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後查明領受津貼的議員共有380餘名，不過是國會議員總數的二分之一強。
農曆年關，曹錕致送吳景濂“炭敬”3萬元，張伯烈1萬元。正副議長相差懸殊，張伯烈大為不滿，曹錕隻得補送了1000元。議員們因為議長3萬元，副議長1。1萬元，而議員們隻有200元，待遇距離太大而吵鬧不休。因此曹錕遂改派袁乃寬負責經手發放2月份的議員津貼，可是還未發完，就無款可發，袁乃寬隻好溜之大吉，悄悄逃往天津去過年。
國會自從護法運動分裂後，留京議員已占少數，而留京議員並不是全部讚同直係擁曹派，所以擁曹派實在是少數集團。他們想透過合法選舉達到目的已不可能，因此想借憲法會議達到目的，更不可能，於是計劃以（一）捏報出席人數；（二）以非議員冒名頂替；（三）強迫簽到之議員入場，或以綁票方法強製議員出席。
按照《大總統選舉法》所定的選舉總統會，必需有全數議員的三分之二到會，當時兩院議員為870人，三分之二的數目是580人。留京的議員無法湊到這個數目，不但總統選舉會開不成，就是憲法會議（需要五分之三出席人數）也召開不成。
留京的擁曹派議員當然也要掙紮，可是國會問題必需“錢”，黎元洪就因為自行決定給國會經費和議員出席費而引起了政潮，現在黎雖下台，國會問題依然存在。所以在1923年8月24日，吳景濂在象坊橋眾議院議場約集了152位議員談話，由吳提出臨時給費方法三條：（一）兩院每星期開常會時，出席議員均由國會預備費內支給100元。（二）每次開會，於會場計算人數，發給出席證，散會時，出席之議員以出席證換取支給證。（三）兩院議員憑支給證於下一星期一向會計科支領。這個提議以77人讚同而通過。
吳景濂的這個決定，就是在北京的大多數議員也不同意，王家襄、籍忠寅、李國珍、王侃等均有函給吳，表示反對，彭養光和韓玉辰則具文向京師檢察廳告發吳景濂、張弧等損害國家財產。
擁曹派希望留京議員不要星散，同時爭取南下的議員回京，除了津貼出席費100元外，同時安排另一計劃。原來國會議員的任期，到1923年10月10日屆滿，如今已是七八月了，國會分裂，無論在上海或在北京的人數都不及法定數目，都無法開會，10月滿期轉瞬即到。吳景濂針對這個弱點采取行動，由眾議員王茂材提出修正國會組織法案，於第七條眾議員任期三年下，增加一項雲：“議員職務應俟下次依法選舉完成，開會前一日解除之。”這就是無限期的延長。因為下屆議員不選，現屆議員就可以一直擔任下去。以此為餌，吳景濂派眾議員張魯泉等南下，勸誘各議員返京，每人發給旅費400元。
離京南下的議員，在8月底統計，有385人，不過議員分子複雜，離京南下的385人中，並不是意見一致，有的為了旅費和月費，有的為了破壞南遷國會，有的態度遊移，可南可北，因此國會本身就是不健全的。
此時的國會，雖然是一個重要的機構，卻也是是非最多的地方。當時參議院議長王家襄辭職，而繼任議長沒有選出，於是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就成為一個最重要的時局關鍵人物了。吳景濂雖然重要，可是他所扮演的腳色並不討好，反曹派認為他依附曹錕而不齒他，而擁曹派則認為他在6月13日政變後所行所為極不高明，把事情弄得很複雜，時間拖得很長久，因此對他也大加指責。
自6月13日以後，國會的兩院常會和憲法會議因不足法定的人數，所以一直流會，由於南下的30餘議員返京，因此9月7日眾院常會乃召開成功，出席的眾議員有302人，主要議題是延長議員任期案。馬驤表示此案關係重要，請議長當場指定審查員。吳景濂遂指定牟琳、馬驤、胡祖舜、徐傅霖、王敬芳五人為審查員，即開審查會，審查完畢後，由胡祖舜向常會報告。胡說：審查會對五議員修正案認為可以成立，其理由：（一）眾院任期將滿，國會萬不可中斷。（二）國家政爭終無統一希望，不可不有統一國會以維係之。惟原修正案係對眾院而言，中華民國國會由參眾兩院組織成立，故對於參議員任期，亦須顧及。茲修正如次：第七條下增加一條，“前兩條議員職務，應俟下次選舉完成依法開會之前一日解除之”。眾院常會對審查員的報告鼓掌表示滿意，遂由主席吳景濂把這個修正案提付表決，在場出席者308人，起立者261人，以多數通過。當天即開三讀會，會後谘送參議院。
眾議院通過議員延長案，輿論大嘩，認為這就是賄選的前奏；反對派乃寄望於參議院，希望參議院能夠予以糾正，不使這個法案通過以維持國會的信譽和聲望。
留京的參議院議員們，聽說眾議院通過了國會任期延長案谘請參議院通過，於是部分議員發表公開函表示反對。
雖然具有正義的議員們如此反對，可是參議院仍於9月26日開成常會，出席者138人，由議員穀嘉蔭主席，議員趙連琪提議變更議程，先議眾議院移付任期案，在場的多數讚成，且有議員主張不必討論，即開審查會，當場審查。由主席指定宋楨、納謨圖、王湘、陳銘鑒、婁裕熊五人為審查員。審查完畢，由陳銘鑒報告審查結果，在十幾分鍾內，速開三讀會，不加討論即予通過。
兩院自行延長議員任期案通過後，即以谘文送達攝政內閣，攝政內閣對這件大事不敢公布，尤其是洛陽的吳佩孚特別反對。可是吳景濂和兩院議員卻用這件事作為同意大選的交換條件，反複爭論，攝政內閣迫不得已，乃於10月4日將國會延長任期令和眾議院議員改選令同時公布。
吳景濂既然不見諒於反曹派，同時他在事實上又傾向於擁曹派，當他受到擁曹的直係津保派激烈攻擊後，他感到自己已經處於極端不利的地位，於是他不能不為己謀，不能不積極做選舉的打算。他咬緊牙關向賄選這條路走，乃命令眾議院的秘書處發出議程，於9月9日（1923年）開選舉總統預備會，同時分別通知各議員，凡是在這天參加的議員，都有出席費200元，如果抱病在身而力疾出席者，還加發醫藥費。雖然如此將就，這個預備會竟因人數不足而開不成。第二天再開，還是人數未足。吳景濂覺得如果等足人數，恐終沒有開成之望，因此命秘書長鄭林皋派了許多職員代議員簽名，捏報出席人數，靠了這樣才開成總統預選會。
當然，這種欺騙手段是不能掩蓋一切的，所以預選會的第二天，即有不少議員向吳質問。
最令吳景濂難堪的，是眾議院秘書派在議事科服務的孫曜，也發出通電，揭露“大選預備會”捏報人數的真相。如果照今天法律用辭，則吳景濂犯了偽造文書之罪。
眾議員張瑾雯由於吳景濂不理睬議員們質問，乃第二次具函質吳景濂，要求正式聲明改正人數。
離京的議員對北京非法的“總統預選會”更不會予以承認，因此發出通電，堅決反對。
吳景濂有他個人的打算，他有意包辦大選，同時爭取在曹錕政府中任國務總理；退一步說，做不到國務總理，曹錕也會給予相當的酬報。不過擁曹派認為吳有借機勒索的企圖，所提條件是瞞天喊價，難於答應，可是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為在大選工作上非依賴吳不可。
在大選問題短兵相接時，有許多議員真是醜態畢露。自從所謂議員任期延長後，加上大選又逼於眉睫，因此個個興高采烈，眉飛色舞。而當時所注意和關心的問題就集中於選票的票價。和票價有連帶關係的是付款的辦法，因為賣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錢，買票的則怕付了錢議員們不投曹錕的票；而票價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異，同樣是一個議員，同樣是一張票，可是喊價不同，賣價不同，成交也不同。至於付款是現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還是遠期？出票人是誰？銀行是哪一家？都是爭論的問題。
9月12日第一次選舉會召開，由於人數不足而流產。因此津派保派和國會中的大選派都慌了手腳，忙做一團，不知如何是好。13日晚小麻線胡同一所講究的住宅中，大選派議員召開了緊急會議，討論如何促成大選問題，當時商訂了幾個辦法：
（一）遣人分頭疏通議員，由常會再定選舉日期；
（二）電請各省督長，推定各該省國會議員一二人為代表，負責拉攏各該省代表出席；
（三）決定出席才發給出席費；
（四）津保兩派所分別接洽的各政團，應采取剛柔相濟的手腕；
（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運動反直派中堅人物，予以特別待遇之條件，除了金錢上的承諾外，還答應政治上的優缺；
（六）如果以上各點進行無效，則準備出最後一途，修改《大總統選舉法》。
同時，津保派還在甘石橋114號俱樂部舉行秘密會議，討論投票議員付給票價方法。大多數主張在出席大選會的上午付款，議員收到票款後即麇集在一處，午後同乘汽車徑赴國會投票。
賄選投票，票價初步確定5000元一張，所以付款辦法如何是很重要的。投票者怕白投這一張“神聖”的選票，而付款人又怕議員拿了錢不投選票。這個問題可以說很小，亦可以說很大。票價容易，隻要決定一個數目；付款方法最難，誰也不信誰。
賄選形勢，在10月4日急轉直下，這一天流會了44次的憲法會議開成，到會議員550餘人，是自6月13日政變以後從來未有的盛會。由於憲法會議開成，4日下午吳景濂遂以總統選舉會名義發出通告：
“啟者，茲定於十月五日（星期五）上午十時開總統選舉會，依法選舉中華民國大總統，特此通告。總統選舉會啟，十月四日。”
550餘人，與法定選舉總統的人數尚差30人左右，不過大選派認為另外還有五六十人已接洽好，這些人隻出席大選會而不出席憲政會議。
關於幕後的票價問題，由於王承斌等不分晝夜在安排，據說已在甘石橋俱樂部親領或代領支票的，至4日中午，已有576名，尚有十四五人不肯領錢，這些人均為蒙古王公豪富，他們都不重金錢，而要官職。據說另有多人住在天津，因為反直色彩太濃，卻對於5000元有興趣；他們和大選派接頭，準於開會當天到北京，投票後即領款，領款後即返天津，同時提出條件，不許將其姓名宣布。大選派樂觀地估計，投票選舉總統時，曹錕可得近600張票，預計超出583票之法定票數。
眾議院為了選舉總統會，大加整理，4日下午秘書處加班布置，象坊橋一帶，軍警和保安隊加崗布置，警察且挨戶通知懸旗，慶祝選舉總統。秘書處並準備在選舉會這一天準備1000份午餐茶點，以免選舉人受饑渴之苦。至於安全方麵，準備入場加以檢查，不但旁聽人員須接受檢查，即議員中有問題的，也不客氣，需要搜身。這當然是怕這個“堂而皇之”化了巨款投票的選舉會發生炸彈案。
10月1日起，賄選的總部已經分別填送支票，有浙江籍的眾議員邵瑞彭取得支票後，就把它印成正反兩麵，於10月3日向京師地方檢察廳告發，請依法偵辦起訴，並通電各省，揭露賄選經過，有賄賂的支票為證。北京的地方檢察廳在直係勢力範圍內當然無所作為，可是這一個行動也足以打擊大選，使之掃興。
很多省份都對該省籍議員接受賄選支票的予以聲討，否認其代表身份，有的還宣布開除其省籍。
不過賣身的議員則笑罵由君，收款由我。
民國12年10月5日上午10時北京總統選舉會召開成功。開會時間原定10時，可是議員們闌闌珊珊，到齊時已經11點52分。吳景濂宣布開會，報告簽到人數計參議員152人，眾議員441人，共593人。出席人數585人，已足法定人數。於是推定檢票員16人，吳景濂並報告投票方法。下午2時正式投票，至4時完畢，當眾點票，結果投票總數為590張，曹錕得票480張，獲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其餘得票人有：孫文33票，唐繼堯20票，岑春煊八票，段祺瑞七票，吳佩孚五票，王家襄二票，陳炯明二票，陸榮廷二票，吳景濂、陳三立、張紹曾、張作霖、陳遐齡、唐紹儀、汪兆銘、王士珍、穀鍾秀、譚延闓、盧永祥、李烈鈞、高錫、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歐陽武、嚴修各得一票。還有廢票12張，中有孫美瑤（臨城劫車案的匪首，受招安後為旅長）一票，“五千元”一票，“三立齋”三票。
關於這一幕醜劇，北方報紙曾有詳細記載，特抄錄如下，以存真實：
十月六行《北京報》雲：北京之總統選舉會，經王承斌、吳景濂等極力拉攏之結果，昨日（五日）居然開成。曹錕以四百八十票之大多數（投票總數五百九十），於金錢支配下，裒然當選。以視民元之袁世凱，民五之馮國璋，均經決選，始能產出，尤為生色。金錢之魔力，誠可畏也。四日之夜，甘石橋之大選籌備機關，通宵達旦，活動不休，夜分門前猶有汽車六百餘輛。該俱樂部中原有五大客廳，卒以來者過多，幾無立錐之地，喧鬧終宵。支票計發出六百零數張，而大選派對於人數一層，始略為放心。五日晨內外城各大街商鋪，即由警察挨戶勒令懸旗慶祝。順治門內外，十步一兵，五步一警，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國會街一帶，警備尤嚴。眾議院門前有營帳數座，是為軍警休息之地，製服軍警約有五六百人之多，私服暗探數亦如之。眾議院圍牆以外，配置軍警偵探之數，亦不亞於門前。軍警當局如王懷慶、聶憲藩、薛之珩、車慶雲等，均親自蒞場，指揮監督，足見特別鄭重。旁聽席中，亦有偵探數十人，往來監視。而女旁聽席中，亦有女偵探，殊不能不令人歎服其戒備之周到也。
吳景濂為大選元勳，又為選舉會主席，昨晨八時半左右，即驅車疾馳到院。沿途軍警舉手為禮，吳微點頭致意，其得意之色，雖車如閃電疾馳而過，猶令路人一望而知之。車旁附有警衛，自不至發生意外。吳到院，首命秘書廳查點今日有無請假議員，有者即以專函派人往迓，不來則又以同鄉或同黨熱心大選之議員，專誠奉邀。吳之苦心，亦足以報曹錕特達之知矣。
昨日旁聽者之限製及搜查特嚴，入門者必得介紹議員對麵，始準進入。男女來賓共約一百餘人，議場東首操場搭蓋席棚四間，為旁聽者休息之所，唯人多地狹，鵠立院中者不少。旁聽者既入門便不能再出，故過午餐者，由院供給麵包，以備充饑。按照規則在開票以前絕對不許旁聽，其早晨到者直至下午三時始獲入旁聽席，未免太無聊矣。……
昨日簽到人數五百九十三人，實超過前日在京人數，其原因實由前晚（四日）由滬趕來者四人（本有十八人到天津，被截十四人）；昨午由津乘汽車趕到者，又有十五人，聞此十五人先至“大中”公寓與直係要人接洽後，即到院出席。依前數日形勢觀之，出席人數似不至如此之多，嗣經調查結果，始知此次拆台最力之政學會議員竟有暗中北上投票者，而主張先憲後選之憲法研究會議員亦多臨機應變，棄憲言選，故出席者得超過法定人數十一人；又在京議員確實未出席者有五人，王家襄、劉以芬、黃元操，其餘贛籍二人，邱珍、符九銘。又有周大烈者雖辭未準，亦未出席。王家襄因外間攻擊甚烈，故特缺席，以示避嫌。黃元操則以“心痛”二字請假，語頗雋妙。劉以芬之請假書原文如次：“敬啟者，先憲後選，為弟夙所主張，曾經布達，諒蒙垂察。邇者憲法會議已開成，地方製度，經過二讀，果能更盡一二日之力，至少亦可將重要部分，完全告成，然後再行定期大選，豈不兩全其美。乃偏急其可緩，致使垂成憲典，不免稽延，萬一他日又生波折，誰屍其咎？弟以根本主張不符，本日選會，未便出席，特此陳明，敬祈鑒及。此上主席大鑒。劉以芬謹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