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和中央的直接指示下，全國各地相繼取得了鎮反的初步勝利。
毛澤東批示必須穩、準、狠
1950年12月19日，在中南海的豐澤園，空氣顯得異常凝固。在毛澤東書房的辦公桌上，堆放著厚厚的來自全國各地、大軍區有關土匪發動暴動、騷亂的告急電文、報告、材料。毛澤東一邊抽著煙，一邊翻閱著那大堆的文件。他看了一會兒，煙霧漸漸散去，他望著窗外，陷入了深深地思索之中。
自從鎮壓反革命運動在全國大規模地展開以後，身居北京的毛澤東運籌帷幄，密切注視著這場運動，指揮著這場全國範圍內的重大戰役。
為了指導這場運動正確進行和勝利發展，毛澤東起草和批閱了一係列關於鎮壓反革命問題的文件和指示，製定了一套正確指導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方針和政策，並在許多地方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就在這時，秘書急匆匆送來了一份沉甸甸的報告，潛意識裏他覺得這是一份非常緊急的文件。毛澤東很快地點燃了一支香煙，習慣地用手解開衣服上麵的兩顆紐扣，仔細地閱讀著這份報告。他那寬闊的前額漸漸開始緊鎖了，目光也變得越來越銳利。
這是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委書記、湖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黃克誠，以及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書記鄧子恢於12月7日寫的一份鎮反綜合報告。
報告上寫著：
湖南全省執行中央十月鎮反指示以來，鎮壓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大多數人是擁護的。這個堅決行動，打掉了敵人氣焰，鼓舞了群眾鬥誌，清醒了幹部頭腦，收獲極大。但目前個別地方發生逮捕範圍擴大，處理方式簡單的情況。下麵幹部勁頭很大，如果繼續堅決而猛烈的鎮壓下去，殺人將很大的超過中央規定的限度。今後，采取目前猛烈辦法，一定會發生混亂，引起全局緊張，孤立自己。因此，在鎮反工作正處高潮的時候，我們必須注意策略，與反革命進行鬥爭要做到有準備、有重點、有分寸。
毛澤東覺得，黃克誠同誌之所以提出這個意見，與湖南當時的具體情況有很大的關係。
中共中央發出“雙十糾右”指示以後，湖南省委結合本省實際，立即部署和開展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初始階段，對中央的精神進行層層地傳達貫徹，大張旗鼓地宣傳，放手發動群眾，糾正了對反革命過於寬大的右的傾向，使運動很快形成高潮。全省各地有計劃、有準備、有聲有勢地依法搜捕了一大批作惡多端的反革命分子，使那些公開暴露的敵人受到應有的鎮壓，反革命的囂張氣焰很快被打了下去。對群眾的威脅除掉了，他們拍手稱快，情不自禁的高呼“又一次解放”，大膽地站出來控訴、檢舉和捕捉反革命分子。
但是，在鎮壓反革命運動出現高潮後，產生了“左”的偏向，一些人勁頭十足，不注意策略，難以遏止，開始出現草率捕人殺人的現象，造成極不好的影響。
當黃克誠察覺了這一問題後，經過多日的思考，毅然作出決定，會同鄧子恢，即報告了中央，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毛澤東閱讀完報告後，提起筆在報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他指示秘書，迅速回電黃克誠，並轉告鄧子恢：
12月7日的綜合報告收到，很好，你們的方針是正確的。對鎮壓反革命分子，請注意打得穩，打得準，打得狠，使社會各界沒有話說。
這就是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毛澤東及時提出的“穩、準、狠”的方針，這是關於鎮壓反革命的全套策略問題，對於保證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健康發展和取得勝利，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
1951年1月17日，同樣在中南海豐澤園的辦公室，毛澤東接到中南局轉來湘西四十七軍的一份《關於對反革命分子必須打得穩、打得準、打得狠的電報》，他翻閱著報告，提筆在報告上這樣批到：
在湘西21個縣中殺了匪首惡霸特務4600餘人，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殺一批，我認為這個處置是很必要的。隻有如此，才能使敵焰下降，民氣大伸。如果我們優柔寡斷，姑息養奸，則將遺禍人民，脫離群眾……
隻要不殺錯，又注意策略（事先事後向各界人民多做宣傳解釋工作，注意時間地點，分期分批，分軍隊地方等等），對於真正的匪首惡霸及堅決的特務分子，必須在人民群眾擁護的基礎之上，堅決地處以死刑。特別是那些土匪猖獗，惡霸甚多，特務集中的地方要大殺幾批。所謂打得穩，就是要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的反動分子（不應殺者，當然不殺）。隻要我們不殺錯，資產階級雖有叫喚，也就不怕他們叫喚。
毛澤東
一月十七日
毛澤東迅速將批複電報遞給秘書，叮囑馬上轉給中南局和湘西四十七軍。
第八、依法謹慎收縮
史良說：“反革命決不會自甘死亡的！”
毛澤東說：“鎮壓反革命必須嚴格限製在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反動會道門頭子等項範圍之內。”
毛澤東說：“殺人不能太多，太多則喪失社會同情，也損失勞動力。”
史良作正確鎮反的報告
1951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批準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
這個條例的公布，是新中國立法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使鎮壓反革命的鬥爭走上新的階段。條例所規定的處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則和方法，為鎮壓反革命的鬥爭提供了法律的依據和量刑的標準，進一步推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發展。
這個條例是根據黨的鎮壓與寬大相結合，即“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政策而製定的。對於各種反革命的首要分子，對於解放後怙惡不悛、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特務間諜分子，采取了從重處理的原則。
2月23日，在人民大會堂，一場《關於正確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的報告大會正在進行。
“寬大無邊”右傾偏向的產生和蔓延，究根求源，可說是主客觀原因兼而有之。客觀上是建國伊始百廢待興、百端待舉，任務繁雜及專政機關初創，機構尚未健全，法製不盡完善，力量比較薄弱，缺乏司法經驗等等。但其症結在主觀。如曲解和偏廢黨的“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
對此，司法部長史良在報告中曾有精辟地剖析：
有些幹部把“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完整政策割裂地了解為“鎮壓”就是“殺”，“寬大”就是“不管”，因而對於“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原則亦發生偏差。機械地認為一案或一地的首惡隻有一個；其餘的反革命分子，縱然罪惡滔天，也都不算首惡；以為“脅從不問”即是根本不管，甚至把“脅從”、“從犯”及“共犯”混為一談，也概予“不問”；對於“立功”也不區別立的是真功與假功，把坦白認罪、據實招供和在監獄中的假積極也都視為“立功”而予以獎勵。因此，在審判量刑上失去了準繩，而失之過寬。其次，是有的幹部陶醉於革命的勝利之中，產生和平麻痹思想。
1951年3月，北京市首先處決了一批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
在處決之前，15日召集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政協委員會的擴大會議，討論了懲處反革命罪犯問題。24日又召開了有5000多人參加的市、區各界人民代表聯席會議，會上展出了反革命分子破壞活動的大量罪證，並由受害者進行血淚的控訴。會議實況由電台向全國直播。第二天，公安部門將該殺的近200名罪大惡極的反革命首犯，押赴他們過去作惡多端的地區，由人民法院開庭公審後宣布罪狀，當場宣判，就地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