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的父母在他上複旦時雙雙過世，談到父母，他眼裏噙滿了淚水，“他們受了太多的苦”，朱民說著把眼鏡摘掉，輕輕擦了擦淚眼，“文革使人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人才損失無法估量。”足足有一分多鍾，我倆都沒再言語，朱民才重新平靜下來。
朱民與弟弟畢業後，雙雙留校任教，而後又雙雙留學深造。朱民去了普林斯頓大學，在那裏獲得了伍德羅·威爾遜學院公共行政管理專業碩士學位，他弟弟則去了西北大學留學。上世紀90年代初，朱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一邊教授經濟學，一邊攻讀學位，並於1996年獲得博士學位。
許多在中美兩國都待過的中國學者表示，要想讓複旦這類優秀中國大學的教學質量與美國一流大學相提並論，還需要50年。在中國，科研經費的發放與學術成績並不完全掛鉤，這意味著很多頂尖人才（不管是學生還是老師）可能被迫選擇出國留學，我問朱民是否為此感到擔憂。
“重要的是擁有選擇”，他答道，“如今在中國，大學生們就有很多選擇，這與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當年我在複旦時，每周花六小時學習《資本論》，學了足足一年半，而西方經濟思想則隻學了一學期，每禮拜還隻有兩小時。而如今，學生們能捧著《資本論》看上一小時就很不錯了。”
朱民如今是普林斯頓大學校董會成員，也是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顧問委員會成員，這兩所大學都與中國高校有往來。“現在兩國在教育方麵有很多交流。”他說。
我們點的菜一下子都端了上來，朱民反客為主，為我夾菜。當我拿起塑料筷子時，那名女服務員用懷疑的目光看著我，我回瞪了她一眼。
我10年前在北京結識朱民時，他還在中國銀行工作，這是中國四大商業銀行之一。他當時是中行副行長，負責中行的日常管理以及重組事務，2006年，中行成功在香港上市。
任職中行時（與他隨後任職的其他職務一樣），朱民不得不在支持上市的人和把上市視作背離馬克思主義的人之間努力維係微妙的平衡。當朱民建議中國銀行聘請一家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時，從政府到銀行高層都極為震驚，“怎麼能讓外國會計事務所了解我們的底細呢？”朱民回憶當初官員的質疑，暗示該行的資產負債表乃國家機密。“他們問我，‘我們怎麼能允許有外國董事呢？怎能失去100%的國有控股地位？’”
朱民堅持已見，聘請外國專家擔任董事會成員（雖然重大事項仍由政府決策）以及風險管理與信貸部門的關鍵職位。他還從彙豐、高盛等西方銀行引入高級顧問，舉辦各種培訓班和研討會。在中行赴港上市那段時間，朱民不斷會見有意向的投資者，他說的諸多條款外國投資者無法理解。“國際慣例和當時中國行事的方法完全不同”，朱民說，“我們的國有企業也應該成為管理良好的公司，這很重要。如果遵照國際標準，銀行就得商業化經營。所以我們當時的領導人思想既開放、又很有遠見。”
他停下來，又給我倆的盤子夾滿菜。朱民如今仍堅信改革，盡管我問他過去10年、中國政府的改革動力是否逐漸減退時，他拒絕做出直接回答；當我問及中國監管高層近幾個月的人事變動緣由時，他同樣拒絕回答。但很明顯，他並不像中國某些高級經濟學家那樣，隻會盲從大流。
在中國銀行工作十年後，朱民在2009年調任中國人民銀行，負責政策研究事務。在以往的工作中，他就顯露出果敢幹練與遠見卓識的能力：2007年夏天，他在一次講演中認為全球開始進入長期的去杠杆化進程，當時持此觀點並不受待見（尤其是美聯儲）。在2008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朱民準確地預測中國經濟將繼續維持高增長率，但又認為由於此舉越來越需借助國家力量，最終會導致改革發生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