、汙臭、粗暴、野蠻、無知的土著人。卡列班的形象與當時土著人的殖民原型相同。因而,國外不少學者認為普洛斯帕羅與卡列班本質上是一種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他們從殖民主義或者後殖民主義的角度來解讀這部作品。20世紀70 年代以來,我國學者開始對《暴風雨》進行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和人文主義的解讀。
《暴風雨》本身有很多方麵使殖民主義成為劇場想象有爭議的模式。如果說這部戲劇是觀照殖民主義的一麵鏡子,那麼莎士比亞在利用觀照的形象表現自己的實踐時,他深陷矛盾之中。不少學者回到莎士比亞創作《暴風雨》時(1609-1611)英格蘭的政治和殖民語境,開始重新考察歐洲人在新世界的殖民探險與莎士比亞描繪的魔法小島的關係。通過對照《暴風雨》與當時關於殖民旅行的曆史文獻,我們不難發現,莎士比亞並沒有機械地去反映這段早期殖民探險曆史。該劇為曆史文獻記載的盲點提供了許多令人興奮的想象性描述,有力地使戲劇文本參與到曆史的塑造中。這也許激發了一些學者不用從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角度解讀這部作品的套路,把其解讀為海洋文學、烏托邦文學、生態文學、旅行遊記、科幻作品等來證明其豐富性與開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