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二
默克爾是自然科學工作者，她不受“思想體係”約束，但即使是這樣，她仍然是一個沒定型的全才。她隻從社會運轉的必然性出發，自然低估了那些沒有任何科學依據的經驗和行為的重要性。
默克爾的政治形象被打上了物理學家的符號。與科爾不同的是，她對自己的形象並不是那麼在乎，她的興趣動力也不屬於政治領域，例如在她腦子裏關於環保的政策就無關於政治和感情的事。如果當時科爾讓她當發展部部長，她也會去援助索馬裏。與許多來自西德的同僚或者幫助者不一樣，默克爾還沒有形成自己的思想體係，她的許多奇怪的想法也不受這種思想體係的限製，所以在東西德之間來回徘徊的默克爾有與西部多元文化不同的背景。她處理政治問題隻是從意識出發，由於沒有思想體係的束縛，默克爾可以無拘無束地使用一些與眾不同的處理方法。誰的道行淺，誰就更容易從政治權力的遊戲中出來，這與被描述為“橡樹”的科爾是截然相反的。默克爾的導師科爾對於技術革命、互聯網和數據庫的普及、全球化等等並不真正了解。默克爾敢作敢為的政治風格以及有錯即改的能力和科爾是互補的，默克爾有時就是不受任何思想體係的影響。
默克爾在政治上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往往是在具體處理問題的時候形成的，因此很難發現她的基本思想。在她心裏完全沒有對未來進行設計的想法，在這一點上她與施羅德相同。她承認別人批評她對未來的德國沒有什麼設計的想法，她嚐試利用赫爾佐克委員會來解決。在2003年12月的萊比錫黨代會上，默克爾通過大量經濟和社會政治方麵的決策表明她的立場，她希望能夠出台一份完美的文件，但這種行為無疑是吃力不討好的。一方麵，這是對基社盟的挑釁，因為基社盟對基民盟事先沒有與他們溝通而決定不支持這些決策；另外，這個所謂“完美”的決策將會招致競爭對手的貶低。關於這些政策，默克爾隻是提出一個大綱，至於剩下的討論，也許她就會少受一些譴責。
也許，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默克爾代表了這個世界的政治家常常更換的潮流。默克爾原本打算在社會福利政策或外交政策上提出與眾不同的建議，但大部分公民並沒有察覺各黨派之間的區別所在。默克爾的很多決策常常是為了實現目標而采取的，她的政治風格與傳統基民盟政治中那種傳統的表現截然相反，她的風格屬於現在型或者說是與時俱進的那種，這些政治家不受傳統的思想和一些民眾的影響，而更注重結果。
默克爾不能接受那些傳統的思想體係，這導致她與其他的政治家在關係上有點兒疏遠。而科爾卻更懂得把這種感情和政治權力連接在一起，也順便讓人知道他這麼做的原因。用一個自然科學的觀點去看待問題很容易使人忽略一些傳統的東西，比如人民的利益和感情，這樣人們就會覺得默克爾很絕情，而默克爾和她身邊的朋友都不承認這一點。
結論三
默克爾性格的形成和她的父親有關，她的父親在家裏擁有絕對的權力，他那冷漠如同冰山的麵孔、嚴厲以及專製的作風給默克爾帶來了深遠的影響。默克爾今天這樣的行為，很大程度上是受當時陷入在民主德國的父親的影響。盡管這樣，默克爾還是原意為了父親的願望而努力爭取權力，當然這也是向父親證明自己的方式。
默克爾和她的父母之間有著隔膜，特別是和父親之間。是什麼原因使默克爾變成這個樣子？首先應該是對她有深刻影響的家庭環境。其實每個人都這樣，雖然家庭背景的影響常常被忽略。默克爾的家庭是一個特殊的家庭，每當默克爾談到家庭的時候，她都是以非常愛戴及尊敬的口吻談到母親：“我自認為是一個活潑的人，愛講笑話，從小就是個樂觀主義者，這是從母親身上繼承下來的。我的母親是一個有主見、對人熱情、從不沮喪並且開放的女性。”在談到她的妹妹時，默克爾也一樣，但對父親就不同了，父親對默克爾影響很大，但她從來不談論父親。
默克爾的父親卡斯訥渴望擁有更高的權力，想讓教會聽從他的指揮，對家裏人他也指揮，如果不是他1954年想回到民主國家，一家人本可以避免這種不愉快的生活經曆。卡斯訥在柏林—勃蘭登堡教會的牧師學院擔任了一個他很喜歡的重要職位，作為一個知識型牧師，他常常會有一種優越感，讓人感覺到他在智力上優越於別人，因此也在無意中得罪了很多人。他沒有得到博士類的學術頭銜，也沒有獲得更高的職位，這一切一定讓他很苦悶。
卡斯訥的孩子能夠參加少先隊和青年團，這在教會人員的孩子中是個例外。這些不順從的牧師子女在就讀高中或上大學時會遇到很多很多的麻煩。卡斯訥似乎說過，他對民主德國的態度使自己的孩子獲得了與其他不是來自教會家庭的孩子一樣的權利。卡斯訥這種左右逢源的能力還可以獲得其他的特權，女兒默克爾也因此得以完成學業。卡斯訥當時可以去西方出差，雖然是去宣傳民主德國，他的夫人也獲得了這個權利，還去過美國。那些與卡斯訥打交道的民主德國官員曾明確地說，會盡可能滿足卡斯訥的一切要求。凡是從西方寄來的書籍，當局一次也沒有檢查過，即使是偶然一次查封，也會有人站起來說好話。卡斯訥的兒子馬庫斯在德國統一前就能到西德攻讀博士學位也可以說明他的特權，他還能把西德人請到滕普林做報告，就在教會學校裏自由地談論關於神學問題，這無疑增加了他在教會內部的聲譽。當時，教會學校是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最為特殊照顧的地方。
默克爾大概是在科學院工作時知道了父親的這種兩麵性，還在大學時代時她就對共產主義不看好，持批評的態度，在她選擇專業老師時也是這樣。當時有些人想，由於卡斯訥與從事教會活動的德梅齊埃關係很不一般，默克爾可以借助父親的影響成為政府的副發言人，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默克爾的政治態度與她父親截然相反，這顯然是受丈夫紹爾對民主德國持批判態度的影響，她還在科學院的時候就認識了紹爾。當然，默克爾現在的政治觀點與1989年12月底參加“民主覺醒”的那些人的觀點不同。在她的朋友圈裏，大多數人堅持走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並覺得應該建立一個人性化的社會主義。默克爾站立在批評民主德國的圈子裏，但她不做任何可能影響到她職業的事情，明哲保身的人並不在少數。
默克爾從來沒有覺得自己像個鬥士，當然，她的政治道路是隨著她的想法而改變的，特別是隨著試圖在整個德國能夠有所作為的想法而發展。不能說默克爾是在父親的同意下走上這條路的，因為父親至今和她的想法相反，還會避免讓媒體拍下有關他和女兒在一起的照片，甚至是與女兒的政治角色有關聯的照片都不允許。就政策而言，卡斯訥是不相信資本主義的，對能夠統一德國存在的基礎都有所懷疑。他想證明自己的想法，所以連基民盟為女兒舉行的生日派對他也不露麵。而默克爾的母親雖然曾經也是相信社民黨的，但她還是專門去聽了女兒在滕普林競選集會上的發言，卡斯訥不去也許是不想別人發現他和女兒在一起。
也許是由於父親的影響才能發揮超常，默克爾因身處牧師家庭而倍感壓抑。雖然從整體上來看，她也算是度過了一個美好的青年時期，她有一個善良的母親，但是她覺得自己無法達到父親提出的那些高尚的道德，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感覺更強烈，她覺得也許父親的政治觀點是錯誤的。當時，默克爾的許多做法不僅僅是在政治上與父親劃清界限。值得一提的是，默克爾沒有想過要學神學，她選擇學習物理專業令父母非常吃驚，因為當時在民主德國，牧師的孩子一般得接替父親的責任。默克爾與烏爾裏希離婚後，也沒有改回自己本來的名字，那時的她已經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大量的文章，不過很明顯與這無關。難道保留夫姓就意味著她與家庭切斷聯係？默克爾在政治上的發展與父親的想法雖然是相反的，但並不代表她沒有受到父親的影響，或許她是想向父親證明她能夠有所作為。父親在默克爾30歲生日時曾經來柏林，到她住的地方並留有一句話：“你現在還沒有作出點兒像樣的事。”這句話她一直銘記在心，一直到今天，默克爾都想通過自己的努力告訴父親，她能行。
結論四
默克爾沒有學會如何向別人推銷自己，也不善於將自己的想法或者可信賴的一麵告訴別人，以便和別人建立聯係，這和她在民主德國的生活有關，她很早就學會把自己私人的世界和國家的公共生活區分開來。
默克爾善於隱藏真實的自己，習慣言不及己。她可以侃侃而談自己，卻不會讓別人了解到什麼，她懂得掩飾最真實的自己。女攝影師克貝爾在默克爾50歲生日時曾對她說：“希望私底下的默克爾與她目前完美的麵具有所不同。”還是在學校的時候，默克爾就熟悉了兩種不同世界的生活，她從父母的經曆中懂得，對待任何人都不要輕易敞開心扉，不能隨便告訴別人你在想什麼，這樣的心理防禦在當時的專製製度下人人都有，因為他們明白，自己的升遷依賴於黨、安全部門和國家。
很多人，從在科學院工作的同事到原來的部長，在默克爾不同生活階段與她接觸的人現在想起來，卻是對默克爾“這個人”一無所知。應該說這是令人吃驚的一種現象，她侃侃而談，卻無法幫助彼此了解，而在政治上，沒有這種相互了解是行不通的。對於默克爾內心與外表世界的雙層世界，人們總有一種感覺：小心此人！由於默克爾從不暴露自己的私人信息，又善於適應環境，這樣就顯得她毫無個性。她在感情上特別能克製自己，以致很多人對她感到陌生，覺得她是個謎。
如果有一天默克爾在政治上失敗了，那麼很有可能是因為她沒有做到真正地去相信別人、去推銷自己，從而在自己周圍建立起值得自己信賴的圈子。信任是彼此給予的，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應該有好朋友和可信賴者的圈子，能夠在困難的時候提供幫助。默克爾隻認識晚年的科爾，但她從來沒有把科爾的手段真正記在心上。默克爾理智的思維是對當前局麵雙方利益的判斷，而不是在人與人的交往中獲得的。權威不僅來自可靠的手段，而且來自本身的感染力。權力不僅意味著使人畏懼和尊重，它同樣需要支持，而一個與任何人都有距離的人是不會得到支撐的。人們期待的信任是相互的，包括上級對下級的信任，否則人們就會麵臨分離的局麵和麵對困難時無人可以依靠的艱難局麵。
默克爾的幾個好朋友之一，施特拉爾鬆市長拉斯托夫卡認為，默克爾沒有建立自己的人際網絡，對此他從積極的意義上看：“默克爾沒有編織一個關係網，她沒有受人牽製的繩索和鏈條，她不想讓自己依附於別人，保持著不需要顧及別人利益的自由。誰要是向別人承諾某事，就要兌現。默克爾從不許諾任何人升官發財，這樣她在作出決策時就不受任何限製。”可盡管這樣，在當時競選候選人的時候，默克爾也對幾個對她來說重要的政治家許諾了職位。她在接受采訪時說過，她對因為她的影響力而與她攀交的人是很不信任的。她理性地作出了分析，正是因為她的權力，這些人才會討好她。她在評價政治圈內的其他人時，也是用“實用”的原則為標準，她與別人之間的距離顯而易見。
結論五
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短缺經濟、民主德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把意識形態生活拔高的做法使默克爾得出了與之截然不同的想法，她開始思索自由和責任的問題，認為美國符合她的設想。
默克爾並不支持西德傳統的萊茵資本主義和這個社會對公民提出的要求，而是希望德國成為一個與她以前所經曆的社會主義截然相反的一個社會。基民盟之所以在民眾中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為這個大黨與多數民眾的利益是一致的，它沒有像別的政黨那樣在勞動市場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上采取強硬立場，而是選擇像了擴大國家社會福利體製，並積極解決雇主與工人的矛盾。與此相反，默克爾卻認為，聯邦德國隻有進行根本性的變革才會有生存下去的可能，為此有人把她視為“社會冷血動物”。
默克爾信任的經濟政策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的，如果說到基督教民主的“教主”，她最喜歡經濟專家艾哈德，而不是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理阿登納。為了保證聯邦政府一些不受歡迎政策得以實施，默克爾也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她沒有對紅綠政府設置麻煩，作為在野黨的聯盟兩黨，沒有理由去破壞由紅綠政府提出的失業金與社會保障金合並的決議，因為這一決議的核心內容本來就符合聯盟黨的最早要求。然而即使是這樣，默克爾還是對這個方案進行了批評，但公眾稱之為“哈爾茨IV”的改革方案仍於2005年1月1日生效。
“哈爾茨IV”的改革方案隻是在正確的方向下邁出的第一步，這微弱的一小步卻解決了德國勞動市場的結構性問題。在對基民盟來說十分重要的2004年9月薩克森州議會選舉中，默克爾也態度鮮明地表達了這一觀點，因此聯邦政府挑撥性地說：“你們看，如果你們選聯盟黨，一切會更加痛苦。”2004年12月，基民盟在杜塞爾多夫黨代會上通過的勞動市場政策提案強調，要實行超越“哈爾茨IV”範圍的更大變革。聯盟黨內部在製定新的勞動合同保護規則上發生了分歧，基民盟的一部分中堅力量對有可能脫離社會福利國家的立場反應很消極。基督教報紙《每日郵報》於2004年9月30日發表標題為“新自由派的設想不會使大選取勝”的文章，文章挑釁地問道：“難道基民盟的基督—社會思想遺產已經枯竭了嗎？”應該有人為她出更高明的主意，她不應該在萊比錫黨代會上拿出一個與聯邦政府不同卻很詳細的方案，而是應該提出一個總體的政策。
科爾的政治風格是與之相反的，他雖然在這種情況下也會試著提出一個較為可行的方案，但他會在私底下委托一個委員，在取得多數同意並與基社盟商量好之後才會作出具體決策。默克爾則是親自負責這份改革模式中的細節部分，雖然她在改革內容上獲得好評，但很明顯她與基社盟產生了嚴重的分歧。作為在野黨，製訂的方案越詳細、越具體，就越會使自己處於進退兩難的窘境，也越容易受到不僅是聯邦政府和執政黨，還有專業聯合會和工會的攻擊。政府正好可以解決自己在決策中遇到的困難，在社會保障問題的爭論中，政府就是這樣做的。個別社民黨和綠黨成員曾經談論全民保險，但他們最後決定，如此徹底的改革工程要在2006年聯邦大選後才能在議會上提出。這樣一來，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受到批評的不再是政府，而是黨的社會政策傾向，選民不同意讚同黨派之間的爭論。
結論六
默克爾對所有的在社會規則下形成的事物都抱著懷疑的態度，她的信條可以說是“有疑問時選擇自由”。強烈的個人主義使默克爾在議會上飽受其他政治家的批評。
默克爾在處理屬於基民盟傳統信念的問題上常常得不到黨內多數政治家的支持。另外，她總是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看待一切事情，這明顯與曆史至上、重感情的科爾和以理智思考的法學家朔伊布勒看問題的角度不同。關於第218條款的辯論證明，默克爾很難在黨內取得政治家的讚同，但默克爾卻說，一個女人自願去做的事情一定是她思想中最為重要的事情。雖然她表示支持婚姻和家庭在社會中的作用，卻無法讓人們對她改變印象，即她在這一問題上的想法比黨內大多數人還要寬鬆得多，對待轉基因技術和生物學倫理的態度，她也是這樣的。當2001年黨內和議會黨團就胚胎移植前基因診斷（PID）、胚胎幹細胞和醫療克隆等問題進行討論時，自然科學家默克爾更支持法學家朔伊布勒、基督教神學家辛茨、波茨坦和聯邦議員萊歇等人的開放立場，但默克爾卻不想支持任何一方，於是她隻好站在中間，表示中立的態度，支持後來在議會中以多數票通過的方案：隻有在規定的日期之前取出的胚胎幹細胞才可用於研究實驗。在PID問題上，默克爾對於借助這種醫學方法解決父母之間的衝突表示理解：“對已育有嚴重遺傳疾病孩子的家長來說，明明知道使用PID診斷技術可以在懷孕後（如果查出孩子有問題）作出不要孩子的決定，然而卻禁止他們使用這一方法，讓我做這樣的決定太難了。”
對待一些新的生活模式，例如同性戀問題，默克爾的態度也是很寬容的。如果是科爾，打死他也不會像默克爾那樣到基民盟同性戀協會去發表演講。在2002年大選過後，基民盟主席團成員、勃蘭登堡州副州長順博恩警告默克爾說：主席女士，基民盟“不能變賣保守的貴重餐具”。他認為，《明鏡》周刊所引用的默克爾的講話是錯誤的，基民盟把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按照這樣的順序是錯誤的。順博恩強調：“我們擁護家庭與職業的統一，但我們當然有權進行優先選擇。正如一個母親說，她要教育孩子，這自然是她的正當權利。”針對順博恩的批評，默克爾說這裏的問題“不是丟掉高級餐具的問題，而是要為這些餐具增加光彩，使它們更加奪目”。對於這些老資產階級，默克爾沒有任何辦法，但她會在心裏給他們冠上心胸狹隘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