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朱民共進午餐
人物寫真
作者：亨利·桑德
朱民選擇了一個周六在他華盛頓特區辦公室附近的中餐館和我共進午餐，並接受采訪。朱民很忙，每年出訪多達30多次，為了和他吃這頓午餐，我提前了好幾個月預約。因為那天是周六，朱民沒有著正裝，隻穿著休閑褲、藍格襯衫，深色夾克，但他看上去仍然像一個標準的國際外交官。
朱民的工作生活和他在中國國內的同行有很大的不同。他待在飛機上的時間遠遠超過待在華盛頓家裏的時間，相比之下，中國國內政府官員出行受到嚴格的限製，他們一年因公隻能出兩次國，訪問國家的數量以及在國外停留多長時間都有嚴格要求。“這樣的限製很讓人討厭”，朱民說，“你要知道，為了公平起見，政策一刀切，但很多地方政府官員在國外根本沒有正事，隻想著出國旅遊，而那些在國外真正有公務的人反倒遭殃。”
像這種對政府直截了當的批評，在整個采訪中寥寥無幾。總的來說，無論是談及對政府官員出行的規定，還是談論他自己的職責，朱民都完美展現了在他人生大部分時間裏所扮演的角色：努力在彼此不能理解的兩方之間搭建起溝通的橋梁。
“我永遠在兩方之間左右為難。”他感歎地說。當他被任命的消息傳來時，中國《環球時報》刊登評論文章，題為《朱民肩負國家重任履新IMF副總裁》。朱民表示，他為IMF工作，反映的是IMF、而不是中國央行的意誌。去IMF走馬上任之前，朱民是中國央行副行長，中國央行對他的任命也表示了支持。“如今我代表的是IMF，為全世界服務，我要對全球70個國家負責”，朱民說，“在IMF另有代表中國政策意誌的執行董事。”
這時，我們的談話被女服務員打斷了，她把兩份塑封菜單“啪”的一聲甩在我們麵前。點菜前，我們先得點茶。我讓朱民點，心想在這個問題上他一定比我有主意。“我要好茶，隻要是好茶啥都行。”他用中文對女服務員說。大多數中國人對茶也許都有更具體的偏好，但朱民卻選擇信任這位女服務員的專業推薦，顯示出他性格中外交的一麵。不一會兒，飄有新鮮芬芳茉莉花瓣的茶水就端了上來，旁邊還另外放了一壺開水。
朱民為我倒茶，我們都陶醉地聞了聞茶香。之後，朱民主動提議點一頓便餐——他要了蒜茸荷蘭豆、麻婆豆腐以及用筍幹、紅辣椒，以及一種據說對心髒有益的菌類作配料的清蒸魚。我們準備用中國人的方式夾菜、吃飯。盡管我一直用中文和朱民說話（表明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但那名女服務員仍然帶著一絲輕蔑地把一副刀叉撂在我麵前。我倆聊起了在華盛頓吃到新鮮活魚微乎其微的概率，朱民說：“紐約的中餐比華盛頓的要好得多，因為紐約人比華盛頓人更加在乎餐飲質量。”
朱民出生於1952年，61歲的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盡管青少年時代他在上海經曆了文革，吃了不少苦。朱民出生在一個殷實的上海家庭，他還有一個弟弟，比他小四歲，朱民的父親畢業於燕京大學（如今的北大）經濟係，曾在政府任職。朱民接受了高水準的小學教育，他被要求掌握一種西洋樂器（他選擇了小提琴）和一種民族樂器（他選擇了笛子）。
1966年文革爆發後，和許多其他官員一樣，朱民的父母也受到了衝擊。朱民被迫從中學輟學（時至今日，他都沒有中學文憑）。之後的十年，他在一家食品罐頭廠上班，在東部沿海地區開卡車。但朱民也是幸運的，因為他被允許留在上海，他的弟弟則被發配至安徽，當了一個農民。
直到1977年大學恢複招生，人們的生活終於回歸正軌。“父母對我說，你必須幫助你弟弟通過高考，因為他比你的處境更差。”朱民回憶說，“但我也想上大學。想象一下吧，耽誤了十年後，大家都想上大學，競爭得有多激烈！”
但最終兄弟倆都考上了上海最好的複旦大學。朱民一直很喜歡物理，但這把年紀再學這個頗具挑戰性的專業，自己覺得有些力不從心。父親建議他改學經濟專業（“10年動亂後，幫助重建中國”）時，朱民接受了。那是個奇怪的年代，與諸多同齡人一樣，朱民經曆的風風雨雨與如今的功成名就反差如此之大，以至於他有時覺得人生有如夢境一般。朱民說：“我幹了10年的體力活兒，然後，大學恢複招生，我又走進校園，還學起了詩歌和書法，我還是那個卡車司機嗎，我真實的生活到底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