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傳奇的兩重敘述張愛玲的後半生
封麵故事
作者：曾焱
話題和價值1954年，張愛玲在香港英皇道蘭心照相館拍攝了這張經典照片
1952年7月，在拿到香港大學注冊處入學通知三個月後，張愛玲離開上海，經廣州搭火車抵深圳，從羅湖橋出境香港。這年她32歲。她22歲時，因為香港淪陷於太平洋戰爭而自港大輟學返滬，10年後以申請重讀完成學業的理由獲準赴港。等到移居美國後的1963年，張愛玲把這段經曆用英文寫進過一篇散文《重訪邊城》（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在美國《記者》雜誌發表，1982年以中文又重寫一次，裏頭的回憶場麵就像是老電影鏡頭自帶著年代的張皇：火車上下來的一群人過了羅湖橋，把證件交給鐵絲網那邊的香港警察。張愛玲和其他等著過境的人都站在太陽地裏等著，不肯聽警察的話到旁邊小塊陰涼地去。“我們都不朝他看，隻稍帶微笑，反而更往前擠近鐵絲網，仿佛唯恐遺下我們中間的一個。但是仍舊有這麼一刹那，我覺得種族的溫暖像潮水衝洗上來，最後一次在身上衝過。”
就這樣，自1952年再回香港至1995年逝於洛杉磯，張愛玲在海外的寫作生涯綿延了43年，至少在長度上已超過她的上海時期。2010年張愛玲誕辰90周年的時候，香港浸會大學和北京大學先後舉辦了規模較大的紀念研討會，與會專家和“張迷”們談論的重要話題之一便是如何看待張愛玲的晚期寫作：她是一個夭折於曆史大轉身之後的華語傳奇，還是隱居海外卻仍舊保持傑出水準的寫作家？或者，還有另外的答案。
2015年9月，在張愛玲去世20周年紀念之際，我們記者分頭去踏訪她在香港以及美國東、西海岸生活過的地方，訪問她的遺產繼承人宋淇之子宋以朗、哈佛學者王德威、大陸研究者止庵等人，目的是要通過談論張愛玲和她的後半生，使我們有興趣重新理解在中國現代文學曆史上少見的、忠於天才和孤獨的一種寫作者，“他寫所能夠寫的，無所謂應當”（張愛玲：《寫什麼》）。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張愛玲在1942年中斷學業和閨蜜炎櫻結伴回上海。兩人在張愛玲姑姑家的樓頂上留影
身前身後，張愛玲於中國現代文學都可以說是沒有同類的“異形”。她是謎。是符號。永久橫亙在爭論兩端。幾乎沒有一個作家——無論男女——像張愛玲這樣被一些人書寫成文學神話，甚而有如遺跡挖掘一般的“張愛玲學”，同時又被另一些人批評為怨婦寫作誤上神壇。在不同的時代，她的作品連著她的人生都在被不斷複寫、補白和重構，滿足著不同人的不同偏見。
華語文壇“張愛玲熱”大體經曆三波高峰。第一次是在上世紀40年代早期，她不過20多歲，即以小說集《傳奇》和散文集《流言》“成名要趁早”地橫空出世於上海淪陷時期文壇。1943年的張愛玲交給《紫羅蘭》月刊主編周瘦鵑兩部中篇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和《沉香屑——第二爐香》，一個星期後，周瘦鵑告訴讀後感：覺得它的風格很像英國名作家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了一些《紅樓夢》的影響，“不管別人讀了如何，而我是‘深喜之’了”。在1944年《傾城之戀》和《金鎖記》發表後，她天才的名氣已經令上海灘驚豔，《傳奇》出版四天即告售罄而再版重印。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研究員、張愛玲研究專家陳子善曾提到，寫過長篇《風蕭蕭》、中篇《鬼戀》而風頭甚健的作家徐訏1946年從美國回到上海，有人介紹他兩個在當時見紅的女作家的作品，“一個是張愛玲，一個是蘇青”。可見張愛玲當時名氣之盛。徐訏批評張愛玲“取材又限於狹窄的視野”，但同時期還是有不少文人視其為天才。1944年，專門研究女作家的學者譚正璧發表《蘇青與張愛玲》，評價張愛玲，《金瓶梅》和《紅樓夢》“給了她無限的詞彙，不盡的技巧。所以新舊文學的糅合，新舊意境的交替，也成為作者特殊的風格”（符立中：《張愛玲大事記》）。
抗戰勝利後，因與“附逆文人”胡蘭成之間的感情糾纏，加之自己作品中從無亡國之痛，張愛玲在文化界聲討漢奸的聲浪中備受壓力，有幾年幾乎停止發表作品，隻和上海文華電影公司合作寫些劇本，然而1947年編劇的電影《不了情》和《太太萬歲》大賣，又讓她回到文藝界的中心。1950～1952年，張愛玲以筆名梁京先後在上海《亦報》連載小說《十八春》和《小艾》，是她離開內地前往香港之前的最後作品。《十八春》仍舊成功，1967年由她在美國改寫為《惘然記》重新連載於台灣《皇冠》雜誌，後來出版為單行本時又更名《半生緣》。
第二波“張愛玲熱”大概始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身在美國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家夏誌清在1961年發表英文著作《中國現代文學史》，裏麵給了張愛玲42頁篇幅，並將她排到魯迅之前，甚至稱她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華語文壇一時聳動。1965年，經香港朋友宋淇介紹，張愛玲開始將舊作和新作陸續交平鑫濤的台灣皇冠出版社出版，此時皇冠因為剛剛出版了瓊瑤言情小說《窗外》等書而擁有大量讀者。前後這兩件事情，令在美國幾近隱居狀態的張愛玲再次走紅台灣和香港文壇，報刊請人追訪張愛玲，女記者“翻垃圾”事件即發生在這段時期。直到90年代，兩部根據張愛玲小說改編的香港電影獲獎又走紅，一部是關錦鵬的《紅玫瑰和白玫瑰》（1994），另一部是許鞍華的《半生緣》（1997）。在第二波熱中，80年代中期，北京《讀書》和上海《收獲》先後發表柯靈的懷念文章《遙寄張愛玲》——40年代張愛玲曾在他主編的《萬象》上發表小說《連環套》。同時《收獲》還刊登了《傾城之戀》，是內地在張愛玲赴海外後第一次正式發表其作品，自此她在內地也重新進入大眾閱讀，並不斷升溫。2005年之後的第三波熱至今未褪。宋淇之子宋以朗在其父母都去世後成為張愛玲新的文學遺產執行人，陸續授權出版了她生前未曾發表的遺稿。圍繞遺稿究竟是否該出版莫衷一是，尤其是2009年出版的1976年即完成的《小團圓》更是爭議紛紜，書中有大量情節讓人無法不聯想原型胡蘭成，但出版行為本身帶來的作品熱銷及話題效應毋庸置疑。2007年，李安據張愛玲原著改編的同名電影《色·戒》上映，電影本身挑戰尺度，也令張愛玲話題熱度難消。據宋以朗2010年述：“隨著《重訪邊城》、《小團圓》、《異鄉記》、《張愛玲私語錄》、《雷峰塔》和《易經》的問世，張愛玲再一次成為大眾焦點，其人氣之盛甚至比她生前有過之而無不及。”
影響橫跨兩個世紀幾個時代的“張風”，對中國文學到底有什麼價值？除了話題還留下了什麼遺產？這種爭論在她40年代少年成名的時候其實已經開頭。在現代中國作家裏，張愛玲是唯一兼具顯赫家世、天才寫作和傳奇人生的人。“張迷”對她的出身十分熟悉：父親張誌沂這邊家族，祖父張佩綸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藕則是李鴻章長女。母親黃素瓊的家族也不普通，張愛玲的曾外祖父黃翼升祖籍長沙，跟隨曾國藩湘軍征戰太平軍，最後官至長江水師提督。張愛玲自小到大都在寫她的高門巨宅。6歲寫了第一個故事，情節是年輕女子趁她哥哥不在家，設計了一個曲折陰謀來對付她的嫂子；7歲寫了一部家庭悲劇小說。這樣的人被世人視為天才並不奇怪。《沉香屑》、《金鎖記》、《傾城之戀》時期，她把自己藏在人物背後，到了美國晚期的《雷峰塔》、《易經》、《小團圓》，她開始寫自己。“寫來寫去都是同樣的事”，但於張愛玲卻是文字下的萬般風情。她的寫作其實就像她書中的人物，如作家格非評論《小團圓》裏的九莉：“不僅僅是因為她的過度敏感遇上了時世的紛亂，實際上它就是生活的贈與，就像止庵先生說到的人生的底子。”她在文中寫盡一切關係：男女，女人，父母子女，主仆……無不徹骨清醒而到殘酷的地步。關係背後並非感情，是世相，張愛玲一貫平靜地低笑著，在一個個精心編織的華麗結之下抽出隱藏的線頭，給人看那瞬間的一敗塗地。
18歲那年，她被父親毒打禁閉，逃到母親和姑姑處生活，卻發現母親因她的累贅而脾氣變壞。她不怕寫出後來母女之間那種互憎和絕望：“越是痛苦，越是可恥。我們是在互相毀滅，從前我們不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