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新聞傳播學量化研究方法曆史概述
調查研究
作者：朱卉 聶慧敏
【摘要】本文對我國新聞傳播學學科出現以來對於量化研究方法的使用進行了梳理。量化研究方法與質化研究方法一樣，是新聞傳播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並且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和青睞。厘清我國量化研究的發展脈絡，對於後來研究者具有很高的指導和借鑒意義。
【關鍵詞】量化研究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
我國的傳播學研究在上世紀70年代才開始艱難起步，一路頂著“宣揚資產階級觀點”的思想壓力，逐漸為學術界所承認。並在上世紀90年代蓬勃發展起來。我國傳播學的量化研究，伴隨著這股“東風”也從無到有，茁壯成長起來。但一些純粹的方法論者，麵對質化和量化的研究分歧，仍堅守著各自的陣地。厘清我國新聞傳播研究中量化方法的發展曆史脈絡，對於傳播學的研究和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研究的起點
傳播學在20世紀20年代初和60年代前後曾有零星的火花在中華大地上出現，但真正作為一門學科建立和發展是在1978年。然而，傳播學中的量化研究的引入卻比傳播學的發展曲折得多。在1980年，還有傳播學者這樣評價到：“不少美國的新聞學理論的文章和著作，利用了統計、邏輯和數學的方法……其實，不過是些唯心主義糟粕。”說明當時的學者對於量化研究仍存在不少偏見和否定的態度。
直到1982年6月，由北京新聞學會發起，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人民日報等組成調查組，由陳崇山、柯惠新兩位學者牽頭，進行了突破性的嚐試，第一次開展了對北京市讀者聽眾觀眾的調查，刊登在1982年出版的《新聞學會通訊》上。在這次調查研究中，共覆蓋295個樣本單位，樣本數量2432人，出具6份調查報告。對北京市13歲以上的受眾閱讀報刊、收聽廣播、收看電視節目的媒介接觸情況進行了調查和研究，提出了相應的發展建議。這次調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是我國研究人員第一次嚐試用量化的思維來解決新聞傳播中的問題，也是運用現代科學方法調查受眾的起點。但是這一科學研究思想逐漸建立並被接受，已經是1986年後了。
二、緩慢發展中前進
1982年開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訪華帶來的研究熱潮，新聞傳播學科快速發展起來，召開全國性的傳播學研討會，大眾傳播研究占據傳播學研究的主流。
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運用。陳力丹1986年在《新聞理論研究的現狀及曆史的探討》中總結1979年來，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發展中的40個研究話題時，有13個話題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應用。1987年，《新聞學論集》第11輯發表祝建華的文章《傳播學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學來源》，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國新聞傳播學範圍內較早的、鮮明的以“科學方法論”為論證對象的文章。
逐漸的，在傳播學界，量化研究不再飽受質疑，而是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運用起來。同時，也不僅僅局限於頻率統計一類較為基礎的數學和統計學手段，更多樣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學科研究中。例如嶽南在1987年第3期《新聞學刊》上刊登了《新聞價值及其數學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數學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構建新聞價值這一因變量與讀者需求、信息量這兩個變量之間的函數關係。
在這之後，在新聞傳播研究過程中，數學模型的應用逐漸多了起來。如《新聞學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穎的文章《深度報道——黨報報道結構的再次調整》，運用了模糊數學中的“隸屬度”概念。在這一時期，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人員的眼界開闊了，研究也邁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階。
上世紀90年代中末期，傳播學量化研究趨於多樣化和多元化的發展態勢。這其中，也不乏優秀的研究調查，如柯惠新、陳崇山、喻國明等人進行的亞運宣傳效果調查研究。在研究中，不僅對數據進行了頻率統計處理，更對數據間的相關係數、顯著性進行了考量。通過路徑分析和多元回歸分析的方式處理數據，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斷式的研究方式可能產生的誤差，以科學的方法對受眾態度成因進行測度。這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中，是比較新穎的研究方式。
在這一階段中，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課題更加豐富和廣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論的引用和單純借鑒上。原創性的理論體係和研究方法比較少。如張瑩、申凡等對1994年至2003年10年間《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上發表的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統計，發現在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較於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數量很少，依賴性較強，創造性不足。
三、高速發展時期
邁入新世紀的新聞傳播學本身，迎來了自學科引入國內後最蓬勃發展的一段時期。依據王海龍，沈翠婷的《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量化分析》對我國2000—2009年間，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統計顯示：這10年間，新聞傳播學科立項數量增長幅度達到了驚人的331%。在這一形勢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聞傳播學中的運用也變得更加的普遍和廣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