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一個檢察長的足球情結
以共和國的名義
一個檢察長的足球情結
——訪南京市檢察院檢察長、市足球協會主席鄭鄂
殷方崔潔幾乎所有人都知道鄭鄂是南京市人民檢察院的檢察長，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南京市的足球協會主席。南京市的檢察工作卓有成效、有目共睹；鄭鄂的工作思路、領導方式已經成為著名的“鄭鄂方式”，在檢察業內廣為流傳（《檢察日報》曾以此為題作過長篇報道）。但南京市足球事業的進步發展與鄭鄂的關係，以及鄭鄂檢察長的足球情結卻鮮為人知。
６月２０日，正值世界杯賽１／８決賽剛剛結束的空隙，在南京市檢察院新落成的辦公大樓，我們采訪了作為足球協會主席的鄭鄂。仿佛打開了另一扇門，我們走進了一個對鄭鄂檢察長全新的認知世界。
鄭鄂（左三）
親曆世界杯
鄭鄂高高的個兒，藏藍色棉質Ｔ恤很年輕地束進褲腰，腰杆筆直、體態矯健，在明亮的辦公室裏顯得精神抖擻、生氣勃勃。作為南京體育代表團副團長，他和團長、市體育局局長何大昌一起率領南京女子少年足球隊出訪韓國，１６號剛剛歸來。
“我們到達漢城的那天，正值美韓之戰。下午，大雨傾盆，但每個大商場門口的大顯示屏前，都聚滿了人，在每一個攤點，小攤販們也都緊緊地盯著電視機，全然忘了生意。那場球平了，一幫幫穿著大紅Ｔ恤的‘落湯雞’從我們身邊走過，群情激昂，顯然對戰果還是滿意的。韓國陪同官員說，在漢城市府廣場，聚集了３０萬人，那裏成了紅色的海洋。”
說起親曆的“中土之戰”，鄭檢察長仿佛又回到了那個讓人熱血沸騰的“戰場”。“那天，我坐在正對主席台的貴賓席。進場前，我還比較理智，隻希望輸少些。但一進場，就被球迷們深深感染了。整個賽場有３／４是中國球迷，他們一刻不停地、有節奏地呼喊‘中國隊——進一球、中國隊——進一球’，我也情不自禁地跟著喊起來。上半場３０多分鍾，楊晨飛起一腳，那一球，‘砰’地踢到門柱上，又彈出去，全場觀眾都刷地站了起來。那個瞬間，親臨現場的每一個人都不會忘記。那一記擊中門柱的聲音很響很響，那個球力量很大，如果進門，守門員絕對抵擋不住。但足球是殘酷的，實力才是一切。說實話，中國隊與世界的差距，比想象的還要大。”
“中國的球迷是世界上最有情義的球迷，我為他們的執著深深感動。其實，中土之戰，中國隊已經出局，然而，球迷們依然給球隊強大的、堅持不懈的聲援，從進場到結束，始終保持激情。”
韓國大田市上個世紀８０年代末與南京結為友好城市，在世界杯期間邀請南京體育代表團出訪，顯然是在請老朋友享受足球盛餐的同時，也請鄰國同行分享東道主的驕傲和榮耀。這一點，鄭檢察長感觸很深。“身臨其境，才能夠清醒地認識中國足球與世界的距離，與韓國的距離。韓意之戰，韓國的勝利不是偶然，憑什麼？憑拚勁、憑奔跑。奔跑靠什麼？靠體能。體能靠什麼？靠意誌。這個意誌，來自於這個國家的民族凝聚力、民族精神。”
足球情結
在上個世紀６０年代的中國，足球還是很“貴族”的。鄭鄂很幸運，出身於軍人之家，他就讀的海軍子弟小學海鷹小學，設施相當“前衛”、完備，甚至有一塊標準的足球場。也許是軍人的血統作怪，也許是骨子裏的男兒血性的緣故，反正，在諸多課外體育活動的選擇中，他下意識地選中了足球。從３年級踢到６年級，雖然很業餘，但也是中鋒、右鋒前場、後衛地一路殺將過來，如果不是“文革”劫難，沒準，中國就出了個叫做鄭鄂的球星。
鄭鄂當兵了，在福建的一個海軍基地，那是一個海島，連巴掌大的平地都難找，更不用說踢球了。整整８年，他們打坑道、修碼頭，最苦的時候幾天幾夜不能停手合眼。這時，早已忘卻的足球卻開始了不動聲色的回報，踢球練就的強壯體質、團隊精神和頑強毅力成為他的驕傲。這時，他開始有點理解足球了。
１９８７年，兒子鄭山７歲，要上小學了。正是這年，具有足球傳統的南京小營小學足球班首次在全市招生。兒子是全家的寶貝，從小體弱，還有點缺鈣。身體素質必須在運動中強健，男兒當踢球。鄭鄂果斷決定，為兒子報名上足球班。爺爺奶奶舍不得孫子卻拗不過兒子。從此，鄭鄂開始了自己與足球的第二次“親密接觸”，隻是這一次是與兒子共成長。兒子摔了碰了，隻當沒看見；兒子偷懶，被罰冒著大雨在田徑場上跑２０圈，他頂著雨在看台上一圈圈地數，毫不留情；學校離家有半小時路程，他風雨無阻，整整接送兒子４年。直到鄭山小學畢業，全校都沒人知道，那個每天騎自行車接送兒子的鐵杆球迷就是鄭鄂。
１０年持之以恒的艱苦磨礪，鄭山不僅體格健壯，而且球藝精進，成為市少年隊一名優秀的球員並參加了１４屆省運會。高二那年，鄭山被評為國家一級運動員，２０００年，被南京大學特招入新聞係，當然也是南大足球隊的主力隊員。兒子的茁壯成長，使鄭鄂對足球的理解遠遠超出了足球本身。他深刻體驗了足球對於人的身心健康，對於意誌、品格、集體主義、榮譽感的意義。
１９９１年他任下關區區長時的一件事，使他了解了南京足球基礎的現狀。那年，全區教育係統要舉辦運動會，這麼大的區，幾十所中小學，居然找不出一個合適的場地。即使全市的中小學，也沒幾個標準的足球場。後來，他出訪阿根廷，傍晚時分，無論街頭還是廣場，凡是能踢球的地方，到處都有人在踢球，那球好像就長在阿根廷人的腳上。在大連，出租車司機說球，酒店服務員、商場女店員說球，中心廣場上高聳的也是足球，連居委會大媽對足球的評點都頗具專業水準。他有點把到了南京足球滯後的脈。
南京向來以六朝古都、人文薈萃自許，但這千年的文脈裏，少了點陽剛，少了點血性。整個教育傳統重文化、輕體育。別說沒空地兒，但凡有點場地，一定是建教學樓、圖書館，總之是舍不得用來做足球場的。再說，這足球場也實在是太大了，是一個標準籃球場的１１倍還多！在寸土寸金的都市，在經濟還遠不發達的時期，修建與城市發展相適應的足球場地，談何容易。他懷念起了把自己引向足球的那片兒時的綠茵場。
１９９７年，鄭鄂出任南京市計劃委員會主任。他開始從宏觀上關注全市中小學足球場館的規劃，開始有意識地在有限的空間裏加大對全市足球基礎設施的投入。一定要有長遠規劃，一定要從現在抓起，從中小學抓起。他的理念得到了南京市政府的認同，確立了學校改造體育場館給予補貼的政策。短短兩三年，南京市在中小學體育場館建設中投入了幾百萬，四中、十三中、二中、南師附中等１０多所學校建成了水準較高的足球場地。
“足球的魅力正是和足球場地大、比賽人數多緊緊相連的。正是在這個巨大場地的奔跑中，激發了人的最大體能和潛能。足球戰略中的智慧、謀略，足球戰術中基於民族傳統的不同風格，再加上用腳進球的高難度和強刺激，規則的嚴酷性，構成了足球無與倫比的美，製造了常態下難以實現的激情宣泄，張揚了平日裏難以彰顯的英雄豪情。足球比賽是和平時期的戰爭，集中體現了國家實力和民族精神。所以，足球的地位不斷上升，各國為足球的發展也不惜代價。”——說到足球場地的建設，一下引發了鄭檢察長對足球魅力的闡述。
第三次“親密接觸”
鄭鄂對體育、對足球的理解，鄭鄂重長遠、幹實事的風格，引起了市體委的關注。體委老主任、時任足協主席的吳更生對足協秘書長張寧生說：“如果能請鄭鄂同誌出任足協主席，那會是南京足球事業的福分。”鄭鄂很爽快：“我現在管錢，當主席不合適，什麼時候不在這個位置了，你們還請我，我一定當。”
２０００年，鄭鄂擔任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市體委抓住機會趕緊與鄭檢聯係。原以為鄭檢察長頂多肯當個名譽主席，誰知鄭檢明確表示：不圖虛名、不掛虛職，要當就當個實實在在的主席，要幹就幹實事。年底，經南京市委批準，他鄭重踐諾，欣然出任南京市足球協會主席。
這是鄭鄂與足球的第三次“親密接觸”。不過，這一次，不是小時候的懵懵懂懂，不是作為球員父親的若即若離。經過幾十年的對視溝通，他已經和足球心心相印，這一次，鄭鄂和足球都張開了雙臂，緊緊相擁。
張寧生秘書長記得特別清楚：“鄭主席上任後第一次聽取足協工作彙報，８：３０分準時到場。我彙報說足球難，難就難在沒有整體規劃，難就難在不具有前瞻性，不能著眼未來。鄭主席立時就說：‘那我們就搞一個十年規劃。’我當時愣住了，幾十年的症結，難道真的幾分鍾就解決了？我有點不信。鄭主席很認真地說：‘我現在５０歲，跟你們一塊幹１０年。’我們拚命地鼓掌，手都拍紅了。”
２００１年８月，南京市政府召開市長辦公會議，專門聽取足協的工作彙報，討論通過南京足球發展十年規劃。這是曆年來南京市政府召開的第一次足球專題會議。開場很有趣：分管體育的副市長許慧玲握著鄭鄂的手道：“鄭檢察長，感謝你，幫助我做體育工作。”鄭檢說：“我今天隻是足協主席，感謝市長安排時間聽我們彙報。”說完請與會的各部門領導坐到上席，他和足協的同誌坐在一邊，恭恭敬敬、認認真真地向各位報告。會場氣氛一下子莊嚴肅穆起來。
做了多年足球工作的張寧生激動地說：“我老師的老師都沒有過這樣的經曆。”
鄭主席上任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爭取國家體委的批準，使南京進入全國足球重點城市。２００１年初，南京終於獲準成為全國１７個足球重點城市之一。這意味著南京獲得了省一級待遇，有資格成立自己的足球俱樂部，有資格注冊足球隊員，這是南京足球史上一次劃時代的突破。
隨之，足協在鄭鄂的領導下，抓住大好機遇，開展了一係列的建設性工作：足球賽事明顯增多；一個完全按照市場機製運作的足球俱樂部已進入實施組建階段；一個投資上億元、具有相當規模的綜合性足球訓練基地正在啟動；更多的企業界朋友在他的影響下，開始加盟足球……
“我們已經起步，我們將迎頭趕上，我們充滿信心，因為我們熱愛足球，懂得足球……”
“檢察長當足協主席，使檢察長更有了親和力，使檢察工作有了對社會更深更廣的了解；足協主席是檢察長，使足球有了更多的安全感、嚴肅性。相得益彰，何樂不為？”
鄭鄂笑了，“我一點兒也沒覺得有什麼矛盾。”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８日，南京高校足球聯賽互訪賽在南京師範大學仙林校區新落成的標準賽場舉行。上午９點，鄭主席宣布比賽開始。首場比賽正是南師大隊對南大隊。開場２０分鍾，南大隊帥氣的前衛一腳射門，踢進了整個賽事的第一個球。“這小子，還真踢進了第一個球！”鄭鄂低聲嘟囔了一句。一片如潮的掌聲中，向來持重的鄭鄂再也忍不住得意，告訴張寧生：“那小子，是我兒子！”
是的，忍不住，世上還有什麼比送兒子走上足球之路的父親看到兒子進球更自豪更榮耀的事？
兒子知道，看台上，有一雙深情注視的眼睛。
鄭鄂懂得，這就是足球給自己的深情回報。
以共和國的名義
越民
他是鎮江市人民檢察院公訴處處長，他以全部的忠誠，履行著共和國賦予他的重任。佩戴在胸前那枚金紅色的國徽，激勵他不辱使命。因為，這至高無上的圖騰，象征著高山大海，象征著長江長城，象征著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疆土上十二億人民和五千年的文明！
身穿黑色法袍的審判長莊嚴地敲響了手中的法槌。分坐在左右兩旁的控辯雙方仿佛衝鋒的士兵，旁聽席上的人們也停止了竊竊私語，一刹那間，法庭的氣氛肅穆而凝重。
全體起立。這是無聲的宣誓：我忠誠於共和國的法律。
犯罪嫌疑人被帶上了被告人席。這時候，身穿深灰色製服的公訴人就是這出正義與邪惡激烈交鋒的人生正劇的主角了。與法庭上所有人不同的是，作為人民檢察院負責案件起訴的檢察官，他們是以國家公訴人的身份站在公訴席上的，他們代表共和國指控犯罪，他們是國家利益和公民利益的代表。對犯罪分子大義凜然的揭露和確鑿充分的舉證，是他們莊嚴的使命和光榮的職責。
這是一片沒有炮火彈雨的戰場，他們仗義執言為正義而戰。這裏沒有大兵團的集群衝鋒，他們是捍衛法律尊嚴的孤獨的勇士。
“全國優秀公訴人”朱毅在公訴席上奮鬥15年了，他是鎮江市人民檢察院公訴處處長，他以全部的忠誠，履行著共和國賦予他的重任。佩戴在胸前那枚金紅色的國徽，激勵他不辱使命。因為，這至高無上的圖騰，象征著高山大海，象征著長江長城，象征著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疆土上十二億人民和五千年的文明！
這分量很重很重。
一、 他以國家公訴人的身份出庭，他的職責
是不放過一個罪犯，也不冤枉一個好人第一次走上公訴席的情景至今仍曆曆在目，那是１９８７年的炎夏８月。當時朱毅才２２歲，剛從大學畢業分配到鎮江市檢察院。這是一樁故意殺人案，老檢察官何炳福帶著他到監獄去提審犯人。第一次進監獄，第一次麵對殺人犯，他有點怕。但當他到醫院去詢問50多歲的受害者，看到這個盡心盡責的管教幹部被殺人犯用凶器砸成嚴重的腦組織挫裂傷，深長的傷口和支支吾吾的表述使朱毅看到了罪犯的凶殘，愛和恨的情感同時從他的心中升騰。所以當一次次的提審、開庭直至將罪犯押赴刑場執行槍決，朱毅不再畏懼和驚恐。
每一個案件都考驗著公訴人對法律的忠誠。由丹陽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的一起敲詐勒索案一審判決後被告人不服，上訴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案卷送到了朱毅手裏，這是下級檢察院起訴的案件，朱毅認真查閱了材料，與丹陽檢察院的公訴人協商研究後，認為事實準確，證據充分，完全有把握勝訴。
這是一起小案，在朱毅經手過的數千案例中，從案件性質和經濟數額來說，也許是微不足道的。重審這起案件，不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時間，還可能由此與許許多多有關人員引起認識上的矛盾和誤解。
朱毅來不及考慮這些，他認定的是事實。案情很簡單：被告人唐雲國原係丹陽市真空鍍鋁材料廠的業務員，離開後又來找承包廠長朱榮林，以舉報他偷稅漏稅相要挾，索要所謂“業務費”2萬元。在得到了2000元現金後，唐雲國要朱榮林寫一張18000元的欠條，他寫給朱榮林一張“不將相關記賬憑證交給其他人和其他部門”的字條。這一切都有書證材料。為了進一步核實案情，朱毅帶領檢察官用十天時間調查補充證據。他去了被害人所在的真空鍍鋁材料廠找到了朱榮林，審閱了被告人提到的安徽佛子嶺彩印廠業務員閆品應否認唐雲國與其有業務聯係的證言，正待去安徽佛子嶺彩印廠找與朱榮林有業務關係的廠長黃必義時，廠裏的人在電話中說：“黃廠長去張家港了。”
朱毅撥通了黃必義的手機。“我正在路上，好，我到鎮江下車。”
天已經黑了，朱毅在檢察院門口等候著。
“什麼姓唐的，我根本不認識，我們廠的業務都是和朱廠長聯係的。”黃必義講了唐雲國去廠裏複印記賬憑證的經過，親筆寫了與案情有關的旁證。
證據非常充分了，二審開庭前，中級法院的承辦人來檢察院商談案情。他們認為是經濟糾紛，被告人是索要業務費。朱毅認為已構成敲詐勒索罪，證據確實充分。
“敲詐勒索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那好吧，我們法庭上見！”朱毅說。
作為出庭的公訴人，朱毅承擔著來自多方麵的壓力。正因為他是以國家公訴人的身份出庭，他必須忠誠於共和國的法律。在這個案件中，他將根據事實指控犯罪，保證法律的公正和嚴肅。
二審如期開庭。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原審被告人唐雲國無罪。作為公訴人的朱毅雖然據理力爭，但仍然敗訴了。他不服判決，他決定抗訴。這是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最終的判決了，不是為自己的麵子，他的職責是不放過一個罪犯，也不冤枉一個好人。
從法庭上出來，已被宣判為無罪的被告人及其親屬卻對指控他有罪的檢察官進行圍攻謾罵，還揚起手中的磚頭石塊，聲言砸爛檢察院執行公務的汽車。
朱毅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一幕。幸虧法警及時阻攔，事態才沒有發展。
朱毅沒有退縮。他要伸張正義，他請求檢察委員會討論此案，建議提請江蘇省人民檢察院抗訴。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這一案件。朱毅早早趕到了法庭，他坐在第一排旁聽席上。審判長宣布撤銷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認定唐雲國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拘役4個月。這結果使他欣喜，這是法律的勝利。
法律的依據是事實。可是已經投案認罪了的殺人犯卻引起了朱毅的疑慮：第一，法醫鑒定被害人頭上有兩種鈍器打擊的傷痕，而自首人供認是用木棍敲擊致死。很可能還有第二個凶犯；第二，有證人說，曾看見有兩個人影逃離現場，還有一人是誰？第三，既然自首人承認是殺人凶手，為什麼民事賠償的八萬元錢卻由其哥哥支付？……
一連串的問號催促朱毅透過迷霧查清案由。他得知有一個出租車司機在兄弟兩人逃離後都是他先後接回家的，便叫幹警把他帶來。天剛蒙蒙亮，睡眼蒙矓的司機神色驚慌，他心中明白，可他就是不講。一旦拉開重重帷幕，那是一出幾個家庭的大悲劇！
經過五個小時法與情的較量，長頭發、黑皮膚的駕駛員終於吐露了實情。他與這一家人是親戚，一家人串供他都在場。他們知道殺人要抵命，可是兄弟倆總得保一個，於是就商定由弟弟頂罪，哥哥出錢的計謀。其實，那致命的一擊，是哥哥打的。
審問哥哥，他一聲不吭。朱毅說：“你犯了罪，為什麼要弟弟去承擔。這樣做，你是否心中有愧？”
“我賠了錢。”哥哥說。
“賠錢可以減輕罪責，但不能代替罪責。”朱毅說。
直到淩晨，哥哥供認了全部事實。
關在看守所裏的弟弟一口咬定是他打死了人，他不願牽連他的哥哥。
經過一天一夜的審問，弟弟也吐露了實情。朱毅帶領兩個幹警在蚊子成群的看守所裏查清了案情的來龍去脈。
已經被關押了一年的弟弟沒有想到這案子還有重見天日的時候。
“不能輕信口供。”朱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