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特別策劃
特別策劃
2015年3月3日至15日，全國兩會在北京召開。《留學》雜誌采訪到三位在教育領域有豐富工作經曆的全國政協委員，請他們就中國教育領域的問題，中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音樂藝術領域留學生就業等方麵的問題進行解答。
觀點：教育不能為了國際化而國際化。
Q=《留學》雜誌社副主編鄧茗文
A=全國政協委員唐曉青（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原副校長）
Q：您在兩會上指出“中國批判思維教育太弱”，您認為問題的根源在哪？
A：從幼兒園到大學，我們的教育體係並沒有鼓勵被教育者具有批判性思維。很多人都認為中國的教育很嚴謹，學生的計算能力和技巧性的能力都比國外的教育強，而且訓練得很紮實，但那為什麼出不來諾貝爾獎呢？
教育可以分義務教育和非義務教育來談，接受義務教育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提供義務教育是憲法賦予政府的責任。我認為義務教育應體現公民教育，使得被教育者成為一個守法的、合格的公民，能夠以一個完整的人格去麵對後續的人生。
我們現在的義務教育以考試為導向，花費大量的教育資源，並且耗費了被教育對象所有的精力和時間，被訓練成為考試機器。
我們的教育不能泯滅人對於自然的好奇和探究的欲望，隻要有了好奇心和探索的勇氣，這個民族就很有希望，所以在這方麵我覺得我們可以更多向國外學習。
Q：在本次全國政協會議上，針對教育問題，您提出了什麼建議？
A：還是教育投入問題。為什麼教育投入占GDP4%這麼多年才達到？為什麼多年來未有大一些的突破。各級政府在執政中，是否真正保證了對教育的投入，尤其是義務教育。各級政府在處理問題時總是認為教育是軟的，總是說這裏經費不夠，那裏缺經費，最後落到教育上的經費就沒有。
現在每一次政府工作報告就說教育投入超過了4%。我希望政府將來給我們更明確的數據，不能簡單地說“占GDP超過4%”。所以這次在政府工作報告意見裏我提到，粗略的數據是沒有辦法為決策提供依據的。
Q：您怎麼看待用指標考核一所大學教育國際化水平的做法？
A：現首先，我先聲明：我不讚同“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說法。一個國家的教育沒有必要非得國際化，好多東西不是非國際化不可；同時一個國家也不應該把教育封閉起來，封閉的教育是不會培養出視野開闊、思維活躍的人才，教育的屬性應是開放的、多元的。
現在一說國際化，就是看各個高校有沒有達到幾個指標，合作辦學做了沒有，外教數量、留學生人數等等。我們不能為了國際化而國際化。高等教育有它的發展規律，一個學校應該有自己的辦學特點。
在吸引留學生方麵，各個學校應該根據自身的情況，並不一定要求追求留學生的規模有多大。應根據學校的能力、專業特點、教學和生活條件、生源等資源性的因素來整體規劃規模。我在主管這部分工作時從來不盲目追求規模。
高等院校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應該從科學研究出發。在搞科學研究的過程中，你是不是應該了解國內外同行都在做什麼、怎麼做？別人走過的彎路你就別再走了。我在北航做國際合作相關工作的時候，更多地鼓勵我們的教授、研究生走出去開展真正的合作研究，參加國際會議，到國際上去發表論文、闡述學術觀點，把研究的視野拓寬到國內外，拓展到更大的空間。
觀點：經濟全球化使得我們每一個人的競爭變成了國際競爭。
Q=《留學》雜誌社副主編鄧茗文
A=全國政協委員印傑（上海科技大學副校長兼教務長）
Q：教育部剛剛發布數據，2014年出國留學人數達到45.98萬，截止2014年底，108.89萬中國學生正在國外進行相關階段的學習和研究。您如何看待留學熱？
A：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一個市場競爭的結果。中國家長對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視，願意花那麼多錢讓孩子去國外讀書，而國外的優質教育資源稍微多一點。我們必須盡快提高我們自己的教育水平，而不是靠政府規定去限製什麼。
如果我們的高等教育的水平提高了，我們的學位的含金量提高了，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提高了，會有很多的學生留在國內讀大學，甚至有很多留學生願意到中國來讀大學。
Q：您認為中國的高等教育水平與美國等教育強國之間的差距有多大？
A：應該說，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們的水平已經提高了很多，中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到了可以跟國外一流大學對話的程度，否則國外一流的大學不會跟我們建立合作。
但我們距離一流的辦學水平還有一定的距離，這主要表現在：第一，頂尖師資上的差距，我們的學術大家、思想家不如最好的那些大學，這是高等教育第一要突破的。第二，有一個製度上的問題，導致老師對學生培養的重視程度不夠，特別是老師對本科生教育精力投入不足。第三，我們的優質課程，不管是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