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學的世界觀與當時可行的儒學社會觀產生明顯的矛盾。其認為大自然以‘無’為本，但卻也不敢否認‘有’的存在性。儒學道德是一個有為的‘社會觀’，如果把‘有’僅僅的化作一個影像，就不能和儒學社會觀相兼。
玄學之所以玄，就是因為其核心是以無為本，但卻不敢，也不能喊出‘以有為像’。所以玄學的終極觀點‘以有為像’沒有被玄學家們接受。王弼也說有不可以為像。
玄學的社會觀仍然逃離不了儒學。因為，你無論讓國家無為之治，你的家族內部，莊園內部的活動一定是有為的。玄學最主要的社會觀就是‘名教出於自然’，就是向儒學社會觀‘妥協’的結果。這一過程還非常複雜曲折，最終還是由王弼完成。
自由派哲學不能成為統治思想形態。因為以他這種‘自我’的世界觀無法提煉出可行的社會觀。何晏、王弼的思想使統治者更加放肆。以前‘德教’使官員以求賢為最高目標，退而求其次，求虛偽。（虛偽總比赤裸裸的搶殺要強的多）。讓天下的壞人先變成偽人，世界將更美好。以色列你能不能虛偽點，不要再赤裸裸的殺人了。
王弼死的時候也才二十四歲，他的理論過於偏激了，完全的‘無為’，隻代表了最高士族的利益，他的說法不要說寒門不同意，就是士族階級也不認同。三等的士族還想奮鬥成為二等的士族。二等的士族還想成為一等名士。世間萬物無時無刻都在動，即使人坐在椅子上相對的靜止，其實你的身體也在不停的轉動，瘋狂的衰老。人必須是“有為”的，三天不吃東西就會真正的靜止。
有人說什麼階級不階級，思想學術與政治無關，可是王弼的思想是用來指導政治的，所謂“以靜製動”、“以靜治國”、“無為之治”。
王弼出身名門高族，其爺爺（繼祖父）是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王粲四十一歲死的時候，曹丕帶文武大臣送葬，曹丕在墓前對送葬的大臣們說：“王粲好聽驢叫，你們都叫一會兒。”
於是一片驢叫之音！
貴族士族大莊園主，大企業家的思想學術的核心一定是‘自我’的自由。首先他有自由自在生活的能力。第二，可以使他們更方便的掙錢，哪裏有價差，他們就可以帶上資本去哪裏。所以貴族士族的思想學術一定以自由為核心。
而窮苦大眾，首先是要生存，別被克扣工錢；辛苦十年，升個小科長的時候，別被有後台的人算計。平民的思想學術以社會公正為核心。
中國儒學起於戰國世襲貴族衰弱之時，成熟於宋之後的小農社會。所以儒學形成了一種“公正”思想。甚至有時還走進極端，如不患貧，而患不均。
由於我國在魏晉南朝是貴族社會，這一時期出現了自由思想，不被後世小農學者理解。社會變了，怎麼理解？小農社會號稱‘富不過三代’，怎麼理解那個‘一富貴就是十幾代的時代！
這個自由思想以維護貴族利益為主，也波及到勞苦大眾。這和明末以王夫之為代表的自由思想是不同的。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王弼在後麵注上：民之遠於仁，甚於遠水火也，見有蹈水火死者，未嚐蹈仁死者也。
這表現出王弼作為高級士族的過度自信與張揚。孔子的意思是：我見過掉進水火之中而死的；沒見過掉進仁愛之中而淹死的。王弼卻展現出極端的譏諷：我見過踩踏水火而死的，沒見過踐踏‘仁愛’而死的！
曆史就這樣和王弼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恰恰他自己就是那個踩踏‘仁愛’而死的一位。王弼依附曹爽，常仗著年輕氣盛，能言善辯而欺辱士大夫。司馬氏政變成功後，先把他這一夥人革職，打發回家。然後再一個一個的殺，形勢再明朗不過。可是還沒輪到他，二十三周歲的王弼就先被嚇死了。
您有沒有被他人的不道德行為傷害過，他們應該在您麵前講道德。所以除了您一個人外，所有人都該講道德！任何可行的思想學說都要向社會‘道德’妥協。
自由是人的需求，必須由社會維護。道德是人對人類社會的妥協。他人的不道德行為一定會幹擾你的自由。