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強烈的同情心，無疑犯了斯多葛學派的大忌。斯多葛哲學認為愛鄰如己、體恤別人並不是有德的表現；真正的道德乃是秉持理性，摒斥一切情感。男爵想平息心中那“情感的暴動”，可這不過是枉費心力。情感，他無法抗拒。“生活，不能依靠理性。……隻要智力存在，生活便沒有可能。”理性與情感的雙向牽扯，讓他處於痛苦的猶疑當中。
第一個副標題中的“男爵”一詞，凸顯的是自敘者的社會身份，從中可以看出他對於貴族生活欲拒還迎的矛盾心理。一方麵，他想擺脫自己的貴族身份。這也許是受了斯多葛學派平等觀的影響：即在人類一體的世界主義觀念中，人都是生物學意義上的一個相同的類，都同受自然律的支配，都具有自然賦予的理性。他生性靦腆，不善交際，可迫於男爵的身份，不得不應付上流社會無聊的應酬。他個性膽怯，無意格鬥，可出於對貴族風尚的尊重，隻好接受同僚的邀請。可另一方麵，他又不能將貴族的身份和榮譽完全拋於腦後，“我可以對貴族血統或社會地位這些無味的概念一笑置之，可要把它們徹底忘記，我從來都做不到。它們像是代表了我與生俱來的怯懦，我討厭它們，與之頑抗，可它們用一堆死結纏住了我的心智和意誌。”遇事不順、心情不快之時，他會莫名地感到像是“自己受了冒犯，像是受到了底下人的侮辱，像是一個隨處可見的侍從突然對我頂撞”。言下之意是：主仆有別，怎能以下犯上？其骨子裏的貴族偏見不言自明。身為男爵，雖有煩惱，可畢竟享有普通人所不及的優越感。是做貴族，還是做庶民，這讓他決絕不下。
“創造上等藝術之不可能”，這是本書的另一個副標題，可以看成是男爵的創作信條。斯多葛學派主張寡欲淡泊、量力而行，要有自知之明，認得清哪些事情是力所能及的，哪些是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可男爵偏偏心高氣傲，“隻要是我看不上眼的、達不到我抱負水平的事情，我都嚴拒不做。”他矢誌要寫出一流的文學作品，盼望自己能下筆如流、一氣嗬成。這無異於癡人說夢。現實中，援筆成章可遇而不可求。寫寫停停、修改潤色本是平常之事，可在他看來是不能接受的。一旦文思阻隔，他便將文稿棄置一旁，就此罷手，往後既不續寫，也不作任何修改或潤飾。然而，對一流作品的向往會驅使他再次提筆，另謀新篇，接下來依然是停頓，寫下來的依然是片斷。久而久之，他的文稿便成了無數片斷的堆積。在經過一番深刻的反省之後，他終於找到了問題的症結之所在：“我無意進取，意誌不堅。倘若我將精力集中於力所能及之事，縱然巨著無望寫成，可從這些散篇亂章中，我至少能整理出一些短文。我本可以扒梳出一些結構勻稱、完整的篇什，編撰成幾本文集。我本可以將筆記中那些零落的詞句彙總，那將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思想錄，讀起來決不會覺得膚淺、乏味。”眼前的那些散篇斷章，讓他陷入了絕望：“完美是不可能實現的，對完美的不懈追求，最終會讓我們精疲力竭。那些偉大的神秘主義者和苦修者，我理解他們。他們在靈魂深處意識到了生命的徒勞無益。”
男爵矛盾重重：冰冷的理智與自發的情感之間無休止的對抗、貴族出身的體麵和貴族生活的無聊之間的衝突、完美巨著的夢想與碎篇斷章的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他想掙脫，可惜終歸徒勞：“一切努力純是白費，一切謀劃均係枉然。……一切動機都令我厭倦至極。”身為斯多葛信徒，他對自身的困境做了一番理性的審視：既是貴族之身，貴族的尊嚴理應顧及；麵對缺憾之作，最好的辦法就是付之一炬，讓其徹底消失；至於眼前無望的生活，有一個無奈而又不失明智的辦法，即自絕——斯多葛哲學並不反對自殺，當一個人不能堅持理性而過一種有德的生活時，最好的辦法就是自行了斷。此刻，他神智清醒，毫無念生者那種習見的淒惶與恐懼，而是像蘇格拉底——斯多葛學派的聖人——那般凜然與淡定：“鞠完躬後，我將短劍——那柄不是用作拚殺的短劍——推進胸膛。”這是絕路，也是唯一的出路。
三、隱秘的動機
佩索阿慣用托名，按佩索阿本人的說法，這是源於他不正常的心理。在給一位編輯的信中，他曾這樣寫道：“我愛用托名，是因為我早就患上了一種類似歇斯底裏的症狀。不知道這是不是簡單的歇斯底裏，還是歇斯底裏與神經衰弱兼有。我懷疑後者更有可能，因為我有嚴重的‘喪誌症’，僅僅是歇斯底裏不會是這樣的。不管怎樣，使用托名是因為我一直喜歡‘人格分解’和‘模仿’。”至於為何要創造男爵這個人物，並讓他最終亡於自絕，他不曾做過具體的解釋。不過在一篇介紹托名者關係的文章中，他確曾提到索阿雷斯、男爵跟自己之間微妙的關係：“有幾分相似，卻又外化於我。”載尼仕認為，托名是佩索阿驅邪的工具，目的是為了保全自身。佩索阿如同一個中了魔的人，他害怕自己會成為像男爵那樣的人，需要通過創作來排遣內心的恐懼。不論是佩索阿本人的暗示，還是載尼仕的揣測，都在向讀者透露著這樣一個信息：在托名者和真正的作者之間，一定有某些暗合之處。
首先，男爵對自己的貴族身份念念不忘，而佩索阿本人也有著欲罷不能的貴族情結。佩索阿的先輩有貴族的血統，雖然爵位不高，可畢竟是躋身貴族之列。他曾經著文詳細描繪自己的家族，聲稱自己的族姓源自日耳曼語係。1910年，葡萄牙的君主製壽終正寢，貴族這一階層漸漸成為遙遠的回憶。佩索阿對隨後的共和體製並非熱心支持；在不少涉及政治的文字中，不時地流露出對君主製的同情，對貴族生活的好奇貫穿於他寫作的始終。在《受教的斯多葛信徒》的開頭，佩索阿杜撰了一篇有關男爵之死的新聞報道，“他係出本地望族之一，其悲劇的結局，令聞者大為驚愕，因為他的品性無可挑剔，人人景仰。”這其中是否也寄寓了作者本人對於貴族生活的向往和歎惜呢？《惶然錄》中的索阿雷斯曾發出這樣的籲請：“讓我們成為內在的貴族。讓我們把他從花園客廳裏領出，再置入我們的靈魂和存在的意識當中。讓我們在對待自己時，也不失禮節和規範，如同對待別人時那樣舉止謹慎。”這或許也是佩索阿本人的心聲吧！縱然做不了現實中的貴族，可這並不妨礙他做一個精神世界的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