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或許是安倍版“國家安全戰略”的精髓所在。而為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安倍意圖對中國實施牽製和掣肘。2014年北京將主辦APEC峰會，也將主持阿富汗和平重建會議。日本領導人到場或不可或缺。而安倍在中日關係的微妙期，突然參拜靖國神社，無疑是要給中國出難題：放之任之，則造成“參拜靖國神社合情合理”的既成事實，遺患無窮；過於計較，則影響大局。與此同時，2014年緬甸是東盟輪值主席國，主持東盟、東亞峰會。而日本曆來自詡為緬甸民主化的推動者、貢獻者和資金提供者，自然少不了東京的參與。但是安倍忽視了自1993年APEC西雅圖峰會以來，APEC不僅是美國主導亞太的舞台，更是體現中美合作的重要場地。雁棲湖APEC的劇情將折射中美關係的走向；而2014年的阿富汗既是奧巴馬全球戰略的關鍵棋，也是中美合作的主要章節。在此，中美日如何登場，關乎美國的印太兩洋戰略的成敗。盡管安倍自打算盤認為參拜靖國神社是鉗製中美的一石多鳥招數，但正如美國駐日使館早早表示的“失望”所示，安倍的一石多鳥，不排除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可能。
轉移內政矛盾，維持安倍信用
安倍的另一意圖是激化外部矛盾，拯救內在危機。安倍雖贏了參院選舉，鞏固了執政根基，但民主黨政權的前車之鑒警示，日本的政治危機並不僅僅取決於大選。安倍雖獲得了國會上的穩定多數，但其曆史觀和侵略觀依然未變，日本政治思潮的右傾化並沒有收斂，反而更加肆無忌憚；安倍政府也沒有如市場期待的那樣，用好“選舉資本”推進結構改革，以確保“日本經濟複興”，反而更加照顧保守的既得利益，推遲財政健全化、保護落後產業。其結果是，日經股指下挫，日元彙率不穩，“安倍經濟學”演變為“安倍風險”。安倍內閣信任度下降，政治日顯焦躁。
安倍政治的焦躁，折射日本政治生態的惡化。從政局看，日本政局的主要矛盾由選前的圍繞政權的政黨之爭，轉變為執政黨內部的權利之爭。由此，安倍政治內環境日趨惡化，黨內派係爭鬥、代表不同利益的“族議員”的利益紛爭，逐漸開始挑戰“安倍權威”，“官邸主導”的決策體製漸趨虛弱，陣腳紊亂。尤其是在國內改革上，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突出，以至於安倍標榜的改革之箭遲遲難發；而在爭奪21世紀國際貿易體係主導權的TPP談判上，更是遭遇自由派與保護派的明爭暗鬥，致使日本的發達國家地位麵臨危機。而麻生爆出的“納粹修憲論”，引起內外譴責安倍的“任命責任”，堪稱其內政矛盾的提前暴露。而2006年安倍“跨時代奪權”埋下的舊怨，也開始複發，新舊裂痕令官邸難安。安倍的支持率成為直接影響安倍政權穩定性的糾結。
奧巴馬橫跨兩洋，搞三級跳，日本地位懸空。而從國際環境看，奧巴馬主導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步幅日益加大，其戰略抓手也越來越瞄向體量更大、潛在影響力更強的新夥伴，日本在美國的大戰略中的地位日趨矮小化，“被忽視”、“被冷落”，甚至“被撒手”的危險性上升。與此同時，美國又要收縮財政支出，減少軍事投放，乃至調整基地轉移和部署，其衍生的安全負擔和成本誘使日本要有所作為。而眼下，日本國家借款總額已超過1000萬億日元，政府債務占GDP比居高難下，突然增加“防衛成本”誰來買單，為誰買單，已經引起日本內政矛盾，讓安倍兩難選擇。尤其不能忽視的是，日本首次參加美國主導的TPP談判，原本期待盟國共主亞太新規則，共同治理新興國。但在首輪談判中，美國拉著原來的談判夥伴集體坐到了監考席上，日本淪為唯一的“補考者”，而且美國又專門給日本設立了與TPP並行的“日美雙邊談判桌”，額外增加“補考題”，讓日本進退維穀，備受煎熬。圍繞TPP談判，日本原本就存在“內部分裂風險”，如今，安倍騎虎難下，內政矛盾進一步激化，執政根基恐由此動搖。對此，搞點極端動作、耍點牽製手段，便成為安倍爭寵的唯一選擇。
日本經濟無法擺脫中國市場。從世界經濟角度看，近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連續下調世界經濟的預測，日本外部經濟環境不容樂觀。而美聯儲不斷釋放收緊量寬信號，不僅讓“黑田量寬”效果歸零，而且引起東南亞、印度等經濟風險上升，增速下滑，使日本企業對該地密集投資的風險膨脹。日本原本期待的“分散中國風險”、“擺脫對華依賴”的南亞、東南亞基地無法繼續支撐日本經濟，安倍與中國對立的本錢逐漸花光。特別是，中國結構改革啟動，產業調整加速，市場活力再度上揚，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的投資者悄悄布局中國市場，“日本資本”卻在門外觀望，心急如焚，唯恐錯過戰略機遇。安倍政治麵臨“日本資本”的埋怨和壓力，與中國比“耐力”的底氣漸虛。安倍右傾化躁動，不過是強弩之末，色厲內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