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目前的關注焦點是由各國央行幹預政策所引發的緊張態勢——始作俑者就是美聯儲與日本央行，它們的寬鬆貨幣政策讓其他國家實現貨幣管理任務時更顯得捉襟見肘。“我不斷遊說各國央行”，他解釋道，“對方都說，貨幣增發是萬全之策。各國都有自己的授權及管轄權，但我提請各國要考慮全球範圍的超溢效應。”
朱民最近發表的很多演講，都是關於中國所處的矛盾處境：其製造業積極引領全球，而其金融業仍固步自封。他談到中國需要發展，而且也談到了“確保全民平等共享改革發展紅利”的必要性。這些觀點並不尖銳，但作為IMF副總裁，他不能充當煽風點火者。他的行事風格更多的是旁敲側擊提醒國人需不斷深化改革。
隨著三盤菜慢慢見底，我倆轉向其他話題。與許多中國人迥異的是，朱民特別喜歡印度，是印度精神的忠實擁躉，而很多中國人覺得印度是全世界最原始的國家，富麗堂皇的購物中心寥寥可數。“每個人都有兩麵性”，他說，“既有物質層麵，也包括精神求索。最困難的是在生命終結之際，你為這個世界貢獻了什麼。”
至於他自己，朱民希望就修複IMF與亞洲之間的關係盡自己的綿薄之力。自15年前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本地區很多國家一直以懷疑的目光看待IMF。朱民覺得情況正逐漸好轉。“亞洲與IMF之間的隔閡已修複很多”，他說，“2010年，我參加了在首爾舉行的一場區域性會議，看到人們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韓國官員對我說，‘我們如今開始信任IMF了’。”
與很多中國人一樣，朱民似乎在美國生活得很愜意，隻是日常生活中的無數小細節會讓他想起家鄉，無論是他正在吃的麻婆豆腐，還是他辦公室牆上掛著的中國傳統水墨畫。周末，他喜歡去紐約長島東部的漢普頓區一帶走走。他的女兒供職於華爾街一家谘詢公司。盡管多數中國人喜歡把蔬菜炒熟了吃（這是個好主意，因為在中國，蔬菜上殘存著農藥），朱民則更喜歡新鮮沙拉。
我問朱民退休後的打算，是待在美國、還是回中國？從某種程度說，我的問題不懷好意。“我當然要回中國去”，他毫不猶豫地說，“當初從國外留學歸國後，大家都說，回來就好，祖國需要你，我對他們說，‘我也需要祖國，我是中國人’。”
我倆坐在那兒快兩個小時了，多數顧客已經離開餐館，我們的茶早就涼了，也沒人過來幫我們換壺熱水。買單時，那位女服務員終於現身，把賬單遞給朱民，見到朱民轉而把賬單傳給我（這是《金融時報》的規矩）時，她露出一副既得意又同情的神情。她拿走我的信用卡後，過一會兒回來時，手裏端著兩個盤子，放著幾片檸檬與橙子，以及兩塊幸運餅幹。
朱民從幸運餅幹中抽出小紙條，上麵寫著“財源滾滾”，我的紙片上也寫著類似的吉言。“這不太可能發生。”他搖搖頭說道。
“但你還是比我更有可能的。”我們一邊說著，一邊走出餐廳，走進明亮的陽光之中。
亨利·桑德是《金融時報》首席國際金融記者
二人就餐的蓉園（Chalin’s）餐廳位於首都華盛頓西北方向I 街1912號
午餐花費
麻婆豆腐 9.95美元
清蒸魚 15.95美元
蒜茸荷蘭豆 15.95美元
米飯、茉莉花茶和好運餅幹免費
共計（包括小費） 46.04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