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說，陳曉明為了趕在“60大慶年”結束之前拋出這個文學批評界“前所未有”的“高度論”，實在無暇顧及其無論中或西的“學術譜係”了。他對“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四點界定，實在是一個忽中忽西忽古忽今的急就章。這個“陳四點”，既構不成標準，也形不成解析；既讓人找不到其立論的立場何在，又讓人把握不住其論說的方法為何物。
近來陳曉明高調主張中國文學批評必須要有“中國的立場”和“中國的方法”，強調要看到中國當代文學與西方文學的差異性。然而，高舉“中國的立場”的陳曉明做的工作是什麼呢？是立即將那幾位他開口皆碑的作家推舉到“中國文學前所未有的高度”上。陳曉明聲稱他的“高度論”是“要壯著膽子為當代漢語小說說點肯定性的話”。以這幾位作家代表當代中國文學的“高度”也不能服人，靠他們幾位將數千年中國文學一腳踏平，陳曉明“壯著膽子”可以拋出這個“創意”，但是還不知道他們幾位也“壯著膽子”敢遵陳教授之旨攀這個“高度”否？這個陳氏定位不僅罔顧今天中國文學創作力和影響力極度低落的事實，而且完全是黑格爾式的曆史主義理念論的產物。陳曉明本來長期是服膺德裏達的解構學說的，但現在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上的陳曉明的“立場”，顯然不是德裏達的，而是黑格爾的。陳曉明的立場轉換了半天，雖然高調標榜“中國的立場”，實際上還是沒有跳出“西方”這個魔陣，隻不過是從德裏達到黑格爾完成了一次有驚無險的“水平蹦極”。
如果真要講“中國的立場”和“中國的方法”，中國文學傳統講原道、征聖、宗經，講自然天才論，講南北差異，講文體盛衰，但絕不講進化論，更不會講“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是自南朝的鍾嶸至清末民初的王國維均不變的傳統。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開篇就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這是典型的中國文史觀，在這個文史觀中，陳曉明能鑽研出“今天的中國文學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嗎？
在進化論框架下，以黑格爾式的理念主義曆史觀“唱盛當下中國文學”，不僅與當下中國文學的現實殊絕天壤，而且根本違背文學的運動規律。為什麼聲稱研究當代中國文學30年的陳曉明會提出這樣“前所未有的”論調？我倒不敢相信他的文學判斷力真是低下到不及常識的地步了。他能從這個沉寂平淡的文學現實中捏造出“中國文學前所未有的高度”的驚人奇觀，絕不是基於他的文學判斷，而是基於他於附和當下“盛世”意識形態的“唱盛的立場”。準確講，陳曉明所謂“中國的立場”，就是“唱盛的立場”。
魯迅先生說：“其實，中國人並非‘沒有自知’之明的，缺點隻在有些人安於‘自欺’，由此並想‘欺人’。譬如病人，患著浮腫，而諱疾忌醫，但願別人糊塗，誤認他為肥胖。妄想既久，時而自己也覺得好像肥胖，並非浮腫；即使浮腫，也是一種特別的好浮腫，與眾不同。如果有人當麵指明：這非肥胖，而是浮腫，且並不‘好’，病而已矣。那麼，他就失望，含羞，於是成怒，罵指明者，以為昏妄。然而還想嚇他，騙他，又希望他畏懼主人的憤怒和罵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細尋佳處，改口說這的確是肥胖。於是他得到安慰，高高興興，放心的浮腫著了。”(《“立此存照”(三)》)
依陳曉明所持的“唱盛的立場”，是絕不容許有人出來指明當下中國文學的“浮腫”的，否則，陳曉明就訴你以與媒體與漢學家合謀“唱衰當下中國文學”之罪(《羊城晚報》)。當然，陳曉明的誌向還不止於此，他還要以“中國的立場”相要挾，要人們跟著他在這“浮腫”上看到“中國文學前所未有的高度”。陳曉明這樣的氣魄，是魯迅時代那些隻滿足於以“浮腫”為“肥胖”的中國人所沒有的，原因應當是他們沒有機會處在這個“中國文學最好的時代”。
三、為什麼說當下文學處於中國文學低穀
我是不敢苟同所謂“高度說”的。立說不僅要有根據，而且要講道理。對有數千年(三千年？)曆史的“中國文學”作整體判斷，無論如何不能如當下某些批評家“飆捧”自己看好的某些作品那樣。“高度說”的倡導者舉出了幾位作家的幾部小說，列了四點理由，就打出“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旗子，當然不能服人。姑且不論這幾部小說是否達到了中國小說的“前所未有的高度”，單就中國文學文體的豐富性和差異性而言，這個“高度說”也是無立足處的。
是否中國文學在當下跌進了“前所未有的低穀”呢？同樣因為中國文學的曆史豐富性，我也不願簡單附和，或者說，不願把話說得這樣絕，給自己招來無謂攻擊。我認為，當下中國文學處於非常的低穀———不應有的低穀。我的看法，可從兩個方麵來說明：一方麵，從外部條件來看，文學遭遇了來自電子媒介藝術(尤其是影視藝術和網絡寫作)的前所未有的衝擊，文學在文化生活結構上被邊緣化，其社會影響力跌落到微乎其微的程度；另一方麵，從內部狀態來看，文學的自由創作精神和理想意識嚴重退落，這既表現為作家群體文學原創力的普遍下降，也表現為批評家群體的批評意識和批評能力的普遍下降。可以說，在當今中國社會國際化、市場化的深刻轉型中，中國文學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外在挑戰。同時必須指出的是，當下中國文學主流未能有效應對這次挑戰，而是以被動順應的方式換來了它瀕於潰敗的非常的低穀狀態。我們可以從如下三方麵看當下中國文學的非常低穀狀態。
商業化對文學全麵滲透，唯錢是圖在文學創作中主流化。令人悲歎的是，當下中國作家，同時享有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和非常富裕的經濟環境，但是，堅持嚴肅寫作、為社會民生寫作的作家群體，嚴重萎縮。當今的“中國作家”人數，無疑世界第一，但是，真正履行作家社會職責的人數，實在為數不多。因此，我們看到，當今中國文學在作品數量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但是這種“繁榮”包含了太多的泡沫甚至垃圾。因為商業侵蝕，文學創作的低俗化、惡俗化趨向，是當下中國文學低穀狀態的突出表現。
在嚴肅文學作家中，一批對於當下文學創作具有“潮流導向”意義的作家背棄自己早期關注民生、以文學承擔社會良知職責的創作道路，紛紛轉入了“孤島寫作”，他們沉迷於玩無聊、玩深沉、玩技巧。對於這些“孤島作家”，他們的寫作似乎不是為廣大的讀者服務的，而是為某些批評家服務的。“孤島寫作”的根本問題是作家們割斷與現實生活相連接的臍帶，他們或者用咀嚼自我內心有限資源的辦法進行寫作，或者以玩家或技師的手法“處理”現實。因為缺少生活的資養，他們的寫作缺少真實的內容而走不出極端自我複製的死穴。這種文學低穀現象，局外人看得很清楚，而在文學內部，卻被一些“有話語權”的批評家標榜為“前所未有的高度”上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