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學後發表的第一首詩
紀念《北京文學》創刊65周年
作者：李矗
北大，你好！
北大，我們向你報到！
從這帶著鄉音的第一聲問候，
你可聽得出我們的心兒在怦怦地跳？
可辨得出誰來自嶺南、塞北、河套？
……
（摘自拙作《北大，我們向你報到》開頭一段，原作首發《北京文藝》1978年10月號）
1978年的春天，是華夏大地陽光燦爛萬物複蘇的季節。“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恢複高考招錄的第一批新生——1977級新生，就在這年的春天，肩負著時代的重托，滿懷豪情地跨入了大學的校門。
我是1978年2月23日接到北大中文係的錄取通知的。匆匆收拾行囊，於2月26日從廣東老家出發，乘汽車，過輪渡，坐火車，穿越珠江、長江、黃河，途經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四省五千多裏路，曆時五天四夜，於3月2日到達北京。第一次從邊遠的南海之濱來到首都北京，第一次從農家小屋走進北大校門，在“十年動亂”中編織和期待了十年之久的大學夢，終於如願以償！入學後的第一個星期，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一口氣寫下了題為《北大，我們向你報到》的一百多行詩稿。但初來乍到，人地兩生，四顧茫然，也不知道稿投何處。在圖書館期刊室查到北京市文聯和作協聯合主辦的文藝月刊《北京文藝》（後改名《北京文學》，由北京市作協主辦）的地址後，直接在信封寫上“《北京文藝》編輯部編輯同誌收”，在回宿舍的路上，順手把稿子投到三角地小郵局的信筒裏。後來有一天，陳建功同學到北京市文聯聽會回來，捎了兩冊新出版的《北京文藝》10月號給我，說：“李矗，你的大作《北大，我們向你報到》發表了！”
這就是我入學北大之後發表的第一首詩，也是我在首都文藝刊物發表的第一篇作品。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畢竟是一首應景即興之作，在藝術上乏善可陳。然而，作為77級入學後發表的第一首詩，無論對於“我”，還是對於“我們”，卻具有某種曆史紀念的意義。它雖然粗糙、平直，但借用當年最流行的情態詞語來說，它真實暢快地表現了“我”和“我們”入學時的“豪情壯誌”和“共同心聲”。
我屬於“老三屆”初中的一撥，“文化大革命”開始的那年，就讀於廣東省吳川一中初中二年級。我的數理化成績最強，語文曆史課也很好，還被評為“學雷鋒積極分子”。老師曾一再鼓勵我說，以你的天賦和勤奮，將來考北大、清華都沒問題。老師的一句話，點燃了我心中的大學夢。
但是，“文化大革命”狂風乍起，把一切正常秩序都搞亂了，不但使我的大學夢中途夭折，連高中也不能上了。因為高中和大學都不再是靠自己“考”，而是由別人“推薦”的了。小學“考”初中的時候，我所在的鄉村小學四十多個同學，考上縣城吳川一中的隻有兩個，一個是我，另一個是校長的兒子。到了“推薦”上高中的時候，學習成績多麼優秀也不再為推薦人的“青睞”所理睬。初中畢業後，我回鄉當了一年農民，到了1969年秋天，才有了讀高中的機會。
高中畢業後，家鄉小學附中有個民辦老師上調了，需要有個能教初中數學和英語的人去“頂缺”。這是“一個蘿卜頂一個坑”的崗位。校長和教辦主任選來選去，說高中畢業生裏數我成績最好，一致推選我去頂崗。我由此成為一名民辦老師，接手執教附中初一、初二兩個年級的數學、英語，還兼小學三、四年級的唱歌，每周三十多節課。盡管白天累得嗓子沙啞，但晚上仍堅持在煤油燈下讀書寫作到深夜，還經常不知天高地厚地向各級文藝報刊投稿。
後來，通過中師培訓，我的戶籍獲得了“農轉非”。又因為在省地縣三級文藝報刊發表過一些詩文作品，中師畢業後，我被分配到縣文化館。然而，到文化館報到後，我當即被點名抽調到縣委農村路線教育工作團，到農村去參加“路線教育運動”。在農村，工作團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我是工作團的資料員，每天忙於編寫各種各樣的材料。我在這個“運動”中一直“運動”了四年多！1977年秋天，中央關於恢複高考的消息，我就是在“運動”中獲悉的，也是在“運動”中報名，在“運動”中參加考試的，走出考場後又回到了“運動”中。考完試幾個月後的1978年2月中旬，工作團在縣城休整期間，工作團領導把縣招生辦轉來的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交給我，當時在場的同誌們都為我高興得歡呼起來，說這是全縣恢複高考後考上北大的“第一個”，也算是個“狀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