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三十多年過去了，世事滄桑，感慨良多！有的老同學說，他當年收到錄取通知的時候，根本就沒把這當一回事兒，一點兒激動的心情也沒有。我想，現在怎麼說無所謂，但要說入學當年一點兒也無動於衷，那是不可能的。誰也不能忘記，當年聽到恢複高考的消息時，被壓抑了十年之久的廣大知識青年奔走相告踴躍報考的情景！據統計，當年全國報考的人數高達570多萬人，但錄取新生隻有27.3萬人，錄取率隻有4.8%，相比90年代以後高達60%以上的錄取率而言，簡直是鳳毛麟角！尤其是在當時從中央到社會各階層所形成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時代氛圍烘托下，有幸被錄取上大學，不僅個人感到榮幸，親友感到榮幸，整個社會輿論也為之歡呼喝彩！
我入學時，已經二十七八歲，老大不小了，參加工作後也算在社會上摸爬滾打了四五年。心裏很清楚，我們“老三屆”這撥考生，是在被耽誤了十年之後回來“補課”上大學的，更清楚失去的已經永遠失去了。但是當時心中卻又有著一股強烈的信念，總覺得盡管來得遲了，來得晚了，但我們畢竟還是來了，後來者更要一路迅跑，奮起直追！李白詩雲：“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這也正是我在詩中想要表達的情懷。
誠然，詩中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那個時代的局限性印痕。剛入學的時候，作為外地來京的新生，我對國家政治決策的認知基本上還停留在“兩報一刊”所灌輸的水平。所以，我在詩中仍然虔誠地寫下了“我們要讓毛主席、周總理欣慰地圈閱，我們的每一頁作業都是絢麗的詩稿” 這樣的陳詞濫調。
作為入學後在首都文藝刊物發表的第一篇作品，這首詩在某種程度上激勵了我和同學們的創作熱情。
我們文學77級四十多個同學，入學前大多是愛好寫作的文學青年，有的同學還是當地小有名氣的業餘作者，在報刊上發表過不少作品。黃子平同學在《文學77級的北大歲月早晨，北大！》一文中寫道：入學時，“小字輩機靈如梁左者”，四處打聽各同學的底細，“探得詩人有‘三李’（李彤李矗李誌紅）’‘一孫’（孫霄兵），小說家有陳建功黃蓓佳王小平”等等。黃子平謙虛，沒有說他自己，其實他入學前已經是海南大型國有農場保國農場頗有名氣的詩人，還一度借調到廣東人民出版社文藝室（花城出版社前身）當過編輯。還有同學的高考作文，在高考閱卷完畢後就被選登在當地的報紙上。
然而，入學之後，大家似乎都有鬆一口氣的感覺，再加上係領導在不同場合一再宣示老係主任楊晦先生所倡導的“中文係培養學者，不培養作家”的“定向培養原則”，同學們大多被引導專注於對文學史以及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的研修上，專心聽課、讀書、做筆記。開學初，有些同學因激情澎湃，寫作技癢難捺，老師在班會上還給予善意提醒，說在校學習機會難得，希望同學們集中精力，好好聽課，多讀書，不要為創作分心。
我覺得係領導和老師說的也有道理，入學後也想放下創作，專心讀書、做學問。然而，開學第一個星期，卻激情難捺，寫作技癢起來。更使我備受感奮的是，初到北京，剛入校門，把詩稿投給陌生的《北京文藝》，素昧平生的“編輯同誌”卻不“欺生”，對一個無名學子的來稿給予了熱情支持，近百行的詩稿幾乎原文照發，還配了插圖。這“首發命中”的激勵，使我詩興勃發，天馬行空，此後一發而不可收！在大學四年裏，我寫下了一百五十多首詩稿，其間在《北京文學》又發表了長詩《春水傳》，在《青春》月刊發表了長詩《升起，人的太陽！》，在《海韻》詩刊發表了組詩《冰之愛》，在北大校刊發表了組詩《校園春曉》等。我的詩集《未名湖之戀》（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的絕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校園裏寫下的。另外，我還創作了反映五四運動的話劇劇本《曙色曚曨的早晨》（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等多種作品。
《北京文學》與77級其他同學也結下了不解之緣。在《北大，我們向你報到》之後，《北京文學》陸續發表了陳建功同學的短篇小說《萱草的眼淚》《京西有個騷韃子》《丹鳳眼》，中篇小說《飄逝的花頭巾》等多篇作品，其中《飄逝的花頭巾》影響最大；發表了李彤的詩歌《陶然亭對愛晚亭說》《壁畫印象》等；還有其他好幾個同學的作品。這期間，同學們的校園創作活動非常活躍。除了向校外報刊投稿外，我們還創辦了《早晨》《未名湖》《這一代》等校園刊物。一時間，編刊物，出牆報，印小冊子，寫詩的、寫評論的、編小說的、搞戲劇的，競相踴躍，蔚成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