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複製性傳播在當前的意義
專欄
作者：徐翔
在信息複製時代，不可複製性傳播依然可能成為決定傳播成敗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著名理論家瓦爾特·本雅明曾經向我們指出和剖析了“複製”時代的來臨對我們和我們的文化意味著什麼。在至今仍然極具影響力的論文名篇《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本雅明指出，伴隨著照片、電影等複製時代的來臨，藝術作品被斬斷其唯一性、神聖性和所具有的獨特“光暈”（aura）。本雅明不僅審視了複製性在藝術和文化傳播中的時代意義和革命意義，還向我們凸顯了信息複製、信息泛濫時代“可複製性”傳播問題的深刻意蘊。
當前的信息時代比本雅明筆下的“機械複製”時代在傳播的複製性以及信息爆炸的程度上更有過之而無不及，複製不僅侵占到各種藝術作品，影響到文化藝術的“原本”性和神聖價值，還侵入到大眾社會的生活當中，使整個文化呈現出可複製性的狀態。就其更深層的意義來說，已不僅是一種“信息方式”，而是深入到時代的“文化方式”乃至“社會方式”。在這種大規模而便捷的複製傳播中，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固然包含著複製性為我們帶來了什麼，但也應該重視不可複製性傳播以及它的消隱在信息複製、信息過度、信息爆炸的時代和未來意味著什麼。
當前，即使是在一些看似具有唯一性、原本性和不可複製性的傳播過程中，也過多地注入了“複製”的元素，從而導致社會被“複製性”殖民，也向我們提出返回和追尋不可複製性的重要訴求。例如許多文化遺產地出現的仿照古時裝束和禮儀而進行“偽民俗”。這些民俗以及符號脫離了具體的生活曆史語境，而成為商業化力量對於文化的媒介化和無根性再生產。這種從曆史長河中截取出來的文化符碼被粘貼到現代的新語境中，成為失去生命的文化片段乃至文化標本。事實上，複製化的殖民力量在現代社會文化語境中大量可見，以至於追尋逝去的不可複製性傳播正成為日益迫切的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
信息的複製程度並不等於其效力，被海量複製的強信息也不一定具有強效果。尤其是在這樣一個原本性消退的背景下，具有唯一性、不可複製性的信息在散發其信息效力方麵可能具有更為重大的意義。例如，具有時間和空間唯一性的節慶在融入“地方性社會”、製造認同和神聖感方麵的獨特作用和價值，以及它在信息社會和變“平”的世界中對於地方文化價值和文化邏輯的堅守。又比如，迪斯尼樂園和各種主題公園在其移植擴張中，在對於被其“殖民”的城市和地方的“主題公園化”的進程中，其複製性對於地方文脈和獨特文化基因的衝擊也已經得到了眾多批評，而密切融合地方文脈及情感的不可複製性的空間則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和強調。
盡管複製性成為現代信息社會的重要表征，但不可複製性依然是其中不可或缺乃至重要的構成。在符號化、信息化的背景中，還存在著大量難以被複製化傳播的信息對象。如本雅明所述的，各種經典的“原本”在複製中失去了作品中的神聖感和膜拜價值，這實際上也向我們昭示著一種“原本”所不可複製性的傳播價值和機能。
空間、儀式、物媒、文脈等都是不可複製性傳播的重要對象和依據。有學者提出當今全球文化發展中“物的媒介化”的趨勢，而我們在此需要注重的是作為媒介本身的物，以及具有唯一性和不可複製性的物在傳播中的意義，它們通過“親曆”和“現場”方式的傳播煥發出信息化、符號化的傳播方式所難以承載的內容和效果。
在信息複製時代，不可複製性傳播依然可能成為決定傳播成敗的不可或缺的因素。麵對無可置疑地降臨到我們時代命運之上的複製社會，麵對這樣一種被複製所過多地主導乃至主宰的文化特征，不可複製性對我們意味著一種雖然作為弱信息卻具有強效果的傳播範式，意味著在過度複製的信息生態中一種獨特的價值，意味著時間和空間在哈維所描述的“時空壓縮”現代性中的回歸，意味著神聖性和儀式的膜拜價值在景觀化、物象化時代的回歸，也意味著在信息的爆炸中並非“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而是重新樹立認同和共同體的標杆。
（作者為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首都網絡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