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鄉何處是故鄉：張愛玲美東地理
封麵故事
作者：蒲實
1955至1969年，張愛玲來到美國的頭14年中，她在紐約、新罕布什爾州的彼得堡、華盛頓、俄亥俄州的牛津鎮和麻省的劍橋不斷輾轉。在這段時間裏，她邂逅了第二位丈夫、德裔美國人費迪南德·賴雅，既收獲了最愛她的人，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她帶著打開英語世界小說市場的期望和抱負來到美國，最終卻不得不放棄寫英文小說的計劃，定居紐約的願望最終亦未能實現。他鄉何處是故鄉？盡管加入了美國國籍，但在美國東部，她始終未能建立起自己穩固的根基。
美國波士頓街頭相擁的友人。張愛玲在新罕布什爾彼得堡鎮居住時，常和賴雅來波士頓遊玩曼哈頓東城81街公寓。1955年張愛玲來紐約後不久就拜訪了居住在這裏的胡適紐約：依稀美國夢
我們的巴士在深夜駛進紐約，這座城依舊晝夜不分地熙攘熱鬧著。人行道縫隙裏的汙水倒映著它的燈火通明，如汙穢的地獄，也如豔異的天堂。半個世紀前，這座都會就已步入它的黃金時代。“二戰”後，歐洲的燈光暗淡了，紐約成為世界的金融與文化中心。出版社高度集中於此，磁鐵般吸引著作家，誰征服了紐約，也就征服了美國和世界。紐約是張愛玲美國生活真正的起點。1955年10月，她乘坐“克利夫蘭號”到達檀香山，辦理了移民手續，隨輪船駛到舊金山，短暫停留，就乘火車來到了這裏。
她帶著期待和抱負來到紐約。初到紐約，盡管不像狄更斯第一次到訪紐約那樣，受到紐約作家圈的盛大歡迎，但她作為一個知名的中國作家，也受到了美國主流媒體的相當關注。那時，她的《秧歌》剛在美國出版，好評如潮。1955年4月3日，《紐約時報》發表了兩篇書評《無水的根》（Roots Without Water）和《時報推薦好書》（Book of the Times）。此外，美國《紐約前鋒論壇》、《時代雜誌》、《圖書館雜誌》、《耶魯評論》等刊物都發表了書評，公認她的小說寫得不錯。其中《紐約前鋒論壇》的書評寫道：“這本動人而謙實的小書是她首部英語作品，文筆精練，或會令我們許多英文母語讀者大為歆羨。”
張愛玲很早就希望作品能被母語是英語的讀者所接受。早在20世紀40年代的上海，她就為英文《二十世紀》（The Twentieth Century）寫散文和影評，甚至在小時候她已說“要比林語堂還出風頭”，且一向希望把中國文化介紹到西方。宋以朗評價她的大多數作品，都喜歡“處於一個抽離的位置，從旁觀察”，“可能是她的本性，也可能跟她因‘市場需要’而刻意‘用洋人眼光來看中國’的習慣有關”。上世紀50年代，在香港的時候，張愛玲已開始借鑒林語堂、韓素音這些在美國用英文寫作獲得成功的中國人了。她相信自己的寫作事業該在美國發展，於是便開始用英文寫作。1955年2月20日致胡適的信中，她寫道：“當初我也就是因為《秧歌》這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國讀者的口味——尤其是東南亞的讀者——所以發奮要用英文寫它。”
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州府康科德（Concord）是個規模不大的小城。張愛玲在彼得堡的圖書館查不到書時就來這裏的圖書館轉借
張愛玲在紐約下榻在哈德遜河畔的一個“職業女宿舍”，是一個基督教會提供給單身女性的容身之所。那是她在上海時的女友、已經在紐約定居的炎櫻介紹給她的。她在《憶胡適之》一文中揶揄地寫道：“是救世軍辦的，救世軍是出名救濟貧民的，誰聽見了都會駭笑，就連住在那裏的女孩子們提起來也都訕訕的嗤笑著。唯有年齡限製，也有幾位胖太太，大概與教會有關係的，似乎打算在此終老的了。管事的老姑娘都稱中尉、少校。餐廳裏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鮑艾裏（The Bowery）的流浪漢，她們暫時收容的，都是酒鬼，有個小老頭子，藍眼睛白鎊鎊的，有氣無力靠在咖啡爐上站著。”
我們來到紐約時，卻發現紐約的“救世軍”住所不計其數，即使在哈德遜河畔也有很多。曾有記錄說她離開紐約時“結清了第87街女子宿舍的賬目”。但如今的紐約地圖上，已找不到第87街上的“救世軍”。我向與張愛玲有過多次通信的司馬新詢問地址，他與賴雅子女關係甚好，探尋過張愛玲在美國的生活，也拜訪過張愛玲在美國所有關係密切的人。他告訴我一個準確的地址：340 West 85th Street，臨近河畔大道。20年前他曾去探訪過，那裏已經變成了美國誌願者組織辦的“基督教女青年會”（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YWCA），但張與胡適博士見麵的那個空曠的客廳仍然在那裏。我們尋地址前往，樓仍是一棟8層高的棕色大樓，卻已不再是YWCA，而變成了“布蘭頓女子宿舍”。依舊是一個以便宜價格為女性提供棲身的地方，很多初來紐約，還沒有固定居所的人暫居於此，雖然住宿的條件相對簡陋——房間裏沒有獨立的衛生間，隻樓道裏有兩個公用的，但房內有一張單人床和一張書桌，頗像大學宿舍，也不失為體麵的居住。還有一個公用的有兩架鋼琴的琴房，占據的是上西區不錯的地段。張愛玲曾提到的那個大廳仍在。站在走廊上，沿著墨綠色的地毯的指引往裏看，便是那個寬闊的廳了，這看到的還不夠，進了大門，它還向左右兩翼無拘束地鋪開，乃至有點空曠。當年張愛玲就是在這裏與胡適見第二麵的。胡適來看她，她請他到客廳去坐，裏麵黑洞洞的，足有個學校禮堂那麼大，還有個講台，台上有鋼琴，台下空空落放著些舊沙發，張愛玲看著“隻好無可奈何的笑”。如今這個客廳，已不再是黑洞洞，夜晚，廳中央極簡風格的球形掛燈散發著奶黃色的光，有幾分暖意，還有宿舍女子正在舉辦活動。不過無論當年這裏有多麼不堪，有中國人涵養的胡適還是“直讚這地方很好”。坐了一會出來，他一路四麵看著，仍舊滿口說好，“不像是敷衍話”。
初到紐約，她不免傷感。10月，她寫信給鄺文美：“在上船那天，直到最後一刹那我並沒有覺得難過，隻覺得忙亂和抱歉。直到你們一轉背走了的時候，才突然好像轟然一聲天塌下來一樣，腦子還是很冷靜和超脫，但是喉嚨堵住了，眼淚流個不停。”“別後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離開香港的快樂相反，現在寫到這裏也還是眼淚汪汪起來。”但在她的美東生活樂章裏，紐約的序曲其實是最帶著生機與暖意的。她見到了胡適，《秧歌》大受他的讚賞，認為它“平淡而近自然”。她也見到了女友炎櫻，兩人還像在上海時那樣在紐約逛街，一起去參加炎櫻美國女友的感恩節鴨宴。那時張愛玲寫紐約：“走出來滿街燈火櫥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別幹淨，霓虹燈也特別晶瑩可愛，完全像上海。我非常快樂。”想必那時，她是心懷喜悅的，並想要在紐約宣告自己的才華。在紐約，她開始改寫《十八春》下半部，易名《半生緣》。隻是她開始察覺，與炎櫻的友情漸漸淡漠。“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說話。”
我們從女子宿舍出來，沿街漫步。20世紀50年代的紐約，臨近河畔大道的這一帶，聚集著多少紐約文學的靈魂人物。索爾·貝婁從格林威治村移居到河畔大道333號，把他的小說《隻爭朝夕》和《賽姆勒先生的行星》嵌入到上西區的背景裏。艾薩克·巴什維爾·辛格也住在不遠的第86街和百老彙大道的貝爾科德，每天在這附近走100多個街區，並把這段街區描繪進了小說《咖啡館》裏。半個多世紀前，紐約是激情澎湃又怪誕如惡魔的。不禁遙想，東方的張愛玲在這裏的街道中往來時，是否也曾與他們擦肩而過。她已經翻譯過華盛頓·歐文的小說，他是美國獨立之後紐約的第一個作家。這是張愛玲與紐約文學人物的一次交彙。不過她覺得：“譯華盛頓·歐文的小說，好像同自己不喜歡的人說話，無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回過頭再望女子宿舍樓，夜色中，我仿佛看到張愛玲送胡適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著說話，風從哈德遜河上吹來，胡適裹嚴了圍巾，將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裏，張愛玲隻穿著件大挖領的夏衣，有點瑟瑟。兩人都向街口露出的一角望去，帶著些微笑，張愛玲記憶中看得見的哈德遜河的一角灰色河麵，卻在一個街區之外，未見蹤影。我們走向一個街區之隔的河畔大道，哈德遜河迎麵橫陳。河水滿滿的，中心漂著許多錨定的帆船，一艘大拖船在夜幕下緩慢滑行。華燈初上，被秋雨打濕的河邊小道上，跑步者、騎行者從身邊穿行，另一旁的公路上傳來汽車呼嘯而過的沉沉的聲音。對岸，燈火星星點點；雲低垂著向河麵壓去，遠處，氤氳薄霧。那時的張愛玲，大概無暇顧盼紐約的意趣，隻覺“仿佛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裏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想到她這一句，悲涼似也穿透半個多世紀的時空，從雲霧深處滲出來。閃耀著的都市叢林蒼穹下，兩柱幽藍的光從布魯克林大橋後升騰，在夜幕相交，如哥特式教堂刺向天空的尖頂，提醒我當下的所在——正值“9·11”14周年紀念日。
剛到紐約不久，張愛玲就先去拜訪了胡適。胡適住在曼哈頓東城81街的公寓，如今是暗紅色的磚牆，與張愛玲所描寫的“一排白色水泥方塊的房子”有些出入。樓外麵有紐約公寓典型的那種鐵製安全爬梯，總令人想到《蒂芙尼早餐》沿這爬梯破窗進入同一樓作家房間的奧黛麗·赫本。入口處像遮陽篷似的罩著一個綠色的冠，像門洞裏伸出的鴨舌帽的帽簷。在這幢上西區地段金貴卻很普通的寓所裏，他早已從大使的位置上卸任下來，賦閑在家。大陸正大規模開展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那是他一生“黯淡中苦行”的時光。張愛玲的《秧歌》在這個時候進入了他的視野，而張則帶著一種“如對神明”的仰視，執意來拜訪“不大有人知道，沒有林語堂出名”的胡適。向樓道裏望，仿佛正看見張愛玲和與她同去的炎櫻上樓，樓上便隨之傳來開門的聲音——港式公寓的樓道、胡適太太的安徽口音、房間熟悉的陳設、杯中的綠茶，都曾讓張愛玲產生了一種時空交疊的感覺。她後來又來過一次，坐在書房裏，看著整個一道牆上的一溜書架，高齊屋頂，端坐而少言。胡適講起大陸，說“純粹是軍事征服”，張愛玲頓了頓，沒有回答，她永遠是超然在外的，即使對胡適，也不隨聲附和。胡適立刻換個話題，建議她去哥倫比亞圖書館看書，張愛玲卻笑了，她還沒有到大圖書館查書的習慣，胡適馬上又說到別處去了。後來，胡適邀請張愛玲感恩節去參加唐人街的聚會，但她剛從炎櫻朋友家吃飯回來，路上吹了風，回到家吐了，隻好作罷。胡適之後去救世軍宿舍探訪張愛玲，那是他們的最後一麵。
坐落在新罕布什爾州彼得堡的麥道偉文藝營，1956年張愛玲離開紐約後搬到這個作家和藝術家彙集的地方麥道偉文藝營給每位作家和藝術家提供一棟密林裏的小木屋以便創作麥道偉文藝營大廳一角
1956年3月，張愛玲離開紐約，搬到新罕布什爾州的“麥道偉文藝營”。後來她還曾兩次寫信給胡適，請求為其申請寫作基金做擔保人，一次是1956年9月申請古根海姆基金，一次是1958年間，申請南加州亨廷頓·哈特福基金，胡適都欣然同意。在尚未見到胡適前，張愛玲曾從香港寫信告訴他：“很久以前我讀你寫的《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後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了不少益處。”12年後，張愛玲終於開始在麻省劍橋翻譯《海上花》，一翻就是幾年——在美國的生活印記裏，胡適是她寫作中一種必然的目光投射，是“停下來望著窗外一片空白的天”。
此後，張愛玲又曾幾次回到紐約。第一次是1956年4月，她提出延長在麥道偉文藝營逗留的期限，被拒絕後，她的營友允許她暫住紐約第99街空著的公寓。那段時間裏，她發現自己懷了孩子——她在麥道偉文藝營遇到了德裔美國作家費迪南德·賴雅，相互投契，並去他的房中有了同房之好。她從紐約寫信告訴了賴雅這個消息，但賴雅堅持不要孩子。在紐約，張愛玲在醫院裏做了人工流產手術。也是在紐約，賴雅從紐約附近的薩拉托卡泉鎮趕來，去她暫住的公寓探望她，並與她很快舉行了婚禮。那段時間的張愛玲，是以什麼樣的心情寓居在紐約的？她真的如她所說，懷了孩子，並做了人工流產手術嗎？她曾想過要孩子嗎？當我在紐約熙攘的街頭遊走，這些疑問就升騰出來，縈繞不去，卻在張愛玲的文字中尋不到答案的蹤影。她曾經在《小團圓》裏詳細描寫墮胎，做完手術，“翻江倒海的吐”，“看著抽水馬桶裏十英寸高的男嬰，恐怖到極點，就衝下去”。但即使寫墮胎，也沒有寫過墮胎之前女人的心理掙紮。研究張愛玲的專家、著有《張愛玲學》和《張愛玲學續篇》的高全之告訴我，“在宋以朗出版的書信中，有一封鄺文美給張愛玲的信，說‘我記得你曾經給我講過墮胎這件事’，所以，張愛玲的墮胎，目前已是不被懷疑的一件事”。另一個佐證，就是張愛玲在麥道偉文藝營的兩位營友曾寫信給麥道偉在紐約的秘書毛萊爾·愛琳太太，信中提到，張愛玲“在紐約病得很重”。司馬新為了考證這件事，曾花過極大的精力，也從賴雅的女兒霏絲（Faith）那裏獲得了大量一手資料。在他的《張愛玲在美國——婚姻與晚年》一書中，我找到了這句話：“7月14日，他們（賴雅與張）又在電話中通了一次話，賴雅得知懷孕一事是肯定的。他不久即前赴紐約。”高全之說，目前已出版的張愛玲的書信或其他資料中，“還沒有記錄表明，張愛玲就墮胎這件事與賴雅發生過爭執，也沒有張愛玲因為墮胎而後悔的文字記錄”。張愛玲對於要孩子的態度，有一篇散文《造人》，或可作為佐證。“《造人》裏有幾句話：她認為一個孩子的成長，父母親要提供一個有利的環境，否則孩子會很苦。所以，她對於要不要孩子，是有現實麵的考量的，包括經濟條件，看得很清楚。”
新罕布什爾州小鎮彼得堡的夜景。張愛玲不喜歡這裏枯寂的小鎮生活，但賴雅想在這裏安定下來
與賴雅結婚後，他們一起在紐約待了兩個月，一起觀光了紐約市容。賴雅對紐約了如指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曾在《波士頓郵報》工作，去歐洲報道“一戰”。回到美國，他便住在紐約的格林威治村，開始作為自由撰稿人。在20世紀20年代的紐約，他曾遇見過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和許多美國著名的文人。他多姿多彩的個性、淵博的知識和才華橫溢的談吐，讓他成為很有魅力的人物。1926年，他的第一次婚姻結束後，他又在紐約布魯克林住了很長時間。有了賴雅的陪伴，又在她所喜歡的紐約，可以想象，張愛玲的心境是曾歡愉過的，即使那時她也因將剛完成的《粉淚》（Pink Tears）書稿寄給了出版公司，結果未卜，焦躁而患得患失；即使賴雅在走樓梯時中了風，有了暮年的力不從心之感。1956年10月下旬，他們回到了新罕布什爾，不久卻又再次回到紐約，約見張愛玲的出版公司，訪問炎櫻，與廣播公司簽約，在餐廳吃美味的晚餐，挑選約翰·華德的皮鞋和伍爾華斯的漂亮手套。至此後，紐約卻成了張愛玲不可及的念想。
11年後，當已四處輾轉過的張愛玲悄悄離開邁阿密大學，再次回到曼哈頓暫住兩個月時，她帶著的是病重已久的賴雅。疾病也已纏繞著張愛玲，她的眼睛開始出血。因“有些小毛小病要找醫生，短期的公寓難找”，她就在71街Broadway（百老彙）找了一個公寓式旅館，一邊看病，一邊寫作，天天從下午忙到天亮，雖然想聽唱片，也想去拜訪在紐約的友人，都隻好擱下來。夏誌清在《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中批注道：“看樣子她並無長期的醫藥保險，每有病痛必要到公家醫院去找醫生治療，花費的時間特別多。情形已同後來在洛杉磯的那幾年相仿：不斷為了去醫院、上診所而浪費時間、消耗體力，身上那些病痛也就跟著變得更頑劣難治了。”但張愛玲依舊眷戀紐約，也未因任何原因鬆懈寫作。於梨華的回憶中，張愛玲曾對她說：“不在意百老彙的紛遝嘈雜，在高樓上，望下來是車水馬龍，熙攘的人間，各種氣味，一點不妨礙她的寫作。”她在上海，就愛在公寓陽台上聽小販的叫賣聲和看電車叮叮當當地駛過，也喜歡西式糖果的味道和臭豆腐的強烈氣味。都市中的公寓，是她“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定居紐約的渴望，就如複調，回旋在張愛玲早期的美東生活之中。她曾因此與想在英格蘭小鎮安定下來的賴雅爭論。也成為她第一次在舊金山居住時離開賴雅，前往香港寫劇本的部分動因，那一次旅行，打破了她與賴雅在舊金山所建的安穩之家的平靜，後來他們又在美東相聚。後來住在華盛頓，她隻認為那是個偶然的落腳，在那裏過新年，她從電視上看的是紐約時代廣場的午夜，華盛頓同時也鳴炮一響。直到賴雅1967年11月在麻省的劍橋去世，她在劍橋又待了兩年，結束了賴德克裏夫（Radcliffe）女子學院的研究，她才徹底離開了美國東部，飛往加州伯克利。
彼得堡：歸宿與逃離張愛玲與賴雅在彼得堡鬆樹街（Pine Street）25號的公寓彼得堡小鎮圖書館的一角。張愛玲與賴雅曾來這裏借書
臨近新罕布什爾的基恩（Keene），紐約的繁華已退卻於環繞著這座新英格蘭小鎮的山巒之外。眼前呈現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天際線變得開敞，把遠處的莫納特諾克山巒與蔥蔥的樹林吸納進視野來。街上偶爾稀稀拉拉冒出幾個人來，不像紐約人見過世麵而世故的冷漠，熱情地向我們打招呼，倒更提醒我們是異鄉人了。向賓館前台問去鎮中心的路，不過二十來分鍾步行，卻千萬叮囑，“6點半天就黑了，真的沒什麼可看的。要早點回來！”住宅區小道邊一棟棟稀疏的木頭房子，到了黑夜，竟隻有零星的幾家透出一點光來，到處半人高的草叢裏傳來神秘的窸窸窣窣聲，有點心悸。這寂寥讓我想起張愛玲寫舊金山衛星城，人都“大白天也像是自知犯了宵禁，鬼頭鬼腦匆匆往裏一鑽”。大概因無事發生，又門可羅雀，走進一個書店，在這裏住了70多年的店員老太太以隨時可攀談的姿態侃起小鎮的故事。20世紀50年代，“這是個清一色的盎格魯-薩克遜新教白人聚居地，對黑人很歧視。我想，一位亞洲人在這裏會生活得很不愉快”。她盡量讓自己像僅僅是在無意間提起曾去過巴黎，不過最後提到波士頓時，她又不假思索地讚歎道：“哦！那可是個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