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總統曹錕
1923年6月6日，黎元洪好不容易拚湊起來的張紹曾內閣總辭職。同一天北京軍警代表在旃檀寺陸軍檢閱使署舉行會議，與會代表很憤激，大家都說：“總統有錢養活議員、政客，而我們拚命、流血、衛國、衛民的軍人反而幾個月不發薪水，害得我們窮得連飯都沒得吃，我們非和他算帳不可。”
6月7日，北京駐軍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等師和步軍統領、毅軍、警察廳等單位代表，共500餘人，身穿製服，腰佩軍刀，到公府要求總統發給欠薪。黎元洪勉強在居仁堂接見他們，一肚子的冤氣，狠狠地掃了他們一眼，厲聲說：“你們見我做什麼？是不是要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請願的軍官們回答說：“不敢，隻是因為現在沒有內閣，我們找不到財政總長和國務總理，隻好請求總統作主。”黎見軍警官佐們態度尚稱恭順，乃答應於十天後（端節前二天）籌發軍餉，軍警官佐們乃退出。
8日，一幫不三不四的人自稱公民團，在天安門前高搭講台，集合數百人，宣稱有1萬人，舉行國民大會，由一個姓葉的上台發表演說，他說：“內閣總辭職，中央陷於無政府狀態，主要原因是由於黎總統而起。黎總統複位，本無法律根據，現在還弄出政潮，破壞法紀，吾人為救國計，不得不請黎氏速行覺悟，即日退位，以讓賢路。我們大家愛國不後人，應請同抒卓見，拯治危亡。”葉某說完，複有登台演講者多人。接著葉某就把在天津印好的電報稿宣讀一通，然後草草收場。這個“國民大會”是津、保派的智囊邊守靖於7日由天津到北京組織起來的。這就是當年袁世凱、段祺瑞組織“公民團”偽造民意的再版。
9日上午6時，北京警察宣布罷崗。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聯名分函國會和外交團，宣稱他們願盡力保護國會和外國僑民，負責維持京師治安。這一天，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隊在輪流巡邏市區。外交團召集臨時會議，討論應付當前北京緊急局勢，有人主張組織一個國際委員會，協助北京政府“整理”財政，可是沒有取得一致的同意。最後隻通過了一項決議，就是推派外交團的領袖、葡萄牙駐華公使符禮德到東廠胡同去慰問這位孤家寡人的黎元洪。
9日，葡駐華公使符禮德代表北京外交團前往探問黎元洪，黎以一國元首身份在外國使節麵前，除了說些感謝之話而外，簡直不好說什麼。符禮德把馮玉祥、王懷慶的聯名信拿給黎看，其中有句“此係政治作用”的話。符禮德對黎表示，在外國發生了這種情況，通常就叫做政變。所以外交團願意盡力維護黎總統的安全。
事態當然是很嚴重，9日這一天新華門和東廠胡同原來駐守的衛戍部隊均告撤走，黎見此情況，也隻好枯守東廠胡同，不好去總統府。中午黎宅對外電話也有好幾處不通，顯然受到監視。天安門前所謂的“國民大會”繼續舉行。
外交團用正式的公函通知北京外交部，對於軍警罷崗表示關切，因此為了外僑安全起見，擬派洋兵巡街，這消息一經公布，當晚7時，警察遂自動複崗。
10日午飯後，又有中級軍官300餘人到東廠胡同黎宅索餉，由侍從武官長蔭昌代為接見，蔭昌說：“總統不是不關心各位的欠餉，現在正忙於組織內閣，在內閣沒有產生前，軍警餉項自然都無從發放。軍警代表則堅持以節關日近，非即日發放不可。糾纏到下午3時才散走。接著“公民團”在天安門前聚集千餘人，還有所謂“市民請願團”、“國民大會”代表等，手持“改造時局”、“府院勾結種種失政”、“財政無辦法”、“市民餓、總統肥”、“總統不管市民”、“總統退位”等紙旗向黎邸進發，沿途散發傳單，均是攻擊黎的詞句。到了黎宅，請見總統，黎自然不肯接見，請願“市民”便在黎宅門外搖旗呐喊，鼓噪喧嘩，黎叫人去找步軍統領聶憲藩、京師警察總監薛之珩派軍警來維持秩序，都置之不理，包圍者到了午夜才散去。這晚黎宅電話被軍警派人監視，不許接傳，自來水亦被堵塞。
這到底又是唱的哪一出呢？
原來擁曹的津保派已經按耐不住，恨不得馬上就讓曹錕當上總統，而黎元洪礙手礙腳，必須先將其驅逐，於是一幕一幕滑稽戲連篇上演。
12日下午3時，黎元洪決定在大勢無可挽救的情勢下，發表七道命令：
（一）準許張紹曾辭職；
（二）派李根源兼署國務總理；
（三）除李根源外，全體閣員準其辭職；
（四）任命金永炎為陸軍總長；
（五）裁撤全國巡閱使、巡閱副使、督軍、督理。全國軍隊均交陸軍部直接管轄；
（六）聲討製造政變者；
（七）宣布自民國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國厘金。
這七道命令可以說是自說自話。對於挽救實際的政潮，絲毫沒有裨益。
對黎元洪來說，政學係的李根源在這次患難局勢中，始終追隨，情誼甚篤。李根源是雲南騰衝人，日本士官畢業，和唐繼堯、趙恒惕等同期，他長了一臉大麻子，大家都呼之為李大麻子。他在政治上不是個成功人物，可是卻是一位著名的風雲人物。
6月13日上午，張懷芝來見黎元洪報告，據說馮玉祥向他說：“總統不應該指軍警索餉為別有用心。本軍欠餉達十一個月，而總統還要把持崇文門的稅收，不放本軍全體官兵一條生路，我們當然幹不下去，隻好辭職了。總統挽留我們而不解決欠餉問題，我們留下來如何對官兵交待？請向總統要求，於十二小時內發給三百萬元欠餉，否則本軍自由行動，本人不能負責。”
張懷芝對局勢也很悲觀，他認為馮玉祥、王懷慶等的態度已很明顯，絲毫沒有磋商的餘地。
張走後，黎元洪叫秘書劉遠駒來，把先一天的七道命令交印鑄局發表，由於沒有空白命令紙，除李根源副署外，黎在命令上簽了個名。同時谘請國會撤銷辭職，文雲：
“本大總統去年複職之始，曾補行公文，向貴院聲明辭職在案。現在國難方殷，萬難卸責，特向貴院聲明，將去年辭職公文撤銷，即希查照。”
另有函致國會和外交團，函雲：
“本大總統認為在京不能行使職權，定本日移津，特聞。”
黎還有通電宣布離京去津經過，聲明本人自去年複職以來，唯一目的在於完成憲法，決無延長任期和競選總統的用心，而此次個人自由受到侵犯，不能行使職權，有雲：“曹巡閱使迫在咫尺，迭電不應，人言嘖嘖，豈為無因……萬不得已，隻得將政府移往天津，所望邦人君子，鑒諒苦衷，主持正義，俾毀法奪位之徒，絕跡吾國。……”
各項手續辦理完竣，已經是下午1點20分了。黎又害怕在軍警監視下不能逃出北京，便由金永炎托詞到天津去迎接張紹曾回京複職，出麵向路局要了一輛專車；自己則托詞出席眾議院提出辭職，即在美籍顧問福開森、辛博森的掩護下，偕同新任陸軍總長金永炎，侍衛武官唐仲寅，秘書韓玉辰、熊少祿等十餘人及衛隊40餘名馳赴車站，匆匆開車徑趨天津。黎動身前，將大總統印信大小15顆交給他的如夫人，至東交民巷法國醫院居住。
黎出京後，國務院秘書長張廷鍔（直卿）馬上到國務院來，找總統印信沒有找到，便打長途電話，請王承斌就近促請黎把印信交出，以免北京陷於無政府狀態；並請在天津的張紹曾馬上上火車回北京複職國務總理，以便攝行總統職權。張紹曾於當日下午上了火車，可是甫上車就接到曹錕電報，阻止他回京，他又十分沮喪地下了火車。
黎離京的當天，6月13日下午4時，馮玉祥、王懷慶、聶憲藩、薛之珩等在京畿衛戍總司令部召開緊急會議，議決根據黎的挽留命令宣布複職，負責維持北京治安。
在保定裝聾作啞的曹錕，也致電北京軍警長官，令其保護國會及各國僑民，儼然已是北京城的主宰者。
在天津的直隸省長王承斌，接到北京來的長途電話，要他搜查黎元洪攜走的總統印信，他乃偕同警務處長楊以德，率領大批軍警乘車趕到楊村來阻劫黎的專車。這時黎的專車已先到，剛好碰上王承斌登車，楊以德則率軍警監守車門。王承斌氣勢洶洶地走到黎的坐位前，傲然向黎說：“總統既已出京，印信還有何用處？為什麼要攜來天津。”黎答說印信仍在北京，並未隨身攜帶。王即目露凶光說：“分明帶了出京，為何不說老實話。”黎也忿然說：“你有何資格問我印信，我決不會把印信交給你們，看你們怎樣？”王冷笑說：“總統既然不交出印信，隻好請你回京了。”黎氣得說不出話來，大家就僵在一塊。
下午4時半，黎的專車抵達天津新火車站，黎的天津寓邸靠迫老火車站，所以他命令把專車開去老站；王承斌卻命令他所帶來的軍警通知火車站把車頭卸下來，讓火車開不動，同時請黎下車到曹家花園或省長公署去休息。黎氣昏了，老毛病又發作，像個泥菩薩一樣，不理不睬。王承斌這時竟先下車回省長公署，車站內外有1000多名全付武裝的軍警圍困，如臨大敵，如捕江洋大盜。黎的公子黎紹基趕來新站探視乃父，竟被軍警阻止。這些軍人把總統當成俘虜，當成犯人，真是可惡之至。
黎困在專車上，氣極了，同外界聯絡完全斷絕，乃派美國顧問辛博森下車，密攜電稿往電報局拍發，電雲：“上海報館轉全國報館鑒：元洪今日乘車來津，車抵楊村，即有直隸王省長上車監視。抵新站，王省長令摘去車頭，種種威嚇，已失自由，特此奉聞。”
辛博森把電報發出後，並到英美兩國領事署報告黎被劫持情形。英美兩領事均派其副領事到車站來問候起居，亦被軍警擋阻。這一來可激怒了洋人，他們憤然說：“中國軍閥如此無理橫行，可以劫持總統，真是世界所無的怪事。”
黎元洪在車廂中來回踱步，舉槍欲自殺，被福開森把槍奪下，槍彈已射出，沒有打中要害，僅負微傷。
13日晚10時，王承斌再返天津新站來見黎元洪，索取總統印信。他對黎說，既然總統已經幹不下去，又何必把持印信？這倒真是黎的老毛病，黎對總統的印信特別重視，民國6年他被張勳威脅退位時，就暗中把大印交給他的親信丁槐秘密帶去上海，躲在租界，結果馮國璋派人索取不到，發生了綁票奪印的趣事，這次黎又如法炮製，他把總統大小印信15顆，交給姨太太危氏帶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由機要秘書瞿瀛陪同照料，黎認為隻要印信不交出，總統地位就可以存在。
王承斌一年前在天津請黎複職總統時，淚隨聲下，極為感人，這次劫車索印，也非常激烈，和一年前恰巧是極端的對照，他表示黎如果不交出印信，就隻有永遠住在天津新站的專車上。黎在這樣威脅下，隻好軟化，告訴王承斌說印信留在北京，不在自己手中，王就要黎打電話到北京去交印，黎隻好派唐仲寅到車站，打長途電話到北京東交民巷法國醫院找瞿瀛，要他們把印信交給國會。對方答複沒有總統口諭，就不交印。唐回到車廂，黎叫唐再去打電話，說這是本人的意思。唐二次打電話，仍無結果。最後黎不得已，隻好親自下車到車站去打電話。他在軍警重重保護下，和他的姨太太通了電話，他們用湖北鄉音接談，北京方麵知道非交印不可，才答應照交。吳毓麟這時在省長公署聽消息，聽到北京方麵答應交印，自己乃趕回北京收印。當晚因北京未收到印，所以王承斌等仍不許黎元洪回天津私邸，黎仍被軟禁在天津新站的站長室住了一晚，王承斌則回省長公署，軍警依然在新站附近戒備森嚴。
6月14日清晨，王承斌接到北京電話，張廷諤、薛之珩已經在東交民巷法國醫院的黎元洪如夫人處取得印信，於是他便趕到新站來見黎，手持三通電稿，一致國會，一致國務院，一致全國，內容相同，略雲：“本人因故離京，已向國會辭職，依法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權。”逼黎簽名，否則羈禁車內，永不放行。形同囚徒的大總統怎敢不依？乃一一簽字。
黎元洪複電到京後，北京方麵擁曹派立即采取行動。14日下午1時，高淩霨（內長）在國務院召集特別會議，列席者包括張英華（財長）、李鼎新（海長）、程克（司法）、沈瑞麟（外次）、孫多鈺（交次）和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步兵統領聶憲藩、警察總監薛之珩等。高淩霨發言，略謂黎大總統既然通電辭職，依大總統選舉法之規定，應由國務院攝行職權。張總理又在天津，節關日迫，在座同仁應以國家為念，共同維持現狀，勉任艱钜，同時要請財政部速行籌款，盡於端陽節前撥付各機關經費。與會人士紛紛發言，討論結果，作出幾項決議：
（一）總統辭職問題，議決由國務院通電，聲明依法代行大總統職權，並用電話商請吳交長，即日前往保定接洽國務院攝政辦法。（二）節關財政問題，議決由財政部負責籌款，所有軍警餉項及各機關經費，均趕於節前二日發放；至京師治安，仍由各軍警當局負責維持。乃由高淩霨領銜發出通電雲：本日奉大總統寒電，本大總統因故離京，已向國會辭職，所有大總統職務，依法由國務院攝行，應即遵照，等因奉此。本院謹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自本日起，攝行大總統職務，特此通告。
16日王克敏召集銀行墊款100萬元，決定在端午節（18日）那天發放一批欠餉。
惱羞成怒的黎元洪在天津鬱悶了一段時間，於9月12日南下上海，欲在南方重組政府。然而時過境遷，世態炎涼，人們對這位手無寸鐵的大總統並不在意，備受冷落。黎元洪在上海不得意，因為大家不僅沒有把他當做總統看待，反看他為招惹直係的禍水。隻不過收到了雲南唐繼堯和東北張作霖的兩封書，還尊他為總統，算是差強人意。其實軍人實力派僅僅以秀才人情紙一張表示擁戴，對於形同喪家之犬的黎大總統又有何用？唐繼堯和張作霖雖是實力派，但他們不會竭誠擁護黎元洪，他們隻是不願意直係真正成為中央力量，因為直係尤其是吳佩孚，最大的野心就是武力統一中國，也就是要消滅其他的力量，所以他們想拉攏黎元洪反直係，又不願真的擁戴黎元洪。
黎元洪自離湖北北上後，將近十年，雖然宦場並不得意，可也能遊刃於中國第一人第二人之間。這次是他北上後，首次南下，他抱了極大希望南下，怎知卻是乘興而來，大失所望。一遇江浙人士的婉拒，二受各省代表的太極拳，三遭議員的指名攻擊和不承認其總統地位，四被地方軍事首長指桑罵槐地搞了一下。這四重打擊，可真把黎元洪打得頭昏眼花。
黎元洪因人成事，時勢造英雄，可是在軍閥短兵相接，總統自為的局麵下，其政治生涯遂逐漸走上日暮途窮之路了。
而此時的北京又是一番熱火朝天的景象。
曹錕欲當總統，不能不利用國會。軍人雖然能一手遮天，但過場還是要走的，為了有十足把握，擁曹派於是啟用了一種最為卑劣，最為蹩腳的手段，賄賂。
曹銳是替他三哥曹錕安排一切的首腦人物。他和王毓芝作主，把所有願意受賄投票的議員，一律聘為直魯豫巡閱使署顧問，自1923年1月起，按月給以津貼200元。顧問名單是由京兆尹劉夢庚開出來的，劉兼任直魯豫巡閱使署駐京偵緝處長，他一共開了3450名，名單送到曹錕手上，曹嚇了一跳，因為兩院的議員合起來不過700餘名，顧問是從700人中挑選願意投票選舉曹錕為大總統的議員，怎會超出國會議員總數五倍之多呢？這其中有個內幕，原來國會中有幾十個“政黨”，有的議員一人而列名七八個“政黨”，“政黨領袖”逢人就拉，隻要一個名字，就算自己的黨羽，自己的政治資本。劉夢庚負責開列名單，為了簡化手續，就找國會中的“政黨領袖”，由他們把名單送來，將來的顧問津貼亦交給各“政黨領袖”。這些“領袖”們各送各的名冊，加起來都是重複的，所以就變成了3450名。曹錕看了好半天才鬧懂，大罵劉夢庚糊塗，改派高淩霨、王毓芝整理這個名冊。高淩霨根據參眾兩院議員名單核對，重複者刪去，這一來又發生了新糾紛，每一個“政黨”都不願他的名冊是重複的，都希望保持原額，誰也不願少去一名。
在第一次發放津貼之前，眾議院副議長張伯烈為了發展他所領導的“新民社”黨羽，先向銀行借了100萬元，發給屬於他旗下新民社的議員，同時宣稱其他黨的議員如果改投入他的新民社，亦可享受同等待遇。這筆借款是由高淩霨擔保借到的，因此引起了各“政黨”的公忿，紛紛打電話質問高，高大傷腦筋，隻得宣布暫時停發津貼。於是議員們又急急忙忙地跑到高宅來大興問罪之師，高無可躲避，隻得派人攜帶支票，仍交各“政黨”代發，規定領款人須在支票存根上蓋章，以避免重複和冒領。1月12日為發款之期，共計開了1040餘張支票，多領的，留待下月扣還。支票上一色蓋有“檀芬堂”的印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