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這本《同學少年都不賤》連張愛玲自己也認為“毛病很大”，生前隻寄宋淇看過。從1978年寫給宋淇的那封信看，她曾試著修改過幾頁，但沒有寄出，後來也沒再提起過，直到1997年10月南加州大學的東亞圖書館舉辦“張愛玲遺作手稿特展”，《同學少年都不賤》的手稿才被公開披露。宋以朗在2004年授權皇冠出版了這部中篇。但論及對張愛玲離開大陸之後的寫作之文學價值的再評價，這部小說也價值有限。張愛玲在1978年8月寫給夏誌清的一封信裏自述：“《同學少年都不賤》這篇小說除了外界的阻力，我一寄出也就發現它本身毛病很大，已經擱開了。”於是在小說出版後，研究者們爭論的焦點都集中於“外界的阻力”到底指向什麼？有分析說它是指張愛玲擔心因這篇小說跟胡蘭成間接產生糾葛——當時外界還不了解有《小團圓》手稿存在，這部小說2009年才出版。而大陸學者陳子善認為，“外界的阻力”無非是廣義的泛指，即外界對張愛玲期待甚高。聯想到張愛玲在和宋淇、夏誌清和莊信正等友人的通信中所表現出來的寫作的壓力感，陳子善這一解讀應較為合理，即外界的期待令張愛玲感受到很大壓力，也就成為寫作的阻力。
1955年張愛玲到達美國。也成為她後期寫作的一個時間界點：前期主要是三本英文小說——《秧歌》、《赤地之戀》和《怨女》。《秧歌》是英文版《The Rice-Sprout Song》先出，然後她自己翻譯成中文出版；《赤地之戀》則相反，英文《The naked Earth》在後。《怨女》是她改寫自己作品的一個開始。張愛玲把中篇《金鎖記》擴展成英文長篇《粉淚》（Pink Tears），交給為她出版過《秧歌》英文版的紐約出版者Charles Scribner's Sons，卻遭了拒絕。據莊信正回憶，此事對張愛玲“打擊很大”。張愛玲後來將《粉淚》改寫成《北地胭脂》（The Rouge of the North），同樣未能被美國書商接受，直到1967年這本小說才由倫敦Cassell出版社刊行，“此後直到她去世近三十年當中沒有再以英文出書”。
但從她去世後被轉交到宋淇夫婦手中的遺稿來看，張愛玲在《北地胭脂》之後也沒有放棄用英文寫書。綜合宋以朗所述，他母親鄺文美作為遺產繼承人，在1997年將張愛玲遺物中的一批手稿捐給了美國南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其餘留下一些在家裏，其中就有幾部重要的英文打字稿，包括：《海上花》譯本，後來由孔慧怡完成，2005年交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少帥》，2014年中英對照版由台灣皇冠出版；《雷峰塔》和《易經》，2010年出版了經趙丕慧翻譯的中文版本。這說明晚年張愛玲還是沒有完全打消讓自己的寫作進入英文世界的努力。
《雷峰塔》和《易經》都在60年代完成，沒出版也是因為被美國出版社拒絕了。那麼，這兩部小說在她自己的寫作上是否具有很高文學價值呢？2010年授權將它們出版的宋以朗對此敘述得比較客觀：“《雷峰塔》寫女主角的童年往事，情節背景類似《私語》、《童言無忌》、《小團圓》童年部分和《對照記》，但內容更豐富；《易經》主要寫港戰時的大學生涯，可視為《餘燼錄》與《小團圓》港戰部分的加長版。”“出這兩部小說，不僅為其文學價值，我也考慮到它們作為史料的意義。”
對《北地胭脂》張愛玲自己沒有表示過什麼，她在1969年寫給莊信正的信中說：“這本小說倒是一個標點也沒經人改過，除了印錯，不像《秧歌》，英文本我始終看著不順眼。”但以中文重新擴寫《金鎖記》的《怨女》，1966年在香港《星島晚報》和台灣《皇冠》連載時，張愛玲本人很不滿意。她在1967年1月1日給莊信正的短信中說：“連載《怨女》是沒改過的，脫落字句又多，自己也看不下去。”關於這篇小說，她和宋淇在信中也談論幾次。
《半生緣》同樣也是改寫增補而成的作品。1950年，張愛玲還未離開上海時，在《亦報》副刊連載了新作《十八春》，第二年又出單行本。到美國後，她根據《十八春》改寫了《半生緣》，1967年也是交給台灣《皇冠》月刊連載，兩年後出版單行本。改動的主要是結尾部分，在《十八春》裏，幾個男女主角在1949年後都轉變思想，報名去了東北投身建設。變成《半生緣》後，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結局。
張愛玲在香港那三年，英國女作家韓素音以半自傳體寫的東方主義味道的小說正在走紅。到美國後，她也不是不了解賽珍珠用中國為母題創作的那些小說如何受到出版商和讀者歡迎。但是，張愛玲沒有表達過想要效仿的願望。在韓素音最風光的時候，張愛玲說：她不如我。在比較符合美國出版商口味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後，因為《粉淚》遭到拒絕，張愛玲沒有再循這條看起來通順的寫作之路走下去，她重新回到自己在中國大宅裏的傳奇，直至她自己的那些傳奇。然而美國出版商想要的浪漫東方故事，並非這樣複雜而絕望的真正的舊式中國。張愛玲晚期用英文寫的作品一再被拒，即便對她評價之高如夏誌清，也認為張愛玲進入英文文壇的努力是失敗了。
張愛玲知道以她的履曆在美國找事很難，幾次寫信托請夏誌清和莊信正幫忙，希望尋一個事少的工作，寧可工資也很少，這樣可以有時間寫作。她後來在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工作就不是全天，算是四分之三，她通常可以等到下午其他同事都下班了才去辦公室。但這份工作也隻做到兩年就被解除了合同，至於原因，主要是她和研究中心主任、華人學者陳世襄相處不太好，遞交的研究報告也令對方不滿意。夏誌清、莊信正都和陳世襄熟識，他們也在回憶文章中提到，這兩人的個性差異太大：陳世襄夫婦喜歡招朋友聚談，而張愛玲素不喜社交，應付幾次後便視上門拜訪為畏途，導致生出誤會。
張愛玲自己說過，她七八十年代後不再找事情做，唯一固定收入是來自台灣皇冠出版社的版稅，每半年約2000美元，有時加倍，所以不會太寬裕，但如論如何也不會如有人傳言的要撿紙皮過活。莊信正提起一個細節：張愛玲將美國每年4月報所得稅視為大事，親自填寫，而且精打細算。她有次在信中告訴莊，付稅時將頭一年裏買戚本《紅樓夢》的錢算了進去並過了聯邦稅捐稽征處的審核，這令久居美國的莊也頗意外。那兩年張愛玲在研究《紅樓夢》，即後來結集為《紅樓夢魘》的那些文章，所以托莊信正幫她從台灣、香港買書買資料，包括比較少見的影印本，從信中語氣來看，這筆購書開銷在她眼裏是個大數目。
1995年9月26日，張愛玲被人發現去世18天後，在香港的宋淇夫婦收到林式同從洛杉磯寄來的一張遺物清單。林在信首告知：“受張女士之托，喪事將依其遺願於九月卅日辦理完畢。”9月30日，是張愛玲的生日，依她“遺體立時焚化”的心願，林式同恰好在這一天將其肉身的全部痕跡從這個世界幹淨抹去。張愛玲不可能預測到自己會在9月離世，生與死這番巧合，讓人感喟。她在文字裏鋪敘過的人生蒼涼況味，都在此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