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成為了1898年短暫變革的領導性人物。新知識讓他們獲得了權力，但與權力的蜜月期實在短暫，在持續了一百天激情洋溢卻又膚淺急躁盼努力之後，變革戛然而止，一些人斷送了生命，而這一對師徒開始了漫長的流亡生涯。
流亡暫時壓抑了梁啟超的政治能力，卻激發起他的智力冒險。在前往日本的輪船上，他就開始學習日語，並動手翻譯日本作家柴四郎的小說《佳人奇遇》。流亡的西班牙將軍的女兒幽蘭，投身愛爾蘭獨立運動的誌士紅蓮，從事複國活動的明末遺臣鼎泰璉，留學費城的日本青年東海散士，這四個人物的相逢，上演的是故國淪亡與重建國家的悲情與抱負，其間又有兒女情長。時代背景囊括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以及中日戰爭等諸多重大事件。
正深感故國飄零的梁啟超深深為此觸動，寫一本類似的小說的念頭開始興起。“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他在1902年創刊的《新小說》雜誌中以他標誌性的誇張語氣寫道。維新的失敗經曆，讓梁啟超這一代知識分子意識到，改變中國無法依賴最高權力者的意誌，而要改變的是整個國家的思維方式。小說要承擔這個重任，因為每個人都能讀得懂它。既然狀元宰相、才子佳人、狐仙鬼怪可以通過話本小說深入人心，那麼民族國家、物競天擇、君主立憲這些新思想，也一定可以通過新的小說形態來傳播。伏爾泰是梁啟超心目中的英雄，他憑借小說和戲劇，改變了整個法國的風俗。
《新中國未來記》分5期連載在《新小說》上。或許在很多方麵它不像是小說，而是政論家的狂想曲。通過孔博士在1962年世博會上的回顧演講，梁啟超臆想了一個中國的建國與複興過程。1902年至l962年，60年被劃分成6個時代，中國逐漸從一個專製、落後的國家，變成一個強大的共和國，贏得了世界的尊重。促成這種變化的三種主要力量是：外國的欺淩喚起了中國人的愛國心；民間誌士的不懈努力；皇帝的自省，讓權於民。而小說的兩位主人公黃克強與李去病的遊曆與辯論，則把讀者帶回到20世紀初那個慌亂、躁動、血性又雄心勃勃的年代。遺憾的是，它沒有寫完，五回之後戛然而止，梁啟超去忙著做那些他認定更緊要的事情去了。
但是這本如今很少被閱讀的作品，卻富有預見性地奠定了20世紀中國曆史的主要基調——在一個富有競爭性的民族國家時代裏，中國如何建國、贏得獨立與尊重。按照文學評論家李歐梵的觀點，它很可能是中國惟一的浪漫主義色彩的建國小說，它提供了一個國家生長所需要的神話，而這神話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國家的強大壓倒了任何其他目標。
曆史總是充滿了嘲弄。到了梁啟超熱烈憧憬的1962年，整個國家其實仍生活在大饑荒的邊緣。曆史也充滿了遺忘和重複，不知2010年的世博會上，主辦者該怎樣回顧這一個世紀的中國故事。
(呂秀蓮薦自《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