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的曆史學家狄奧尼索斯（Dionysius）說，有一種敘事風格，不以壯麗，而以優雅與精致取勝。張愛玲顯然屬於後者。但她的優雅也是張愛玲式的優雅，一切凍在冰層之下。以此而言，將敘述始終保持在零度的張愛玲是同時期其他女作家難以相比的。她曾列舉自己喜歡的時代女作家，有蘇青，有早期丁玲。但蘇青的把握生活情趣難免流入俗套。丁玲在寫《莎菲女士日記》時期大約是合於張愛玲偏好的文字性情，“後來略有點力不從心”（張愛玲語）。不過張愛玲到美國後，曾應允為一個研究中心撰寫關於共產黨女作家丁玲的論文，證明心裏還是有她分量，後來因為研究資金沒有申請下來才作罷。
海外寫作的境遇
《秧歌》是張愛玲離開上海到香港後用英文寫的第一部小說。1953年出版後，她主動寄了給胡適。1955年胡適回信，對《秧歌》評價甚高：“寫的真細致，忠厚，可以說是寫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今年我讀的中國文藝作品，此書當然是最好的了。”
對於《秧歌》以及一年後發表的同為長篇的《赤地之戀》，張愛玲寫的序和跋裏都隱約看得到寫作者期待被外界了解和接納的那一點急切，這和上海時期的張愛玲似已有了差別。1944年她在上海參加一個女作家聚談會時，曾回答取材範圍的問題，自信“女人在活動範圍上較受限製，幸而直接經驗並不是創作題材的唯一源泉”。但在香港寫這兩本小說時，張愛玲顯得不像從前那樣“無所謂應當”。
此時張愛玲已放棄在港大複學的打算，因為想到日本找工作，又錯辭了尚在爭取中的獎學金。她得到為美國新聞處翻譯《老人與海》等文學作品的差事，並因此認識了對她後半生影響頗大的美新處的宋淇和麥卡錫。但翻譯隻是臨時生計，張愛玲想用英文寫作來進入美國文壇。《秧歌》中文單行本先由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出了，一年後英文版才經麥卡錫促成在美出版。《秧歌》的後跋裏，張愛玲開頭即寫道：“我想借這個機會告訴讀者們我這篇故事的來源。這也許是不智的，認為一件作品自身有它的生命。解剖它，就等於把一個活人拆成一堆髒腑、筋肉、骨骼，這些東西拚湊在一起也並不能變成一個活人。”但接下來，她仍舊還是為小說裏的重要人物和情節一一說明來處。1954年10月，用中文寫的《赤地之戀》由香港天風出版社出版，張愛玲寫了篇三五百字的《自序》，仍在強調作品和真實之間的關係。“我有時候告訴別人一個故事的輪廓，人家聽不出好處來，我總是辯護似的加上一句：‘這是真事。’仿佛就立刻使它身價十倍。其實一個故事的真假當然與它的好壞毫無關係。不過我確是愛好真實到了迷信的程度。我相信任何人的真實的經驗永遠是意味深長的，而且永遠是新鮮的，永不會成為濫調。”大約她也是想要說明此書並非如外界傳言，是美新處給她下單的定製作品。
張愛玲丈夫賴雅（右）與他的好友、德國左翼劇作家布萊許脫（攝於1946年）
1955年11月，張愛玲由麥卡錫作保，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赴美。在談到為什麼張愛玲沒有去倫敦投奔此時還在世的母親時，宋以朗說：去英國的簽證很難拿到，況且她也沒有生存來源。而《秧歌》出版後，麥卡錫為她在美國找好了出版經紀人，《紐約時報》等報刊也發過對她的書評。在這個時候，張愛玲對於英文寫作仍是有自信和期待的。
1956年3月，張愛玲獲得新罕布什爾州彼得堡的麥克道威文藝營寫作補助，在那裏寫成《粉淚》英文版。更大的人生變化是她在這裏認識了和布萊希特關係密切的德裔左翼作家賴雅（Ferdinand Reyher），不到半年兩人即在紐約結婚。
到美國後的40年，尤其在丈夫賴雅去世之後，張愛玲基本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裏，比上海時期更甚——那時候她還去參加女作家座談會之類的活動。莊信正說，張愛玲怕與人來往，怕接電話，也怕收到信，因收了便要回，對於“一封信要寫好幾天”的張愛玲是一大心理負擔。日常與她保持通信的，其實也隻有幾個較為親近的友人：宋淇、鄺文美夫婦、夏誌清、莊信正。即便如此，她仍有幾年才拆看一次信件的“荒唐行徑”（張愛玲語），甚而在去世後，她的遺囑執行人林式同還發現有些信件一直沒有拆封，或者寫好的回信並沒有寄出。
前麵提到的這幾個名字，幾乎是張愛玲晚年的全部私人交往——並非見兩麵的訪問關係或工作、出版事務上的通信關係，而是真正和她生活保持長期交集的人。但這幾個朋友如果來訪，也會被張愛玲一再叮囑先寫短信寄來，說好大約哪天到，那幾天她才接聽電話，否則也是一概不聽的。
宋淇夫婦和張愛玲識於1952年的香港，其時宋淇任職美國新聞處（USIS）項目翻譯組長，因張愛玲去應聘海明威《老人與海》的翻譯工作而開始交往。夏誌清教授著述《中國現代小說史》後，據他記憶，1961年3月將著作寄給張愛玲，從那以後兩人即該開始了通信，雖然都在美國，但不在同一城市，主要是通過信件往來，直到1994年5月。
莊信正和張愛玲認識得比較晚一點。1965年，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比較文學係主任福倫茲（Horst Frenz）籌辦“東西文學關係研討會”，請曾是自己學生的莊信正代為邀請一位資深中國學者參加，在夏誌清的推薦下，莊信正請了張愛玲，並且因為張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而格外鄭重，特別請老師福倫茲出麵親邀，而張也接受了，她在那次會上談論的是中國電影的話題。莊信正在1966年8月後曾任職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的中國研究中心，三年後又推薦張愛玲接任他的工作遺缺，兩人因此聯係較多。1969那一年，張愛玲總共寫給莊信正9封信，於她平日行事風格是不多見的。雖然對張愛玲在美國的生活和寫作提供諸多幫助，包括找工作、租房、采購生活用品這類瑣事，但莊信正始終以後進身份自處，視張愛玲為導師。
另外一位和晚年張愛玲接觸多的華人，是後來被張愛玲指定為遺囑執行人的林式同，他是莊信正在美國大學時期的同學，因為住洛杉磯，莊信正就托付他照顧同城的張愛玲，比如幫忙她尋找新的住處之類。
1995年9月8日12點半，張愛玲在洛杉磯家中被發現死亡，死因為心血管疾病——宋以朗指出，這個時間是洛杉磯警署出具的死亡證書上所寫，並不是她死亡當天的日期，而是她遺體被人發現的日期。“其實去世了多少天，由法醫來判斷，但那份報告從來沒有公開過，所以那些說死了三四天甚至七八天的人，是沒有證據證明的。”張愛玲在去世前三年的1992年2月14日就依照當地法律立好了遺囑：將她擁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給宋淇夫婦；遺體立時焚化，不要舉行殯儀館儀式，骨灰撒在荒蕪的地方；委托林式同為遺囑執行人。她去世後，警察的通知電話就是打給林式同的。1995年11月，林發表回憶文章裏麵提到，除了房東、警察和殯儀館的執行人員，他是唯一到現場並看到張愛玲遺容的人。“張愛玲是躺在房裏唯一的一張靠牆的行軍床上去世的，身下墊著一床藍灰色的毯子……她的遺容很安詳，隻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燈在房東發現時還亮著。”後來一些傳記作者描寫張愛玲死後“躺在臥室的地板上”、“穿一件赭紅色旗袍”、“桌麵上攤開著一部尚未完稿的長篇小說：《小團圓》”，各種臆想性的文字至今還在網上流傳，正是他們以“張迷”的名義，將一個本性孤獨的作家附會到了獵奇和俗流之中。
夏正清編注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以及林式同寫的《有緣得識張愛玲》，都成為後來張愛玲研究者最倚賴的信史資料。
張愛玲在美國的寫作，大多數仍是舊文翻寫或加寫。與美國40年生活有所對應的作品，大概就隻有生前被她擱置而一直未交出版的2萬字手稿《同學少年都不賤》。女主人公趙玨有她自己的影子，折射了她多年在美國的現實生活和感受。比如，莊信正憶張愛玲晚年的閱讀大多是“時下流行的書，包括名人傳記和偵探小說”，信中向他推薦過兩本寫肯尼迪家族的書，一本《A Bridge at Chappaquiddick》，講總統之弟、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醉酒車禍而致女助手淹死在Chappaquiddick的一座橋下，她評價“像好偵探小說，又可靠”，專門買了一本寄給莊。另一本《泰迪熊》，莊信正聽她提到後去買了一本，卻“看不下去，丟掉了”。張愛玲對肯尼迪家族的這種興趣，在《同學少年都不賤》的情節裏就有了相應的情節，比如小說裏寫到1963年肯尼迪遇刺時，女主趙玨正在洗碗，“午後一時左右在無線電上聽到總統中彈，兩三點鍾才又報道總統已死。她正在水槽上洗碗盤，腦子裏聽見自己的聲音在說：‘甘乃迪（肯尼迪）死了。我還活著，即使不過在洗碗。’”這樣對照現實的小說情節，在張愛玲後幾十年裏是比較少見的，多數時候，她都在改寫或擴寫舊作，或者如《紅樓夢魘》、《海上花列傳》國語、英文版，是在對自己一生最心愛的讀本做些研究和再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