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我的歌唱和舞蹈
書寫的詩意
思民印象
上班幹工作，下班做文章
我的歌唱和舞蹈
譚金土
譚金土，１９４７年生，江蘇丹陽人。江蘇師範學院中文係畢業。現任蘇州市人民檢察院研究室主任，中國法學會、中國收藏家協會、蘇州市作家協會會員。近年涉足文學創作，作品常見於國內報刊。２０００年出版散文集《茅針》，２００１年出版《法言與法相》。
說起《法言與法相》一書的寫作，一開始實在是遮人耳目的勾當。１９９８年的春天，我從刑檢部門調到了研究室，工作輕鬆了，時間寬裕了，便偷偷摸摸地寫了一些散文、小說，總覺得是不務正業，為了緩釋自己的心理壓力，上班的時候便“研究”起法律條文來，把一個個法律字詞分合拆卸、咬來嚼去，做一些文字遊戲。譬如說對“訴訟”一詞中的“訟”字，我把它拆成“言”和“公”，我反複地念叨：訟是公言，言公是訟。又進一步在法律詞語的語境中咀嚼字義：“言，即講、說。公，首義為公平、公正；亦謂公人，從事公務的人，如法官；還指公共場所，如公堂，即法庭。所以，‘訟’就是到公堂上去說話、說公正的話、公平的話。‘訟’最終得由公人即法官說話……沒有法官的結論性意見，‘訟’就沒有終結。”
《法言與法相》的前半部分就是這類“研究成果”的彙編。
這樣的“研究成果”，後來在《清風苑》、《中國語文》（台北）、《江蘇法製報》等報刊陸續發表，說明我的“文字遊戲”是有人喜歡讀的，我的“研究成果”得到了社會承認。我想，大概是法律專用術語相對生澀、深奧，才使文字相對輕鬆的“法言嚼咀”為人們所喜歡。法律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因此，法言中必定凝結著大量的法律文化。在嚼咀“法言”的時候，我廣泛采用訓詁法、拆字解析法、形象思維法、法理辨析法等各種手段來解釋法言中的法律文化，在文字遊戲中普及法的知識。
在寫“法言嚼咀”的時候，我常常把“法言”的每一個字當作圖畫來解讀，漢字是象形文字，它們的原形本來就是一幅幅圖畫，但要把今天的每一個漢字都還原成圖畫那實在不易，同時也很難準確地解讀出法言的內涵。開始的時候，我寫“法言嚼咀”的計劃是，準備選一百多個法律詞語作一番解析，但寫到後來覺得容易雷同。自己都覺得有點煩了，叫別人怎麼讀下去？於是我想到了“文不夠圖來湊”的一招。我要把我收藏和搜集的相關老照片放到書裏去。
蘇州實在是一個好地方，當我想搜集“法相”（我把記錄法製實施狀況的老照片稱之謂“法相”）的時候，文廟古玩市場上就會“冒”出來。我在文廟最早見到的“法相”是“文革”中的“批鬥”“牛鬼蛇神”。什麼叫“戴高帽子”，什麼叫“掛牌示眾”，什麼叫“群眾專政”，“文革”中的“法相”讓我們一目了然。
當我第一眼看到淩遲罪犯的照片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是想喊叫，想蹦跳，這大概就是因為我的恐懼感。後來，我把我的喊叫和蹦跳化作了文字的觀感和評論。可以說圍繞“法相”所寫的文字很大部分是我恐懼心靈的真實寫照，是大喊大叫後的冷靜思索，是對法製文明片段的理性評述。當搜集和收藏的“法相”多了的時候，我終於從中國曆史的“法相”中看到了“文革”“法相”的影子。
感謝攝影，感謝19世紀30年代攝影術的偉大發明。隨著鴉片戰爭的炮聲，攝影術傳入中國，但昂貴的照相機和相關的照相器材把攝影限定在了宮廷和顯貴把玩的奢侈品上。直到民國以後才開始有中國的攝影師有目的地用鏡頭寫真社會。“法相”屬於社會寫真，留下來的照片極其有限，因此也彌足珍貴。
攝影把瞬間變成永恒，照片把曆史忠實地顯影。有人說曆史是讓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除了立場觀點的異同外，大概因為文字語言敘述的局限性，一百個人敘述同一件事物會有一百種說法，一百個人聽同一個人的敘述也會有一百種理解。而一百人麵對同一張照片的理解卻是大致相同的。一張照片抵得上千言萬語。
人類的曆史太久遠了，因此曆史學家需要對它進行概括，然而，曆史也需要細節，隻有具體的曆史細節才能複活曆史。而“法相”正好是複活法製史的最好材料。
透過“法相”，我看到了封建主義法製的殘酷和森嚴、資本主義法製的虛偽和進步、社會混亂時執法的可怕和荒謬。當然，如果把“法相”按照時間順序排列，我們也欣喜地看到了中國法製由野蠻步入文明的螺旋式進程。
由於不少照片已經時間久遠，要準確地解讀這些照片，需要深厚的曆史知識，特別是法製史的知識，非我現有的學養所能承擔。但這又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我隻是盡力而已。同時，我把這些“法相”搜集一處，也是方便大家更好地、生動鮮明地認識中華民族法製文明的進程，更為法製史研究者提供一份客觀真實的圖片資料。
我不知道人們把《法言與法相》歸為哪一類文體，不過我是把它當作散文來寫的。是否可以把《法言與法相》算作法律文化散文？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因此，我有時會為《法言與法相》的名分考慮。其實，孔子在這裏講的是政治，寫文章的時候是大可不必顧忌寫出來的東西屬於哪一類文體的。有沒有人喜歡讀，才是作者最關心的事。
確切地說，對“法言”的咀嚼就是我的歌唱，對“法相”的解析和評說，就是我的舞蹈，因為這些文字源於我內心的喊叫和蹦跳。而喊叫和蹦跳正是原初的音樂和舞蹈形式。
書寫的詩意
殷方漢語使用一種象形文字，寫字實際上是對物體形狀的描摹。書寫漢字，在紙上無數次的描摹所引起的生命衝動和快樂，無以形容。從本質上來看，書寫漢字是一件很詩意的事情。詩意是一種生命現象，是源於生命的本質要求。如果有人想在這個越來越缺少詩意的世界上消滅詩，那麼，至少也得先在這個世界上消滅人類自己。
——寫完此文，正好讀到小說家張煒的文章《紙與筆——中年的閱讀》，就用他的這段文字，權充題記。
早就聽說蘇州市檢察院出了個硬筆書法的奇才叫吉惠民。後來，不時傳來他獲得各種全國性大獎的消息，到了今年春天，這消息已經成了在日本成功地舉辦個展，作品被日本人以天價買斷的大新聞。當時我腦子裏閃過個念頭：硬筆書法頂級了也就是龐中華，那玩意兒再好也不是藝術，正宗的書家都有點不屑。吉惠民何等人物，敢與老祖宗較勁，而且，一飛衝天，登上大雅之堂？
再後來，就看到一張吉惠民書法作品的照片，一個“龍”字，被他舞得意象萬千，大氣磅礴、典雅端莊、自如灑脫、豐盈奔放，還有一種說不出的枯潤剛柔間的節奏和韻律，與概念裏刻板的“龐體”全不搭界。最奇的，是你橫看豎看根本無法想象這個字究竟用的什麼樣的筆。就想著，無論如何，要去蘇州，親眼見見這奇人奇筆。
在蘇州，吉惠民有兩種稱呼，年輕點的叫他吉大師，年長些的稱他“大塊頭”，總之都沾個“大”字，再想想那個大氣磅礴的“龍”字，總以為這人也必定是身高馬大。不料，到了蘇州檢察院，他人站到了跟前，我還緊盯著門。他主動向我伸出手：“吉惠民，身高１米６５、體重１２０斤，是不是有點失望？”說完快活地眨了眨眼睛，滿臉的笑意裏竟有點幸災樂禍。像受了感染，我也一下子快活輕鬆起來：“山不在高，有仙則靈；人不在高，有藝則大。能讓人把小個子叫大塊頭的人，一定有真本事。”
吃飯的時候，先還見他禮節性地在人堆裏舉杯，眨眼的工夫，人就沒了，大概是趁著觥籌交錯的當兒跑了。一會兒，他嘻嘻地來了個電話：“一大堆人，說的聽的都累，你先頂著，晚上空了再聊。”
晚上，在一派古風的“和”茶館裏，吉惠民接受采訪。隔著深褐色的實木條幾，他先是實木一般聲色不動，隻靜聽，不搭茬。他一開口，像撳亮了一盞打在臉上的射燈，突然間滿臉生動起來。
他的語言簡潔跳動又充滿懸念。他小小的眼睛裏始終跳躍著光芒。那光芒變化多端，智慧、熱情、靈動，還有一點點狡黠。更打動你的是他目光裏的自信，一種底氣十足的強悍的自信。
他不屈不撓地沿著自己的思路前進，三兩個回合，就完全控製了“話語權”。
於是，我一本正經的采訪被輕而易舉地解構，傾聽成了享受，采訪成了愜意的聊天，成了跟著他的思路的一次快樂飛翔。
１９８８年，吉惠民到中國刑警學院學習。一年後，他的一篇關於筆跡鑒定的論文被評為最佳論文。老師和同學們對這個來自江南的小個子刮目相看了。再後來他的筆跡分析被傳“神了”。有個外係的老師不相信，拿他作賭，隨意抽了一個信封考他。五分鍾後，他下了判斷：寫信人女性，在機關從事內勤工作，與通信人是戀愛關係。圍著的老師同學歡呼起來。那天，他們喝光了贏來的成箱的啤酒。
在這個學院他的麵相分析課程也是學得最出色的。畢業那年回蘇州的火車上，他給自己５分鍾，說出對麵座位上的人的身份職業。“您是一位主任級外科醫生嗎？”那人笑了：“你認識我？在我們醫院看過病？”這次是吉惠民笑了：“是您的手、指甲、發型、衣著和這隻歐米加手表給了我信息。”從此，他和那位醫生成了朋友。
其實，快樂的吉惠民是個苦孩子。他１９５４年出生，屬馬。母親是蘇州紗廠的工人，父親拉人力車。童年的苦難他不大記得，隻有一件事刻骨銘心。那年他６歲，母親從箱子底翻出包了好幾層的一包飛馬牌香煙，又泡好一杯茉莉花茶，恭恭敬敬地請來隔壁的一位老先生。老先生來了，鄭重地在他家的飯桌上攤開帶來的筆墨紙硯，鄭重地聽母親講事情的原委，原來，隻是要給一個遠方的親戚寫一封信。信的內容早已忘記了，但母親對老先生的那份敬重，老先生那一手蠅頭小楷，永遠地刻在了他的心裏。也許就是從那時起，書寫就成了他心底永遠的快樂和傷痛。
一般說來，有快樂和傷痛雙重情愫作動力的人，總是會有所成就的。進了學堂，小小年紀小小個子的吉惠民，就和方塊字摽上勁了。鉛筆短到捏不住了，就綁在筷子上：買不起鋼筆，就用大頭針蘸墨水。他的字越寫越有樣子，老師格外看重他，經常給他“開小灶”。慢慢地，他就練出了“童子功”。所以，１９７９年他從一名中學教師變成檢察官時，流暢漂亮的筆錄一下成為所有卷宗的亮點；所以他被送到中國刑警學院；所以，學成回來，他順理成章地從事了筆跡鑒定。他說，寫字、琢磨字是他最快樂的事。一生與寫字結緣，就像是一生都在與字談情說愛。
一個人的愛好和他的職業完全融合，是一種難能的幸運。吉惠民快樂地享用這份幸運。職業不僅要求他懂得書法本身，而且引領他進入一個更深、更廣的層麵。筆跡鑒定，更重要的是研究，是比對，是實驗。不同的書寫工具（紙、筆、墨等）的不同組合，會產生不同的效果，不同字體不同大小的組合也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這些組合千變萬化，迷人之極。他快樂地迷醉於這個世界，千百次地臨摹、比照、試驗。一開始，吉惠民隻是破解，從專業出發，為辦案服務，逐漸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他的幾篇論文都在全國檢察係統文檢技術交流大會上宣讀。直到有一天，他的一次不經意的塗鴉引發了一場“吉氏名片”熱……
約摸１９９３年，社會上開始流行名片。一天晚上，吉惠民為蘇州廣播電視報社的一個朋友赴日考察送行。臨散前，朋友突然想起還沒有名片。吉惠民突發奇想，當場就用火柴棒棒蘸著番茄醬在餐巾紙上設計了一張別具一格的名片，眾人一片叫好。他一夜沒睡，手寫了１００張送到朋友家裏。朋友回來，說這名片在日本大出風頭，成了收藏品。
不久，這種因人而宜、各具個性的名片風行蘇州，幾乎成了文化身份的象征。吉惠民有點得意：“我設計的名片幾乎養活了一個小型印刷廠。直到現在，我還經常碰上遞過來的名片正是自己設計的。”他承認，每到這時，他就止不住自個兒踮起腳跟偷著樂。
樂著樂著，他漸漸感覺到了什麼。人們對這種名片普遍持久的認同和喜愛意味著什麼？他開始思索，一時想不透，他就更深地潛入研習。
他開始使用各種各樣的材料書寫，鐵筆、木筆、竹筆、塑料筆，軟的、硬的、粗的、細的；使用各種各樣的紙張，甚至木片、薄膜；他開始研究書寫內容和形式的關係、硬筆書法和裝幀的關係，他埋下頭來，嚐試每一種組合的性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